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是真心向佛、痛改前非，还是有投敌当汉奸之嫌疑，这与此案判决有重大的关系。董姚所着《北洋军阀兵戈(九)——北洋联帅孙传芳》认为：孙传芳退隐津门后，为了对付蒋介石，重振昔日雄风，曾想借助日方力量。但鉴于老长官吴佩孚曾陈棺言志、宁死不当汉奸，孙传芳也表示“决不出山”，并谢绝会见所有政客。在算卜先生的指点及靳云鹏的引见下，孙传芳遁入佛门，出资购买庭院，建天津居士林，请峨眉山高僧“富明”前来主持，取名法号“智圆”。孙传芳拒绝了土肥原的“劝降”，似乎一心向佛，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
因此，案发后靳云鹏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为孙传芳鸣不平：
馨远(孙传芳)系余劝其学佛，平时做功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除每星期一、三、五来林诵经外，在家做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日必行大拜(二十四拜)……而犹遭此惨变，殊出人意料之外，几使人改过无由，自新也不可得。
邵维国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则认为：孙传芳来天津后，大搞国家主义反对蒋介石，多次派人到处收拢旧部，以图东山再起。孙传芳在日留学期间，冈村宁次曾做过他的教官，还担任过五省联军顾问。土肥原与孙传芳曾是同学兼好友，这使孙传芳成为日本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方政要多次与孙传芳密谈，并诱之以各种好处，使孙产生反蒋东山再起的幻想。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孙传芳作恶多端，有投敌卖国的迹象，因此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大众生活》杂志当时就发表感言，说孙传芳皈依佛门，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经，立地复屠”的典型屠户。到底孙传芳是一心忏悔，以求在佛门中安度余生？还是以入佛门为掩护，暗中与日方勾结？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蒋介石与孙传芳积怨很深，蒋对孙大搞“国家主义”极为不满，对孙成为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深有顾忌。是否蒋介石指使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呢？这成为又一疑点。董姚提到“据说施剑翘之所为，所以敢于从容杀人，料知事后必被赦免无罪”，这也是当时一些知情者的推测。他们认为：施剑翘有强有力的政治背景，行刺很可能受蒋介石指使。
施剑翘在刺杀孙传芳之前，曾作过周密的计划，是否有蒋介石指派的人参与，现在不得而知，但有很多疑点。施剑翘曾去南京与弟弟施中杰商量刺杀方案，她说：
我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其他背景，只是为报杀父之仇。孙传芳正与日本人勾结，又与国民党作对。我作为一个女人刺杀这样一个大军阀，又为父报仇，容易引起同情，只要不被他们当场打死，将来到了法庭上，也不一定能定死罪。
可见施剑翘意欲刺杀孙传芳，很容易博得世人的同情，也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施剑翘在《告国人书》中提到：“孙传芳和日本人勾结卖国，我不马上打死他，他将使我的家仇变成国仇。”姐弟俩决定在刺杀成功之后，立即投案自首，以求从轻处理。施中杰在临别前嘱咐道：“只要大仇报成，即使身陷囹圄，也可以设法营救，无论如何也要保重啊。”他们准备得如此充分，似乎已经预示到了施剑翘将来可以特赦。这无疑也成为案情的一大疑点。除了准备传单和《告国人书》之外，施剑翘还写下了留给母亲、兄弟姐妹的遗书，并劝丈夫另娶。案后，这些准备对于施剑翘的减刑起了作用。
孙传芳被刺案发生后，立即成为热点新闻，各家报纸均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多数人同情施剑翘替父报仇，有些人甚至倾慕这种“侠女行孝”的行为。当河北高等法院最初判定施剑翘自首一节不能成立时，舆论界为之哗然。施剑翘在狱中日记中表示对判决不满：
公理何在？司法威信安在？夫翘自首一节，问诸检察官及其他司法者之良心，恐亦不能否认徒以投鼠忌器，情势使然，此翘之自首不能成立主要原因也……不过以此类推，为无数苦难之同胞牺牲在金钱势力之下者悲也。
施剑翘的狱中日记居然能公开发表，舆论界纷纷声援，指责河北高等法院和天津地方法院的文章屡见报端，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各界人士的呼吁、抨击造成强大舆论压力，河北高院遂以杀人动机出于“孝道”，“情有可恕”为由，为施剑翘减刑三年。与此同时，报刊杂志还纷纷刊登声讨孙传芳的文章，揭露他与日本人勾结的内幕，大力赞扬施女为父报仇为国锄奸的义举，为施减刑乃至特赦的舆论声援。一位名叫陈沅的律师在报上发表《为施剑翘呈特赦书》称：
施剑翘以一女子，手无缚鸡之力，在家为军务帮办之爱女，出嫁则为高级军官之夫人，年轻伉俪，且有儿子，乃能念念不忘泉下之故父，隐忍从事于报仇……事之布置周密，弹无虚发，事后之从容自首，视死如归……孝烈可嘉，智勇兼备也。
湖北一名军事教官则通电呈请赦免：“施剑翘廉顽立儒之精神，实堪令人钦佩，其罪不赦，公理何在？”
施家兄弟姐妹也一直为营救施剑翘紧张地忙碌着，一方面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方面暗中活动民国政要。施中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作参谋，为了营救施剑翘求助冯将军。冯玉祥疏通法院关节的同时，联合国民党元老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为施剑翘说情。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向全国发表公告称：
论其(施剑翘)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恩，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可原，现根据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
“情”战胜了“法”，圆满大结局结束了这轰动一时的民国大案。
但其中仍有许多谜团有待于进一步揭开，为什么施剑翘散发的《告国人书》迟迟不许见报？见报以后，为什么把孙传芳勾结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文字删除？为什么施剑翘出狱后，被秘密安置在北平，谢绝一切采访？
(唐永余)
孙传芳遇刺身亡的前前后后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许，寒风裹挟着冷雨，冬季的街头行人稀少。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香烟缭绕，钟鼓之声此起彼伏。殿堂内坐着几位身披袈裟的居士，正耐心等待着富明法师前来诵经。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个看似平常的下午，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位带发修行的女居士站起身，借口座位紧挨着火炉，感到燥热难耐，请求掌管佛堂事务的师父，让自己换到前排去，师父答应了。于是，这位女居士就缓步向前排而去。就在此刻，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女居士竟然从身上拔出手枪，对准前面的一位居士，就是狠狠的几枪……
这位带发修行的女子究竟是什么来历？为何要对吃斋念佛的居士扣下扳机？
苦海慈航、普度众生的佛堂，为何瞬间变成触目惊心的凶险之地？刺杀的背后，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还是另有隐情？
想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时间还要追溯到十九年前。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集团瞬间分崩离析，各地军阀纷纷据地称雄，尔虞我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着皖、浙、闽、鲁、陕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日本为靠山，占踞着东北三省。此外，还有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的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其中，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和孙传芳等人为代表的直系军阀，在英、美列强的支持下，为争夺北京政权，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展开了多次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夺得了中央控制权。
那么，孙传芳在直系军阀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直系军阀的整个历史演变中，孙传芳又起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祖辈务农，家境贫寒，直至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当了二房夫人，孙传芳的人生才出现了转机。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入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毕业后，孙传芳赴日留学，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孙传芳任直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一直驻守湖北，深受上司赏识，屡屡升职，由第六团团长升至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陆军第二师师长，一度还兼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
1924年9月，控制着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因为曹锟“贿选总统”一事，以及曹锟、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遭到了全国各方的反对。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系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随后，卢永祥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将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而展开激战，“江浙战争”由此爆发。结果，“江浙战争”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
“江浙战争”的胜利，对于孙传芳而言，意义重大。孙传芳不仅成功地把势力范围由福建、江西扩展到了浙江、上海等地，开拓了自己的地盘，更是坐收渔利，收编了卢永祥的余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并被曹锟政府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被授“恪威上将军”勋位。
然而正当此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挟其优势兵力南下，问鼎长江下游地区，并进驻南京、上海，威胁浙江。早就对富庶的沪、宁、杭地区垂涎三尺的孙传芳，当然不会容许奉军染指，“浙奉战争”由此爆发。孙传芳大军压境，一举夺得松江、上海，直抵石头城下。随即，又乘胜追击，渡江北上，直逼徐州。最终，“浙奉战争”以孙传芳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孙传芳凯旋后回到南京，于1925年11月25日召开了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社会名流蒋百里、章太炎为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其鼎盛时期的总兵力达二十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江防部队和一支航空队，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除吴佩孚以外最有实力的直系巨头。
然而，就在孙传芳的势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其草菅人命的残暴本性也渐渐显露无遗。表面上，孙传芳总是笑容可掬，给人以亲切和蔼之感，而实际上，却心狠手辣，赶尽杀绝，所以人们又称之为“笑面虎”。因他曾经担任过闽浙巡阅使，又被授予“恪威上将军”，所以，有人称之为“笑虎将军”。
这位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一口气竟用了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的麾下大将彭玉麟所说的“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来为自己辩解。
1925年11月，在皖北固镇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激战，交战双方分别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谢鸿勋部，和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施从滨部。这场惨烈的战役最终以孙传芳的胜利而告终，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
施从滨(1867～1925)，安徽桐城人。出生寒微，早年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从军。先是服役于直系，曾历任陆军第五师第十旅旅长、第十混成旅旅长；后归附皖系，任山东兖州镇守使、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等职；因颇得张宗昌的赏识，后又改投奉系，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11月，施从滨随张宗昌进军安徽，任奉军前敌总指挥，与孙传芳作战于皖北固镇。战役中，施从滨坐在铁甲列车内指挥作战，这时，孙传芳的谢鸿勋部绕到了固镇铁桥以北，切断了奉军归路，施从滨腹背受故，遂下令铁甲列车开足马力向北逃逸。而此时，铁桥上挤满溃退的奉军士兵，挡住了铁甲列车的去路，施从滨稍加犹豫，便咬了咬牙，命令列车开上桥去，顿时，桥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驶过铁桥，施从滨满以为可逃过一劫，哪知狡猾的孙传芳早已下令将铁轨拆除，致使铁甲列车顷刻间颠覆，施从滨及其随从全部被俘。
此时的施从滨已年届五十八岁，谢鸿勋派人将他送至蚌埠孙传芳总司令部，并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优待施从滨。身着上将制服的施从滨见到孙传芳之后，还向他行了军礼，然而，孙传芳对此却并未理会。
原来，当年施从滨率军南下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份电报，要施从滨与他合作，倒戈反奉，但施从滨未予理睬，对此，孙传芳怀恨在心。如今施从滨被俘，得意忘形的孙传芳竟然下令砍下其头颅，并悬首于车站上，以振军威。孙传芳的总参议杨文恺竭力劝说：斩杀俘虏有违惯例，尤其是对施从滨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更要慎重！然而，孙传芳却声色俱厉，非杀不可。随即，施从滨被送交军法处斩决，卫队团长李宝璋把施从滨押到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先用铁丝将他绑缚，再施以割首，并悬首于蚌埠车站上，还命人用红字在白布上书写“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以示羞辱，并暴尸三天三夜。
另据李藻麟所着的《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一书中记载：施从滨被杀其实另有原因。据说，施从滨被俘之后，孙传芳立即电告吴佩孚，吴佩孚回电就地枪决，施从滨遂被杀害。而吴佩孚之所以要杀害施从滨，则缘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交战，激战正酣之时，直系的冯玉祥突然临阵倒戈，致使吴佩孚陷入了绝境。吴佩孚企图利用津浦铁路，调运援兵到前线，同冯玉祥决一雌雄，但唯一顾虑的便是山东方面破坏铁路，阻挡直军北上。果不其然，山东方面表示反对直军假道，吴佩孚的最后一线希望终成泡影，手无援兵的他全线崩溃。而山东方面之所以反对吴佩孚假道运兵，据说是因为施从滨从中作梗，因此，吴佩孚对施从滨恨之入骨，意欲除之而后快。
上述这种说法只是源于孙传芳事后对自己的亲信幕僚所述，尚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实。而孙传芳所部将领则大多认为，由于此次战争出乎意料的顺利，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上海、江苏和安徽，致使孙传芳得意忘形，于是，如同儿戏般地杀害了施从滨。
把败将之首级高悬于车站之上，这对于杀人不眨眼的“笑虎将军”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孙传芳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这一声无关痛痒的命令，导致了十年后天津佛教寺院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那么，那颗高悬于蚌埠车站上的血淋淋的头颅，与十年后触目惊心的佛堂血案，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就在施从滨被割去首级的第二天，在一间普通的房间内，一位年仅二十岁的女子正掩面而泣。方才使者的诉说，让她仿佛亲眼见到了亲人被悬梁示众的可怕一幕，那触目惊心的场景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如同梦魇一般缠绕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