唐季珊知道阮玲玉喜欢跳舞，于是他接触她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邀请阮玲玉去最高级、最豪华的场合跳舞。跳舞是很近距离的接触，于是这样一来一去，阮玲玉渐渐地就和唐季珊有了感情。和张达民比起来，唐季珊显然更加成熟，事业有成，又懂得照顾女人，这让阮玲玉无法拒绝。
当阮玲玉开始和唐季珊交往的时候，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这封信并非是单纯的指责和谩骂，信中，张织云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
但在当时，阮玲玉是听不进任何有关唐季珊不是好男人的话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对于这封信，她没有作出任何正面回应。身为巨富的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送给阮玲玉，这座小洋楼极其漂亮，可以说唐季珊通过这个小洋楼完全博取了阮玲玉的芳心。
就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开始新的同居生活时，张达民发觉了这一切。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正当他失落之时，竟看到和自己同居8年的阮玲玉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要比他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嫉恨之心油然而生。
为了报复，张达民向阮玲玉索要5000元钱。当时的阮玲玉出于息事宁人的心理，想给钱了事。但唐季珊在边上冷言冷语地说：“你要给他钱是可以的，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的，他是一个无赖。”看到唐季珊阴沉的脸色，阮玲玉不得不改变主意：一分钱都不给。
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阮玲玉居然那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恼羞成怒，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露出来。”他将一纸状子递到了法院，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的东西，之后又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一来，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
为了自己的名誉，唐季珊必须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他要求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自己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他，两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本意上，阮玲玉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和唐季珊继续在一起，她也只好答应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表明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以此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恰恰在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有了新欢，这个新欢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舞女，舞跳得好，人长得漂亮，也经常去拍电影，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两人还是朋友。出于女人特有的敏感，阮玲玉跟踪唐季珊并发现了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此时，阮玲玉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为了脸面，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公开。
由于张达民的无情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此时她唯有把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
当时阮玲玉正在拍摄电影《新女性》。《新女性》是由一位年轻的导演指导的，他就是蔡楚生，后来他的作品《渔光曲》在国际上获奖，这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获得国际性大奖，蔡楚生也因此成名。《新女性》的最后一场戏是一场自杀戏，女主角在服药之后又觉得后悔，在临死之前，她对医生说：“救救我，我要活。”这个镜头拍得相当出色，在场所有的人都被阮玲玉的表演所打动，无不潸然泪下。
这个时候，导演蔡楚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退场，他一个人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阮玲玉，等到情绪平复下来以后，阮玲玉对蔡导演说：“我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她坚强。”蔡楚生和阮玲玉是同乡，可以说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在片场建立起来的。蔡楚生是学徒出身，他曾经在商店里当学徒，然后到电影厂做杂工，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自学，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一个有才华的著名导演。阮玲玉觉得，蔡楚生和自己一样，出身很卑微，就和他很亲近，就把自己是一个保姆的女儿，怎么样和张达民同居，又怎么样认识唐季珊，又怎么样和唐季珊同居，然后唐季珊又爱上了别的舞女，以及她内心的痛苦全都和蔡楚生说了。……两个人越走越近。当《新女性》拍完后，她和蔡楚生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就在阮玲玉和三个男人发生感情纠葛时，电影《新女性》又遭到了小报记者的恶意攻击，而且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女主角阮玲玉。
阮玲玉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结束自己的生命，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凌晨，阮玲玉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残酷的现实做最后的抗争。
３月７日晚上11点的时候，阮玲玉尚在联华制片厂与朋友一起畅谈，一起吃宵夜。12点左右，阮玲玉回到住所，其丈夫唐季珊已经入梦，阮没有惊动他，与母亲说了一些话后，以饥饿为由，让侍役煮了一碗面。阮玲玉即以此面就着30片安眠药服下，然后又喝了两壶茶水。之后，她先将事先已经写好的遗书放入抽屉中，然后推醒唐季珊，问他是否真心爱她，唐回答是。阮玲玉看着丈夫，说：“请你给我些安慰（意即指接吻一次），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唐季珊觉得阮的言语有异，急忙起来，一边温存，一边问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阮笑而不答。唐更加疑惑，急唤阮母，阮母入室，发现女儿已不能说话，这才发现桌子上有3个安眠药空瓶，知道女儿已服毒，于是赶紧送她去医院治疗。
因抢救过迟，阮玲玉于3月8日下午６点38分气绝身亡，年仅25岁。
阮玲玉的自杀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追随其香魂而逝。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为其送行者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阮玲玉死的当晚，张达民还在舞场跳舞。一位朋友将阮玲玉的死讯告诉了他，开始他不敢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当确信无疑后，他感到心中一阵发虚。
他来到万国殡仪馆，纵身伏在阮玲玉的尸体上号啕大哭。这时，他想起了与16岁便委身于他的阮玲玉相处六七年的恩恩怨怨，又想到自己也许将因阮玲玉自杀而成为万人唾骂之人。为了尽早开脱，他必须争取主动，让人们相信他还是爱着阮玲玉的，唐季珊才是罪魁祸首。
他马上找到几个相熟的记者，对他们说：“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能与君作长谈，唯一言以蔽之，愧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如今日之结局。”3月10日他还告诉来访记者，已三赴殡仪馆哀悼阮玲玉。他曾恳求他的兄长资助，想以“张夫人”名义安葬。但张家兄辈们阻止他这样做。
阮玲玉的死讯和遗书发表后，张达民果然受到多方指责。他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时，决心追究，绝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但他还是没敢参加3月14日的葬礼，数日后才来到墓地献上了一束花。
唐季珊在阮玲玉死后，推脱罪责的想法超过“丧妻之痛”。除篡改遗书外，当他发现阮玲玉服毒后，竟舍近求远，不将阮送到离家很近的广仁医院，却送往四川路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因该医院夜间不留医生，又送到蒲石路中西疗养院，耽误了有效抢救时机。但他还是做了充分的表演，首先在各报纸上刊登告示，曰：“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于国历三月八日戌时寿终沪寓，兹择三月十一日申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择日出丧，谨此讣闻。”入殓仪式上，唐季珊大谈他与阮玲玉的“真正爱情”，大骂张达民的诉讼“害死阮玲玉”，似乎阮玲玉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但舆论却对唐季珊多有谴责，他向记者表白道：“余为丈夫，不能预为防范，自然难辞其责。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是不久他还是娶了一位新夫人，之后又泡上一个酒吧女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