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烟头掐了，严正地说：“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六十万，而是一百万，另外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长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过于几天，刘仲容又去了双清别墅。周恩来对他说：“黄启汉先生前两天回南京了，我们让他劝说李、白二位。今天让你来，主席有话托你亲口转告李、白两先生。”
毛泽东笑着问他：“你；还敢回南京吗？我可以为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
刘仲容郑重地说：“当然敢去，保证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可以向李、白两位先生转告下面这几条：（1）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2）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谈判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都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4）现在双方就要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两先生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另外，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来去接送，举行欢迎欢送会，还把全家暂迁他处，将自己“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泽东使用。
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张治中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黄绍轮、刘斐。
当黄、刘乘坐的汽车来到双清别墅门前，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到，毛泽东便亲自来到汽车跟前，迎上来同两人握手。黄、刘二人见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饭时，张治中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他们：“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黄、刘感谢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
毛泽东又问：“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
黄绍竑答：“广西容县。”
毛泽东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毛泽东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呵，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黄、刘二人见毛泽东的态度很亲切、随和，顿释紧张。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城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黄绍竑说：“李德邻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德公什么事业做不了主。国民党的事都坏在蒋介石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身上”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李宗仁确有难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
黄绍竑和刘斐听毛泽东这样说，都来了兴趣，问道：“哪六亲无靠？”
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二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一直谈到午饭开始。
在饭桌上，刘斐就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巧妙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不明白刘的话中意思，如实地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又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立即笑了，连忙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七、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国共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
周恩不定期对黄启汉说：“我们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们的几点具体意见转告德邻和健生两位先生。”
黄启汉立即答应。接着周恩来说：“请转告他们：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黄启汉很感动。他于当天下午就乘飞机飞回南京。下午6时住进了傅厚岗69号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见到他后，问道：“北平的和谈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把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活动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一席话一古脑儿地说出来。李宗仁听得很认真，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他觉得奋斗了几个月的和谈，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听完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让他的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再次向毛泽东表示“诚恳求和”的意愿。原电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请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更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转引自《归根——李宗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27页。）
在秘书起草电报时，李宗仁对黄启汉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在汉口见到白崇禧。
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说：“长江这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174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桂系的中坚分子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说完这句话，黄进一步向白崇禧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是毛泽东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他还拿出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送给李宗仁看。
刘仲容递过报纸说：“这上面有一篇很重要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文章是毛先生亲自撰写的，表达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接过报纸，一行行黑字映入他的眼帘。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不利。
“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手拿报纸，脸色越来越苍白，他只觉得眼前的铅字越变越黑，模糊中只觉眼前一片黑暗。他很久以后才放下报纸，望着刘仲容，问：“你说这是毛润之先生亲笔撰写的社论？”
刘仲容答：“是的，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这样说的。”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公馆，而是先到了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就问：“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的一番话也有道理，他们同蒋介石不一样，蒋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蒋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么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我李宗仁往哪里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四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黄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没有怎么样。”
黄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提起这件事，也许触动于李宗仁的某根神经，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作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难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帆。如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给蒋介石。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4月12日，刘仲容乘“天王号”专机飞回北平，同机还将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接走。
八、周恩来说，无论和谈协定签字与否，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通过广泛的接触，正式谈判开始子，双方代表团于4月13日晚召开第一次会议。
晚上九点，张治中等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心情沉重地来到会场——中南海勤政殿，这是一栋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大厅，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条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坐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
会议没有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开始后，同恩来首先发言。他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对此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