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闸是北京邻近紫禁城东北角的一条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知的“沙滩”，即北京大学所在地；曲折向东南，东口外是北河沿，推想原来一定有水闸在某处，早已没有遗迹了。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内路南一个小院落里。宅舍是北京下层居民的规格，方形的小庭院，北房三间，西端有门道，东西房各两间，自然都是平房。我住在西房，大概有两年吧，柴米油盐，喜怒恩怨，大部分化为云烟，只有邻居的两个人，多年来影子一直在记忆中晃动。
一个是湖南人，男性，二十多岁，姓邓，因为同院人都叫他老邓，所以连名字也不记得了。他比我来这院较晚，住在北房东头一间。大概是来北京找点出路，所以并未上学。生活费用由老家供应，不多，而且时间不准，所以常常贫乏。他的特点是十足的憨气，脸上总是很严肃，即使别人同他开玩笑甚至耍戏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还没结婚，有人问他想娶个什么样的，他说一要美丽，二要长发梳头，三要缠脚，四要会诗词歌赋。听的人立刻想到，他心目中的如意佳人是崔莺莺、杜丽娘之流，不禁在背后暗笑。可是他很认真，说不是这样的就终身不娶。
北房西头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姓王，资本家的子弟，还在大学上学。女的姓吴，江南人，青楼出身，明媚俏丽，颇有河东君的风度，只是天足而不缠脚，更不会诗词歌赋。王为人马马虎虎，一切无所谓。吴有些孩气，开朗，喜欢开开玩笑取乐。于是不知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吴向老邓表示，她不想再同王混下去，如果老邓愿意，她可以扔开王，同老邓白头到老。老邓立刻信以为真，于是作娶吴的准备，还常常同邻居谈他的香甜计划。有一次，同邻居的某人谈这件事，某人说，吴长得不坏，人也爽快，只是有缺点。他问什么缺点，某人说，发太短，脚太大，而且不会诗词歌赋。他直着眼痴呆了一会，没说什么。可是进取之心并没减少，常常问吴什么时候可以舍旧奔新。有一次，是当着我的面催促吴，吴说：“老王还有半袋面，等吃完了办理，咱们可以省一点。”我回到自己屋，同妻谈起这些话，两个人都大笑。可是老邓似乎完全相信，仍在痴心地等着。后来，半袋面吃完了，吴终于告诉他，是“前言戏之耳”，这个玩笑才以悲剧告终。
推想老邓受的打击不小。有一天，他吃醉酒回来，将近半夜，全院听见他在屋里高声自语：“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十八点。再来一杯。”这样反复说，足有个把钟头吧，才沉寂了。我同妻说，老邓准是醉后昏迷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忙着去看他，他不改常态，仍然那么严肃，深思的样子，问他，才知道喝的是水。
此后不久，他就迁走了，听别人说是住在东城某胡同。又过了不久，接到他某日在某饭庄结婚的请帖。到那天，我恰巧有事，不能去祝贺。老王去了，我问老王新娘怎么样。老王说，相当难看，而且短发大脚，没有什么文化。又不久，也许因为事与愿违，心灰意冷吧，听说他回湖南老家了。他没有来辞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又过了几年，听一个由湖南来的谁说，老邓作古了。死前生活怎么样，何因致死，都不知道；可以推知的是仍然怀有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幻想。“百岁应多未了缘”（清徐大椿诗），人生不过如此，也只好这样安息了。
再说另一个，女性，也是二十多岁，在我的记忆里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姓什么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记得中等身材，消瘦，衣服样式有些特别，性情冷漠，很少出屋，几乎没有同邻人说过话。她有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有些土气，像是塞外什么地方来的，也不同邻人说话。他们租住东房，不过一两个月就迁走了。用北京人好客好闲谈的标准衡量，这家人“死硬”，外地气重，简直是格格不入。这样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我回来，妻急着告诉我，说同东房那个女的谈了话，真把人笑死。我问是什么话，妻说：“她家男人出去了，看我一个人在院里，就叫我进她屋，请我坐下。然后她坐在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请问这位娘子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我几乎笑出来，胡乱应酬几句赶紧跑出来。”我听了，也觉得有些可笑，但更多的是感到惊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显然，她自以为还是住在章回小说和杂剧传奇的世界里，自己是小说戏剧里的，街头巷尾的所遇也应该是小说戏剧里的。可是，我们惭愧，是世俗人，离小说戏剧太远，因而就不敢再去交谈。不久，他们离开这院落，正如暗夜的流星，一闪，无影无踪了。
寄寓京华超过半个世纪，我接触的人不少，像这两位银闸人物还是希有的。他们是住在离尘世较远的诗化的或说幻想的世界里，虽然生涯近于捕风捉影，但是经常望影而想捕，也是不无可取的吧？这有时使我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堂吉诃德持长枪，骑瘦马，时时在向“理想”世界冲，桑丘·潘沙则处处告诫主人，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并没有什么神奇，究竟是主人对呢还是仆人对呢？可惜这两位银闸人物往矣，听听他们高论的机会不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