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霍金来到牛津大学主持重要的哈雷讲座，年轻的刚上任不久的物理学教授乔治·埃夫斯塔西奥被指派担任照顾这位来访的著名讲演者的任务。讲座设在牛津大学动物学系，那里有全校最大的阶梯式讲堂。埃夫斯塔西奥负责把霍金护送到讲堂去，那里600名学生、牛津大学的副校长、牛津当局的要员以及一些对霍金研究的问题感兴趣的人士都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霍金要先乘电梯到达楼下，然后通过一段走廊到讲堂。当时电梯门正开着，埃夫斯塔西奥正准备帮助霍金进到电梯里时，霍金已经开足马力冲到电梯里去，把埃夫斯塔西奥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埃夫斯塔西奥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当他看着这位被邀请来的讲演者冲向那狭小的电梯门时，他愣在那里束手无策。他简直不能相信霍金能够如此准确地以飞快的速度冲进那狭小的电梯门，他想跑几步去追上霍金的轮椅，但已经是不可能了，霍金的轮椅已经进到了电梯里面。然而，这时麻烦却来了。在霍金冲进电梯里时，轮椅的一个角扭歪了，使轮椅在狭小的电梯空间中卡住不能动弹了。这时电梯的门开始自动合拢，把轮椅后轮给卡住了。埃夫斯塔西奥这时焦急万分，因为下面的讲堂有那么多学生、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和政府要员在等待着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来作讲演，而霍金则被卡在电梯里进退两难，身有严重残疾的他也不可能扭身够着任何电钮。这时的霍金则非常镇静，他忙着给他的能操纵轮椅的计算机下指令。埃夫斯塔西奥急中生智，把他胳臂从电梯的门缝中伸进去，设法够到了开启电梯门的按钮。电梯门重新打开后，霍金将电动轮椅车来了一个急转弯，对着埃夫斯塔西奥咧着嘴笑起来，那笑中多少带有些顽皮的色彩。
霍金常常把电动轮椅车当作他的瘫痪身体的一个附属物，他的喜怒哀乐有时会通过他的轮椅车表现出来，因而轮椅车就成了他的个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他生气的时候，他无法对着别人大喊大叫，也不能通过让计算机发出那毫无表情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有驾驶着他那轮椅横冲直撞。他的个性中透露出狂躁，有时怒火会突然迸发，难以遏制。如果他感到有人在浪费他的时间时，他会突然地扭转他的轮椅车，急速地离去。当他对别人对他说的事情不感兴趣时，他也会扭转轮椅离去。在别人把他惹恼时，他会驾着轮椅车向别人冲去，要是躲闪得不快就有可能被压住脚趾头。因而他的同事和学生们都练就了机敏的快速反应能力。的确，霍金的个性比较特别，不易与人交往和相处。
霍金的个性中也有另外一面，他热爱家庭生活，闲暇时间常常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他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西大街驾着轮椅车，用他娴熟的驾车技巧逗着孩子们玩，他还同孩子们玩捉人的游戏，把孩子们逗得十分开心。但遗憾的是，霍金无法同孩子们玩球类游戏。无可奈何，珍妮只得既当母亲又当父亲，腾出时间来同孩子们一起玩板球、槌球之类的游戏。
霍金在这段时间得到的荣誉越来越多，简直是声名大振。从1975年到1976年，他就获得了六项大奖。他刚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回来，就获得了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爱丁顿奖章；没过多久，梵蒂冈的教皇科学学会又授予他庇护11世勋章；紧接着，他又获得了霍普金斯奖、美国的丹尼欧·海涅曼奖、麦克斯韦奖和皇家学会的休斯勋章。如此多的荣誉像光环一样罩在霍金身上，引来了许多崇拜者，其中有的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生，有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也有的就是一般群众。他在黑洞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果，使国际物理学界发现了他的天才，他工作的大学也开始认识到他的价值。霍金此时还被提升为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引力物理学的高级讲师，这是一个介于研究员和教授之间的学术职位。
随着霍金所获得的奖项越来越多，珍妮非但高兴不起来，而且显得日益消沉。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在西方开展起来，并得到法律和媒体的支持，妇女的权益和自尊开始多起来。这些都对珍妮的思想变化发生了作用。她十分高兴给霍金当一个护士，全力地支持她丈夫的辉煌事业，独自一人奋力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但是，这时的珍妮深深地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价值被忽视了。她开始感觉到自己就好像霍金的一个随从或一个附属物，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而凭她自己的才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性。正像她所说的那样，在剑桥这样一个十分看重学术的地方，如果你的惟一身份只是孩子的母亲，你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你感觉到在这里生活很困难。
剑桥这个古朴雅致的英国小城镇，这里的人看上去都文质彬彬的，但有时这些知识分子说起话来也十分难听，带有尖刻的讽刺意味。尽管大部分人认为珍妮是一个贤妻良母，精心地照料着自己带有严重残疾的丈夫，默默无闻地为家庭奉献着自己的一一切，但是，霍金的同行中也有一些妒忌心态严重的人，当他们看到霍金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大奖，他们的心态变得不平衡起来，便开始恶语伤人，珍妮便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在这种压力下，珍妮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感到十分伤心。同时，她也开始觉得自己为斯蒂芬献出了一切，为这个家庭献出了一切，而所有的荣誉都是斯蒂芬的，似乎与她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有些不公允。
于是，珍妮打算做些事情，她开始攻读中世纪语言学的博士课程，把西班牙与葡萄牙诗歌作为主攻方向。她后来在回忆这段历程时说，这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当我学习时，我的脑子在想着我的孩子们；而我与孩子们玩时，我的脑子又在想着学习。珍妮并没有被繁重的课程所压垮，她以超人的毅力挺了过来，完成了学业，并成为剑桥的一位教师。
然而，她还是没有摆脱那种“附属物”的感觉。她说，我不是‘附属物’，但我与斯蒂芬外出参加活动时我感觉到我就是他的‘附属物’，有时我没有被介绍给别人，我不知道如何跟别人讲话。”
客观地说，霍金从没有忘记珍妮为他的事业和健康所做出的一切，他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朋友、同事和同学提到珍妮为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他同时也为自己在养育儿女方面不能做更多的事情而感到抱歉。他多么想跟孩子多在一起玩玩，不仅是玩一些捉人和棋类的游戏，而且是与他们玩球类的游戏，像其他孩子的家长那样。但是，霍金实在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那严重残疾的身体对他行动限制很大，阻碍了他与孩子更多的沟通。
实际上，霍金的严重残疾使他摆脱了许多责任，在家里他可以不用去管家里大小的家务事，这些事情都由珍妮一人独揽。在单位里，他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头衔，但教学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他很少去管，他比一般教授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腾出时间来考虑宇宙学方面的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霍金对他所从事的专业有着极为深入的理解和令人吃惊的掌握程度。毫无疑问，如果他在家务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学校的行政和教学管理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就不可能在宇宙学领域中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霍金的事业有成，但夫妻之间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增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珍妮的心理上感觉到不平衡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分歧。珍妮有着极浓厚的宗教感情，她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她曾经这样说，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虔诚的信仰，我就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首先我不会嫁给斯蒂芬。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我将缺乏乐观的精神，就无法渡过难关，所以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而霍金虽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不能把他的宗教信仰吸收进他的宇宙观中。在这一点上，他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些相似。他的一番话反映出他对待上帝的态度：“我们是宇宙中一颗小行星上的微不足道的生物，我们的这颗小行星又围绕着一颗极为普通的位于一个星系边缘的恒星旋转。像这样的星系，在宇宙中有1000多亿个，上帝难道会关心我们这样的微乎其微的生物存在吗?”他这种对上帝的观念显然是同珍妮的宗教观相左的。
珍妮认为，霍金之所以有这样的宗教观，与他的身体状况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她说，霍金心中关于上帝的观念同其他人的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决定的。他是一个几乎完全瘫痪的天才科学家，人们很难了解他的上帝观和他是如何认识他与上帝的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