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今后两个月的休整问题，粟裕在报告的最后说：“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中央规定我们休整到三月底为止，因部队行动，到二月初开始休整，故休整时间只有两个月。此次休整应该比淮海战役更紧张，我们要发扬淮海战役的战斗精神来完成此次休整任务，要反对歇一歇的思想。现在蒋介石‘引退’了，敌人的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我们要抓紧时间，根据部队不同情况，区别休整任务的轻重缓急，以纵队为单位，制定休整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整训。整训的目的是为了过江，整训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
粟裕最后提出：“渡江问题，在不暴露军事秘密的条件下，可以公开动员，但不要说明我军何时从何处渡江。对部队不要采取欺骗办法，也不应该采取迁就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是不对的。淮海战役中，下边有不少同志把作战方针当作动员的材料，严重地泄漏机密，是个严重的错误，以后要防止。”
1月22日，华野的前委扩大会还没有结束，陈毅从西柏坡回来了。
陈毅向到会的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对渡江南进和部队整编作了动员，要求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分充分认识打过长江去”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要性，务必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决不能松懈斗志。
七、李宗仁多方奔走，四处求救
李宗仁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给他安排的一切，趁着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总理纪念周之际，搞了个简单的仪式，当上了“代总统”。
李氏一上台，有三项任务迫在眉睫。其一、为了结束内战，他不得不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对己有利的和平；其二，他还要巩固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最终消除蒋介石的影响；其三，他还必须要寻求美元，以制止通货膨胀，使经济复苏，获得民心。
李宗仁明白，在三件大事之中，谋和是主要的。不能和，只有输得一干二净。和，就可以争取时间，其它问题就可以慢慢解决。
所以，李宗仁在还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之前两天，即1月22日，他就将黄启汉从武汉召来，要他去北平，和中共进行直接的联系。
1月22日下午，黄启汉从汉口乘飞机到南京。当晚，李宗仁即约他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谈话。
李宗仁说：“启汉兄，近日旅途劳顿了吧！”
李宗仁的参议刘仲华说：“启汉连日为和平而奔波。14日在香港启程，15日到广州，后乘火车走了4天才到汉口，在汉口同白祟禧等人谈了3天。”
“健生（白崇禧字）他们对和谈是什么态度？”李宗仁问。
黄启汉说：“健生对我说，老蒋已经下台了，他要全力支持德公你，早日实现停战和谈。”
李宗仁问：“健生对共产党的八项条件有什么看法？”
黄说：“他基本同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但是他对第一条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接受第一条，惩办战犯就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怎么受得了呢？”
李说：“接受了后面七条，不接受第一条，明显让人认为是自己的名字与战犯有关，这样做不好。我会告诉健生，惩办战犯的事由我一人肩担。”
黄说：“临来的时候，健生告诉我，他的最终希望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
李说：“就怕共产党不答应。”
李宗仁显得心情沉重，面色阴郁，坐不安席，情绪烦躁。他向黄略微谈了谈蒋“引退”，自己“代理”总统经过，然后说出此次召见的目的。
李宗仁说：“启汉兄，我让你来，是要你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让他们停止进攻，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我已叫空军准备好了飞机，明天你们就去北平，趁博作义还没接受改编，解放军没有进城之前，去求见中共的领导人，向他们说明我们的和谈意愿，就说我李某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黄启汉第二天就飞到了北平。
送走黄启汉，李宗仁觉得应该多管齐下，与共产党早日建立联系。所以，他又于1月27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达了希望同共产党进行和谈的意愿。电报中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
……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伪。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
……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和祥，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931—933页）
李宗仁急于同共产党进行和谈，四处求援，致电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章伯钧等人，企求他们的帮助。然而，他们对李氏的请求根本不予考虑，在过去同国民党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早已把国民党一帮人的面目认清了。
李济深已从香港赴北平，他让黄启汉捎话告诉李宗仁和白崇禧说：“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李宗仁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黄启汉身上，希望他能尽快同共产党联系上，让解放军早日停火。
黄启汉在北平见到叶剑英，叶此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他对黄说：“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地粉粹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维护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和平。我们共产党人，除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之外，别无其他。”
叶剑英还对黄启汉说：“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首先欢迎你到我们这边来。”
黄启汉连忙说：“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
1月29日，黄启汉乘最后一架离开北平的国民党飞机回南京。李宗仁见到他迅速返回，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非常高兴地说：“总算搭上关系了。解放军何时停止进攻？”
黄启汉说：“这个问题，叶参谋长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见李宗仁似乎有些失望，黄启汉又说：“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了。”
李宗仁没有说话，他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加紧进行和谈，要不然共产党继续发起进攻，南京就会立即面临解放军的炮火直接射击之下。
1月31日，李宗仁召开内阁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确定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初步确定了代表团的几位代表。以后经过几次更迭，最后确定了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和江庸4人，其中邵力子最年轻，时年68岁，其余都在70开外。
黄启汉从北平回来后，李宗仁又委派他作为这个代表团的高级联络员。
与此同时，李宗仁加紧进行外交活动。
他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罗申对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
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什么呢？”
李宗仁派人去找美国人，并把他与罗申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们，本希望这样做可以引起美国人的重视，但却适得其反。美国人对此发表评论说：“李将军已经和苏使馆取得了联系，并且拟好了一项中苏间试探性的三点协议草案。（1）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严格的中立；（2）尽可能地驱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俄国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李将军已经原则同意了这三点，并且觉得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声明的话，他再就这三点谈判中可以增加本钱。”
李宗仁只好亲自到司徒雷登大使处去解释中间的误会。司徒雷登博士与李相交甚好，李在北平工作时，经常和他共餐，而司徒雷登则也请李去燕京大学进行答谢。
相反，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评价可不好。他在蒋介石下野后没几天，致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我对文告的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共产党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有悖于新民主精神。
“但文告进而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全文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军队能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他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另一缺陷更为严重。他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共产党的战犯名单（蒋名列榜首）所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裂。共产党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支持者们则在考虑如何应付共产党。至于说，共产党是想消灭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势态发展。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生气的共产党意志。一旦共产党铲除了这股势力，他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远地区政治上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司徒雷登出于过去的友谊，为李宗仁举行了一次茶会，并将英、法大使也邀来了。司徒雷登为李氏创造了一次寻求西方支援的好机会。
在茶会上，李宗仁说：“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的民主国家力图阻止国际共产党的扩张。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却控制了整个东欧，开始了对西方的‘冷战’。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在西方泛滥时，让它在东方自由泛滥是明智的吗？”
李宗仁滔滔不绝，大谈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他说：“我请你们注意，中国必将在世界未来政治发展中占枢纽地位。你们如果现在袖手旁观，将来则会后悔莫及。”
李宗仁在最后说：“我的政府并不向美国、英国和法国请求物质帮助，但我希望在座的先生们会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你们尊敬的本国政府，强调我们需要他们的道义支持。更具体地说，我敦促三位使节发表联合声明，对目前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表示深切的关怀，我请三国政府表示他们衷心的希望，希望谈判会导致和平解决，这样中国和全远东的和平就能维持住，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将会给与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相当大的鼓励、也将充分警告国际共产党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
李说完，瞅了司徒雷登一眼。司徒雷登采用猾头政客们常用的方法，避免看他。此时司徒雷登已不对李宗仁抱有多大的期望，他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出发，准备了两个策略：一种策略是在李政府垮台前，他在能力范围内先求支持李氏政府，目的并不是使其继续以军事抗拒中共，而是增强其力量，以便在谈判桌上能从中共得到较有利的条件。司徒大使的希望是，倘李宗仁能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其政府也许能成为一种对抗力量，而与共产党在长期基础上竞争。另一种策略是，一旦他发现李氏政府不能抵抗中共而垮台，他即要试图和中共达成某种和解，避免中国成为一个被苏俄控制的共产党国家。
英、法大使视司徒雷登的态度从事，他们只讲了几句措辞谨慎的话，把李的要求搁在一边。
然而，就在李宗仁疲于应付之际，蒋介石却又在他的身后插上了一刀。
蒋介石得知李宗仁未经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以私人的名义给毛泽东打电报，心里十分恼火。他给孙科打电话，要孙科抵制李宗仁，把行政院迁到广州。除此外，蒋还策动立法委员也前往广州。他对赴广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元300元的特别津贴。
孙科唯蒋命是从，一些立法委员也经不住蒋的诱惑，随同孙科的行政院迁往广州；李宗仁的南京政府一下子被弄得四分五裂，难以展开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事实上出现了“一国三公”的无政府混乱局面。中共2月5日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所谓的‘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
和谈还没有开始，李宗仁已经面临一场严重的政府危机。
八、总前委决定：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最好
1949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全野战军共有28万人，下辖3个兵团：
第3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辖第10军，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
第4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第14军，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
第5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辖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第17军，军长王秉璋，政委赵健民；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共有58万余人，下辖4个兵团：
第7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辖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第22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第23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