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国民党已民心丧尽，尤其一旦李的和平努力失败而委员长重新执政，更将不得人心。若他们随之南撤广州，必将丧失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他对中国有识之士的个人影响也将付诸东流，难以改善处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美国侨民利益。
（6）留在南京也可能被共产党地方政权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那时即可将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而他们也不会失去跟随他们的中国朋友。
当时，在南京城内，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想到的现象：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但驻华大使罗申却追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了；而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国驻华使馆却按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没有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使馆见美国人不搬走，也留下来以观其变。
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大使没有离开，这样新中国与美国人开始了首次外交接触。
据当时司徒雷登大使的报告，黄华曾与有过几次接触，双方谈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地位以及承认共产党新中国等问题。我们抄录几段司徒雷登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事情经过的一个侧面和美国人的态度。
1949年5月11日，南京。致国务卿。
正如国务院所知，原军调部共产党黄华目前是南京军管会外事局局长。到南京前，他在中共北平市政府担任同样的职务。黄是燕京大学校友，傅泾波的同班同学。上个星期，傅打电话到黄的办公室，并留下姓名。次日，黄回电说，他去看傅有所“不便”，问傅是否愿来看他。后来傅去了。黄客气地接待他，并问起他们的“老校长”。尽管他谈话时几次提到我，但很谨慎地不称呼我的官衔。他说他不承认我为大使，也不承认留在南京的别国大使，因为我仍是驻国民党政府的使节。他补充说，一俟时机成熟，应该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
傅建议黄去看望他们的“老校长”。黄表示愿意前往，但又说不能马上去。傅在谈话中两次提出共产党士兵4月25日闯进大使卧室。当傅第二次提到此事时，黄含糊地表示承认，并转达周恩来的话，说周恩来对此事件深感不安。会见历时1个小时，主要是黄在谈。黄对傅的态度相当友好，一直送他到大街上……说他会打电话过来。如黄华不主动邀请，傅将不再造访黄。
1949年5月14日，南京。致国务卿。
黄华的一名部下，原燕京大学学生昨天以个人身份拜访我。谈话很快转到政治问题。我们讨论了各种问题，诸如美国领事馆在中共控制下的地位等……。在我们会谈以后，我的年轻的朋友迅速向黄华汇报，黄后来要求约见我……。我猜想黄华拜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是否有必要接受黄华的拜访。
昨天晚上，黄到我宅邸拜访，逗留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谈话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我竭力不发表政治言论，直到互致问候以后，他先谈到这方面问题。然后，我认真地讲到各国人民、特别是我本人的和平愿望；也谈到尽管这是民众的普遍愿望，但危险局势依然在发展；谈到对下场战争难以描述的恐惧；谈到我深信目前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都是——是出于误解、恐惧、猜疑，而这些通过坦诚相见是可以消除的；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马列主义的恐惧，所谓世界革伞、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等于宣布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黄说起中国人民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不满，以及美国政策中的其他“错误”。我对此作了简要的回答。
黄问起我的计划。我告诉他我接到指示，并补充说：我乐意多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关注；我希望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多少有助于恢复这些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我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对此，黄也知道，我在中国一直为此工作。
对美国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承认共产党中国，黄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我答复说，这些条件加上有关缔约的公认的国际惯例，才是适当的基础。他对我就武装力量在华、特别是海军在上海的现状的解释极为吃惊。我方认为，这是由于在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期间，美国人的生命需要保护。他似乎从未这样想过，显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解释说，国民政府问题是内部事务，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可以得到承认。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无所作为，只有等待中国局势的发展。我暗示大部分国家会效仿美国。我解释了外国领事馆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之间非正式关系的作用。
黄详细陈述中国有必要与外国保持商务及其他关系。他说已向所有部队下达命令，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我们还讨论了闯入我的卧室一事。他答应在军事形势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查明侵犯者。他解释说，第一批进城的中共军队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没有思想准备，并且没有得到适当的指示。
我询问了有关中共内部的一些情况。他们筹备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的计划似乎仍处于初期阶段。我的印象是，中共由于局势发展提前，有点不知所措，尤其对接管上海的重任和管理它的能力忧心忡忡……
1949年5月31日，南京。致国务卿。
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我们探讨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地位问题后，考虑到共产党人坚持互相承认的现实，申述大使馆的意见如下：
第一，只要国民党政府存在一天，并且被美国承认，所有外交人员的外交地位不变。由美国与国民党政府间协商确立的地位不能一下子垮掉，而且不受目前共产党军事胜利的影响，如需要的话，我们驻布鲁塞尔大使1914年到19l7年继续驻留即为先例。
第二，只要国民党政府还没有真正灭亡，我们与中共的接触只能限于有关美国人的福利和财产方面的咨询与抗议。
第三，国民党政府灭亡后，我们的地位类似美国撤消承认的国家里的外交人员。这种地位将一直持续到从新当局那里接到撤离的明确通知之后，再经过一段适当的撤离时间。
第四，国民党政府灭亡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经国务院授权，就一般性问题与中共交换意见，尽力确定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政府。我们设想此时共产党已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并建立起外交机构。我方避免任何含有承认的行动。
第五，如果确认存在事实上的政府，大使馆如实向国务院报告；需要的话，将提出我们认为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
第六，大使馆感到，中共在承认问题上，从其目的和理论出发主张必须绝对和立刻互相承认。他们的态度表明其采取的是典型的共产党立场。他们认为，外国使馆和领事馆不会给中国利益带来什么好处。共产党显然不了解，现有的这些机构最有利于确认事实上存在的共产党政府和合乎需要地承认它的存在。同时，中共似乎把接纳外国外交人员看作是放弃自己经过艰苦斗争赢得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没有对方的直接让步是不应该牺牲的。他们显然认为，目前的外交机构把他们的政权置于低下的地位，并且显然不明白，从他们组成新政府时刻起，直到得到广泛的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外交都处于劣势。
第七，大使馆相信，如果中共确信外交和领事人员主要从事政治、商务、间谍与宣传等活动，共产党对相互承认的态度可能会继续下去。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之所以对大使馆采取这种态度，也是基于他们对大使馆的存在为难，没有确定采取什么步骤。
第八、最近有迹表明，南京可能被保留为中共政权的首都，而且我们也认为，新政权极有可能建立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大使馆撤离后，使馆的办事机构应在南京保留，直到确定首都不在南京，或者共产党要求我们离开。即使政府永久性地设在其他地方，也有使馆办事机构继续留在前首都的先例，直到可以方便地迁移到新首都……
1949年6月8日，南京。致国务卿。
6月6日，黄华邀请我喝茶。在场的只有林克（燕京大学校友）和傅泾波。谈话主要由黄华引导，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更具体地提到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从这次讨论中，我得到两个明确的印象：
第一，中共急于想让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黄华说它已经完全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正在逃亡。只要中共军队拿下广州，这个政府即被击溃。
第二，对中国的外交领域行使独立自由的权利的高度敏感。
我们第一次会面时，黄已提出外交关系问题……。我再次解释美国为什么只能处于被动地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我接着说，共产党政权目前不过是一个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牢固地占领着日益扩大的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现在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名义上处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而且直到目前共产党还没有全国范围的行政机构，好让其他国家与之联系。我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以后，仍留在南京的各使团团长（苏联除外），可以被中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他引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大意是说中共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条件下，承认任何国家。
我提醒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我们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利拥有他们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政府执行威胁双方互利或致力于推翻别国的政策，那么这显然就不仅是纯属中国的问题了。
我进一步努力解释占领区领事馆的现状，不过没有成功。黄华重申中共对外国领事馆的态度是基于它们最初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设立的，并且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当问我……（国民）政府迁移到台湾，我们如何行动时，我回答说，我们外交使团极有可能不愿随它去那里，我认为这也是其他有关国家的立场。他回避答复诸如中国首先共产化、还是工业化，联合政府是否尽可能包括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等等问题，说这些完全是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的问题。
在讨论中国需要复兴经济之后，我问他能为未来我们两国间的相互关系做些什么，这是我一直首先关心的大事。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需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共只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它的关系。像往常一样，他反复说美国政府“过去的错误”，即错误估计国民党的力量，保留军事顾问团，以及不断援助国民党，等等。鉴于前边谈话回顾了“1943年援华法案”，我仅指出，法案曾推迟装运一些物资，后来不断运到的援助物资并不在美国政府控利之列。
我接着表示了许多美国人的看法。他们对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理论普遍抱有恐惧。这种理论鼓吹通过暴力发动世界革命，直到所有其他国家通过革命或通过严密组织的颠覆活动，实现共产化。这种恐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人的态度。
会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讨论的其他几个话题将分别电告。会谈是坦率的，几乎不时越出中国人的一般礼节。但两人对我十分友好，并以各种不拘小节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友好态度……（《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301页。）
由于美国始终不能放弃干涉中国的立场，不能抛弃国民党政府，所以当时共产党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好转。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一无所获，只好于1949乍8月2日动身返回美国。毛泽东在司徒雷登走后，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其中写道：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4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