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罗诺西茨克村的最尽头，在村长普罗科菲的木板棚里，打猎的人误了时间，留在这里过夜。他们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一个是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一基马拉伊斯基，这对他根本不合适，因此，全省都直接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里，现在到这里来打猎，是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每个夏天都在Π伯爵家里做客，在这一带地方，他早就熟如家人了。
还没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清瘦的高个子老头，留着长长的唇髭，坐在门外边，吸着烟斗；月光洒满他全身。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身影。
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故事。顺便说件事吧，他们谈论村长老婆玛芙拉，一个健壮而不笨的女人，一生中从来就没出过自己的村子，从来没见过城市，没见过铁路，而最近十年，她光坐在炉子边，只是到了晚上才到屋外去。
“这有什么奇怪呢！”布尔金说，“性格孤僻的人，他们像寄居虾或者蜗牛，尽力要钻进自己的硬壳里去，世上还不少哩。或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回到人类祖先还不是社会动物，而是独个儿寄住在洞穴的时代；要不然，这不过是人们性格中的一种怪癖罢了—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研究类似的问题不是我的事儿；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不用到远处去找，就说近的吧，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个叫别里科夫的人，希腊语教师，我的同事。您当然听人说过他。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任何时候出门，甚至天气非常晴好的时候，都穿着套鞋、带上雨伞，并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装在布套里，表装在灰色麂皮套子里；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他的脸看起来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他戴墨镜，穿绒衣，用棉花塞住耳朵孔，他一乘上马车，就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之，可以看出，他孜孜以求的，就是用一个外壳包住自己，可以说是为自己制造一个似乎能使他与世隔绝、防止外界影响的套子。现实使他愤懑，使他害怕，使他终日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也许是他为了替自己的胆小怕事、厌恶现状制造借口吧，他总是称赞过去的东西以及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而且，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质上也是他借以躲避现实生活的套鞋和雨伞而已。”
“‘啊，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多么优美啊！’他说道，脸上露出扬扬得意的表情；而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就眯起双眼，伸出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
连自己的思想，别里科夫也要极力把它藏在套子里。对于他，只有那些通告和报上的文章，如果上面写有禁止什么的，才能心领神会。如果通告上禁止中学生晚上九点钟后上街，或者有篇什么文章禁止性爱，他心里就明明白白，没有疑义；禁止了———这就好。作出一项决定，一事得到许可，在他看来总隐藏着令人怀疑的成分，总有点言而不尽、含糊其辞。城里决定建立戏剧小组，或者开办个阅览室，或者茶馆什么的，他就老摇头，轻轻地说：
“这，当然，行是行，这一切都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一切违反法律、不合规矩、脱离常规的事都使他沮丧，尽管这些事看起来同他又有什么相干！如果有个同事参加祈祷迟到了，或者传出风声说中学生怎样怎样淘气，或者有人看见女教师晚上很晚还同军官在一起，他就忧心忡忡，老是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而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小心谨慎，他那种无端怀疑，还有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见解，简直使我们受不了。他老是说着那些话：在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年轻人操行不好啦，在课堂上吵得很啦，‘哎呀，千万别让上司知道了，啊，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要是谈起把佩特罗夫从二年级开除出去，把叶戈罗夫从四年级开除出去，这就很好。你猜怎么着？他就凭着他的唉声叹气、怨怨艾艾，他那架在苍白的、小小的脸—你知道不，小小的脸，就像黄鼠狼的脸—上的墨镜压制我们大家，于是我们就让步，降低了佩特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关他们禁闭，到头来不得不把佩特罗夫和叶戈罗夫开除了事。他有个怪习惯——到我们宿舍来串门。他到一位教师家里，就坐着，默不做声，仿佛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他默默地这么坐着，过一两小时再离开。他把这叫做‘与同事保持良好关系’，况且，看得出来，到我们这里来坐坐对他也并不好受，他之所以到我们这里来，只不过认为这是同事的义务罢了。我们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你看，怪不怪呢，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人，非常正派，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作品的熏陶，可是这个老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整整控制了十五年！何止是一个中学，简直是整个城市！我们的太太们星期六不举办家庭戏剧晚会，就怕他知道；教士们羞于当着他的面吃荤和玩纸牌。在别里科夫这号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年、十五年，在我们城里变得什么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寄信，怕结交朋友，怕看书，怕帮助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咳了几声，想说几句话，但他先点燃了烟斗，又看了看月亮，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的，读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还有别的例如勃克尔等人的著作等等，可他们还是屈服了，容忍了……还真有这种事呢！”
“别里科夫就住在我住的那幢楼，”布尔金继续说，“与我同一层，门对着门，我们常见面，因此我熟悉他的家庭生活。在家里他也是老一套：穿长袍、戴尖顶帽、下护窗板、上门闩，一整套的禁忌和限制，也是‘啊，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吃素对身体有害，吃荤又不可以，好像是怕人们会说他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牛油炸鲈鱼——这菜不是素的，但又不能说它是荤的。他不雇用女仆人，怕别人会认为他行为不端，而雇了个叫阿法纳西的厨子，此人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常常喝得醉醺醺、傻头傻脑的。他从前当过勤务兵，能凑合着做饭烧菜。这个阿法纳西通常把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门边，老是深深地叹气，嘟哝着一句话：
“‘现在啊，他们孳生得可多啦！’”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睡觉，总要蒙住头；里面又热又闷，风把关上的门吹得嘭嘭作响，炉子发出嗡嗡声；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蒙在被子里也提心吊胆的，他怕闹出什么乱子来，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怕小偷会溜进来，然后就通宵做恶梦；而到了早上，我们一起去学校的时候，他就没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所去的这所人数众多的中学，对于他来说是既可怕，又格格不入。其实，并排同我走，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
“我们班上吵得很，’他说，仿佛是要为自己沉重的心情寻‘求辩解，‘真不像话。’“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你知道不，差点儿就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迅速回头看了一眼木板棚，说道：
“你开玩笑！”
“是的，差点儿结了婚，尽管这事很奇怪。给我们派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乌克兰人。他不是独自一个人，而是带了姐姐瓦连卡一起来的。他年轻，个子高，黑黝黝的，手很大，从他的脸孔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事实上，他的嗓音果真像是大木桶里出来的：嘭、嘭、嘭。她呢，已经不年轻，三十来岁，但也是高个子，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颊，一句话，她不是个小姑娘，而是一颗水果软糖——早该出嫁了，再者，她活泼好动，爱说爱闹，老是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笑，动不动就能听到她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第一次正式同科瓦连科姐弟俩相识，我记得是在校长过命名日的时候。在一群连把出席命名日庆祝会都看做是一种责任、严肃古板、沉闷无聊的教育者中，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新的阿佛罗狄忒从浪花里诞生了：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着、唱着、跳着……她动情地唱了一曲《清风吹拂》，然后又唱了一首抒情歌，唱着唱着，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都迷住了，包括别里科夫在内。他挨着她坐下，甜蜜地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以其温柔委婉和悦耳动听使人想起古希腊语。’”
“这话使她很舒心，于是她就富有感情地，并且是令人信服地告诉他，在加佳奇县有她的田庄，田庄里住着她妈妈，那里有多好吃的梨子，多好吃的香瓜，多好吃的西葫芦！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西葫芦，而把西葫芦叫做小酒店。他们那里熬一种红红的、紫紫的红甜菜汤，‘真好吃，真好吃，好吃得不得了！’”
“我们听着、听着，突然间都萌发了同一个念头：
“把他们配成夫妻，倒是件好事。’校长夫人轻轻地对我说。‘“不知怎的我们都想起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我们怎么至今没有注意到，我们竟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至于现在我们都感到奇怪起来。他通常怎样对待女性？他怎样替自己解决这个迫切问题？以前我们对此漠不关心；也许是我们认为一个不管什么天气都穿套鞋、睡觉总要挂帐子的人，决不可能恋爱。“他早就超过四十岁，而她三十……’校长夫人向我解释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会嫁给他的。’”
“在我们外省，由于无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干了多少毫无必要的荒唐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情，就根本不干。您瞧。干吗我们突然要给这个别里科夫做媒？他可是个连做丈夫都不可设想的人啊！校长夫人、副校长夫人以及我们中学的太太们全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漂亮了，仿佛突然发现了生活的目的。校长夫人在剧院里订了个包厢，我们就看到在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连卡，手摇扇子，容光焕发，招人喜欢，她身旁坐着别里科夫，个儿小，又佝偻着背，活像用钳子把他从家里拖出来似的。我办晚会，太太们就要我一定得把别里科夫和瓦连卡都请来。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连卡并不反对嫁人。她在弟弟这里生活也不很愉快，只知道整天争吵、相骂的。给你说个例子吧：科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他高大健壮，穿着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宽檐帽里溜到额头上，一只手里捧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握了根满是节疤的手杖。他后面跟着姐姐，也捧着好多书。”
“你呀，米哈伊利克，这本书没读过！’她大声地吵着说，我‘‘对你说，我敢打赌，你根本没看过这本书！’“可我告诉你，我读过了！’科瓦连科喊道，把手杖在人行道‘上敲得直响。“哎呀，我的天，米奇克！你干吗生气呢，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性问题呀。’“可我告诉你，我读过了！’科瓦连科叫喊得更响了。”
‘
“在家里，不管有什么外人，也是两人对骂。这样的生活，看来使她过腻了，她希望有个自己的窝儿，况且年龄也当在意了，现在已容不得挑挑拣拣，嫁给谁都行，哪怕是嫁给希腊语教师也可以。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这里大多数的小姐，都是不管嫁给谁，能嫁出去就行。不管怎么说，瓦连卡对我们这位别里科夫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而别里科夫呢？就像来我们这里一样，常上科瓦连科家去，他到那里，就坐着，默不做声。他默不做声，瓦连卡就给他唱《清风吹拂》，要不就睁着自己的黑眼睛，若有所思地瞧着他，要不就突然大笑：
“‘哈、哈、哈！’”
“在男女恋爱，特别是在结婚中，怂恿撮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家—包括同事和夫人—都来说服别里科夫，说他应该结婚，说他生活中除了结婚一事，什么都不缺了；我们大家都祝贺他，一本正经地说些各式各样的庸俗话，比如婚姻是严肃的一步啦；再者瓦连卡又长得不难看，逗人爱，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啦；而主要的，这是第一个对他亲昵、恳切的女人啦—他头脑昏昏然起来，于是他就拿定主意：真该结婚了。”
“这会儿他的套鞋和雨伞总该扔掉了吧？”伊凡·伊凡内奇插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