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亚洲的金融飓风
20世纪，乔治·索罗斯制造了亚洲许多国家的金融飓风，泰国、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澳大利亚）、韩国以及中国香港都在这次金融飓风中出现了重大损失。黑色风暴一方面见证了索罗斯个人的能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在金融策略上的性格特征。
黑色风暴第一波：泰国
1992年，泰国政府打开了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不但允许外资进入，而且对于外资给予了更加优惠的政策，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
曼谷国际银行在泰国建立起来，外来投资者们能够通过这家银行获得贷款，这时华尔街的金融投资家们恰好对东南亚市场虎视眈眈，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基地作为开发这一带市场的切入点。其实当时泰国国内的利率高于国际上的美元利率，但是，泰国实行的开放引资的政策却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颇为关注，他们觉得或许泰国能够成为向东南亚进军的突破口，于是大量的国外贷款涌入泰国市场中。
泰国金融家看到大量低息美元贷款纷至沓来而欣喜不已，他们也开始对基础产业产生了浓厚兴趣，比如说房地产等，于是，许多银行家不约而同地将50%的贷款投入到房地产业上，以至于房地产业资金迅速膨胀，供求结构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呆账、坏账数量在银行方面日益剧增，很多贷款无法收回，资产质量恶化情况严重，市场已经濒临危机边缘。
索罗斯也开始对亚洲的新兴市场进行干预，1993年马来西亚成为索罗斯小试牛刀的地盘，他开始筹谋对亚洲市场进行攻击。
当时许多投资者认为马来西亚货币令吉的币值会出现上涨，在索罗斯的带领下，国际金融投资者对令吉开始了围剿，但是马哈蒂尔作为马来西亚总理却和索罗斯的意见相悖，他企图捍卫令吉的币值的现状。在交锋之后，索罗斯并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效果，小试牛刀并不算成功。
但是，索罗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小挫折就一蹶不振，他随后调转马头奔向墨西哥市场，在那里，他如愿以偿地大赚一笔，然后又将心思向亚洲转移。这一次，索罗斯更加小心翼翼，他并不是鲁莽地采取行动，而是另觅良机，开始了细致的筹划并拟定方案。
1996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空前繁荣，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引导着各个银行提升利率，尽管这种做法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但是也让很多资金找到了套利的关节点，索罗斯就利用了这样的机会。
各个银行每天经手很多海外套利资金，以泰国银行业为例，每天都需要经手高达20亿～30亿美元的海外套利资金金额。银行本身也开始借入美元、日元和马克，因为它们的利率低于泰铢、令吉等货币，所以银行可以利用这种对比来赚取利差。根据当时泰国的有关资料显示，泰国各商业银行有着超过l万亿美元的海外借款总额，其中短期借贷占据了95%的比重。
虚幻繁荣景象掩盖不住从东南亚地区传来的危机气息，而泰国的危机似乎更为严重。1997年2月，布尔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向人们发出预警：亚洲等新兴市场吸纳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市场的空气中弥漫着“不理性的热烈情绪”，这不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现象，人们或许会为此而尝试到痛苦不堪的大危机。
然而，东南亚各国对布尔曼的警告似乎并不重视，索罗斯下决心要对东南亚的银行进行狙击，正如他对英格兰国家银行所采取的策略那般。
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受到货币市场投机盛行的影响而对币值的变化率出现动摇，他们担心资金流入国内的速度过快也会加剧流出国内的速度，这一进一出之间必然会引起汇率急剧波动。然而，资金的水龙头已经被打开，要想重新拧紧恢复原状恐怕不易。东南亚各国银行似乎已经感受到大难临头的预兆。
索罗斯在深思熟虑后，决定从泰铢下手。当时泰国是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中最为开放的一个国家，进出的资本有着高度的自由，加上泰铢兑美元长期盯紧，汇率比较稳定。另外，泰国经济中金融业因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而不振。同时，索罗斯观察到这些日益暴露的经济弊端并没有受到泰国当局的重视。
泰国当局想要吸引外资、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维持高利率，这导致泰国的经济在债台高筑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终难以自拔。一些投机商开始针对摆脱债务一事为泰国提供方法，他们认为泰铢贬值是最佳途径。可是，立即实现货币贬值并不是泰国当局的选择，因为他们知道如此一来，外资会从泰国撤离出去，这甚至会引来泰国经济的大崩盘。因此，泰国政府只能力保汇率的稳定。然而，这样又会使得泰国的许多企业濒临破产，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投机商可以从中获得投机的机会。
这些投机的机会被索罗斯看在眼中，他在思量后决定先从泰铢下手，企图将整个泰铢堡垒击垮，继而对东南亚进行全面扫荡。先攻击弱者是索罗斯惯用的手法之一。因此，索罗斯在不动声色中将资金对准东南亚，期待时机成熟，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
泰国房地产的泡沫从1997年初开始呈现出消退趋势，很快便破灭开来，不计其数的外国投资者将泰铢抛售一空，索罗斯认识到自己发动攻击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对泰铢开始了全力进攻。在索罗斯的威力下，泰国金融市场已经惶恐不安，在东南亚其他金融市场上也感受到了“余震”。
索罗斯于1997年2月对东南亚诸国“宣战”，当时市场上流传着泰铢将被强制性贬值和泰国政局不稳的谣传，索罗斯对这样的谣传加以利用并将泰铢大量抛售。与此同时，泰国国内银行挤兑现象频出，泰国国内金融体系日益混乱。
泰国中央银行于1997年3月3日公开宣布：国内公司存在着资产质量不高、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其中包括9家财务公司和1家房地产公司。索罗斯听到这个消息后意识到泰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于是他坚定了对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股票抛售一空的想法，这一次他同样是先发制人。此时，泰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泰国政府为了保护泰铢地位，不惜投入20亿美元进行补救，最终风波才逐渐平息。
索罗斯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泰铢的攻击。各大对冲基金在索罗斯的影响下开始对泰铢进行抛售，这种形势让泰国政府深感苦恼，它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泰铢的汇率不断下滑。1997年5月，泰铢贬值的谣言在金融市场上再次流行开来，索罗斯同样利用了这次的谣言，他利用对泰铢的抛售引发了泰铢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泰国央行不得不用尽全力进行抵制。于是，它用50亿美元做赌注，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对索罗斯的反击，企图以此击垮索罗斯最初的想法，让他退出泰国金融界。
泰国中央银行联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方形成一种联军之势，并启动了120亿美元的巨资来对泰铢进行吸纳。另外，它们借鉴1994年马哈蒂尔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银行给索罗斯拆借泰铢。随后将利率大幅度地提升，原来10厘左右的隔夜拆息升至1000~1500厘。这些策略获得了一定的效果，泰国政府骤然抽紧银根让利息成本大增，犹如给了索罗斯当头一棒，在措手不及中，索罗斯损失了3亿美元。除此之外，泰国政府又下令不准国内银行对离岸投机者拆借泰铢，刻意将离岸与在岸市场分隔开来。这些政策让泰铢汇率暂时稳定了下来，投机者们遭到了重创。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被泰国方面的措施吓倒，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投资经验认为对方的这一系列政策不过是所能够使用的全部招数而已，此后必将再无新意，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虽然暂时受到了损失，但和泰国方面相比，这些损失简直微不足道。所以，在分析后，索罗斯坚持认为自己还有胜算。他将这种分析称为“找找市场的感觉”，助手德鲁肯米勒对此解释道：“建立大的头寸之前，先做一下实验。这在股市、汇市、期市中都适用。”东南亚各国在这次战役中虽有胜利，但是此前的那些损失仍然无法挽回，只能面对东南亚经济崩盘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等待这次机会的到来准备了数年之久，加上他绝不服输的个性，让他放弃对泰国经济的攻击似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他感受到泰国方面的反击时，他已经把准了对方的脉搏，认为泰国央行气数已尽，即使硬撑也不过是强弩之末，如果他能够再一次发动攻击，对方必然无力还击。
庵雷·威拉旺于1997年6月19日引咎辞职，此前他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职，是泰国差瓦立政权经济班子的核心人物。索罗斯得知后又一次充满了信心，他下定决心要对泰铢发动第二次的攻击。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向泰铢发起进攻，顿时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争夺战。当时泰国各大交易所积聚着众多人群，人们都迫不及待地将泰铢抛售出去，泰铢出现了疯狂暴跌，股市跌至461．32点，跌幅可达半数以上。后来，泰国中央银行企图用50亿美元来补救，不过泰铢的下跌命运依旧不能改变。
泰国中央银行仅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它在争夺战中很快败下阵来，对冲基金组织的攻势威力巨大，想要稳定泰铢的固定汇率也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泰国政府于1997年7月2日对索罗斯的攻势作出无奈回应，宣布泰铢不再继续与美元挂钩的盯住汇率制，而改为使用浮动汇率制。泰国政府希望利用这样的办法来维护泰国经济的平稳。但是此项政策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泰铢依旧汇率暴跌，泰铢兑美元汇率创下了历史最低点，29．45泰铢兑换l美元，可见其暴跌的幅度。7月24日，泰铢兑美元汇再创历史最低点32．5∶1。
随着泰铢对美元汇率的下跌持续，一批金融机构和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而被迫停业。闻名于世的繁华都市，因此而呈现萧条。光临商店的顾客骤然减少，营业额的低位徘徊，因资金严重不足而休工的建筑随处可见；门可罗雀的售楼中心，鸦雀无声的工厂，与一日三涨的物价和无所事事的人群，构成了都市极为悲凉的三部曲。
至8月下旬，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使泰国内贸厅被迫批准12种重要商品提价5%~17%。泰国全国91家金融机构有58家被金融风暴摧毁，失业人数急剧上升，白领阶层也被卷入下岗的漩涡。
索罗斯已经预料到了泰铢跌落的最后结果，所以，他可以选择信心满满悄然离开。这让索罗斯的基金总值高达170亿美元，截止到8月底，增长率已经高达70%。
泰铢并没有满足索罗斯的求胜之心，他预感到泰铢的贬值会引起其他货币的崩溃，所以，索罗斯迫不及待地下令扩大自己的战绩，将战场向整个东南亚布置开来。
东南亚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的序幕一旦拉开就很难收回，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地区的肆虐用“瘟疫般横行”来形容毫不过分。所蔓延的地带包括了很多个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令吉、菲律宾比索都出现了大幅贬值，放眼望去，东南亚的整个金融市场混乱不堪。新加坡元与港币在此前一直币值坚挺、外汇储备充足，如今也萎靡难振，饱受冲击。
这时，索罗斯已经做好了攻击东南亚的准备，他之所以将目标定位整个东南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认为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经济模式有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索罗斯觉得“俱损”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经济模式一旦遇到“羊群效应”的投资很容易变得脆弱不堪。
索罗斯对泰国攻击的成功，让他信心倍增，他将第二个目标定在了菲律宾比索身上，他非常清楚，这种经济模式在重重压力之下已经难保市场的秩序，他觉得自己彻底击毁东南亚经济的时机越来越近。
菲律宾比索的对外价值自1994年以来平均上升了25%，菲律宾通货膨胀率也很高，可达12%，这种现象与比索的价值并不相符。菲律宾中央银行对这种情况的冲突毫不示弱，它对汇率进行了多次干预，希望稳住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然而，菲律宾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先后动用资金可达16亿美元，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外汇储备亮起了红灯，可供调用的全部外汇降到了最低的警戒线——不足100亿美元。
这一次，索罗斯又预料对了，到7月11日时，菲律宾在索罗斯等投机商的大肆进攻下无力回天。外汇交易市场刚刚开盘就遭遇了比索对美元的汇价的贬值，幅度可达10．36%，这也是三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于是，菲律宾中央银行不得不下令交易的停止，继泰国之后菲律宾成为第二个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在货币自由浮动政策实行后的几小时，比索便出现了近6%的贬值，一夜间利率猛升25%。
索罗斯打算将下一个目标定位在马来西亚货币令吉身上。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自1997年5月中旬以来为支持令吉的汇价特地将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抛出，然而，泰铢和菲律宾比索的贬值也给马来西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令吉在7月14日跌至2．55令吉兑1美元。
当时正是马来西亚独立40周年，马哈蒂尔总理称与索罗斯的这次金融之战为“关键之战”，呼吁人们给索罗斯及其基金还以颜色，从而躲过这次的金融风暴。他鼓励各大财团对国家的经济作出贡献，尤其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刻，正是他们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期，应该共同认识到敌人的危害性并给予还击。
索罗斯并没有受到马哈蒂尔强硬做法的影响。索罗斯有了1994年的那次经历，他已经学会在准备攻击的时候提前做好反攻击的准备。马来西亚政府和财团用筹集来的资金作为筹码与索罗斯进行了殊死较量，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令吉的坚持已经非常难得，它也是与索罗斯能够持续战斗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0月初。
然而，就在马来西亚人士感到胜利在望，准备为自己的努力进行庆祝时，忽然令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下跌。马来西亚令吉在10月22日再创新低，3．4250令吉兑换1美元的数值一经公布股市便出现了3．83%的下跌。令吉的暴跌也让马哈蒂尔的声誉受到威胁，而索罗斯则兴奋不已，他已经看到了东南亚内部混乱的前兆。
1997年10月15日，反对党认为马哈蒂尔禁止货币买卖使得外资对国内股份纷纷抛售，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受到牵连，令马来西亚令吉也因此出现缩水现象。因此马来西亚反对党呼吁大家为马哈蒂尔投不赞成票。马哈蒂尔得知后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他希望大家能够和他一起对“有组织的势力”进行反抗。马哈蒂尔的回应有了成效：当天在马来西亚全国银行雇员的带领下，三万余名会员宣布为了支持马哈蒂尔将会持续三天挂上徽章。10月27日表示支持马哈蒂尔的印度裔人士已经达到2000名。马来西亚内部的矛盾的激化也加速了股市和汇市的下滑速度，第二日，马来西亚令吉下跌到空前最低点：3．4600令吉兑换1美元，这意味着马来西亚的接下来的抵抗力度将越来越小，最终成为垂死挣扎。
印度尼西亚吸取了泰国的教训，7月11日它将印尼盾的波动范围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8%扩大到12%，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调整来避免货币的贬值。不过结果依然令人感到遗憾，印尼当局显然没有猜到索罗斯的野心，索罗斯历来奉行“进攻时要狠，且应当全力施为”，他对于印尼的让步根本不看在眼中，甚至对印尼的攻击更加猛烈，最终使得印尼盾一跌到底。
印度尼西亚当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宣布印尼盾的贬值，加上市场的作用，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贬值了14%，从2680印尼盾兑换1美元变成2800印尼盾兑换1美元，对此情况，中央银行进行了多次干预，结果依旧于事无补。8月18日，印尼货币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000印尼盾兑换1美元的现实很快在第二天变成了3035印尼盾兑换l美元，下跌速度令人惊讶。到12月9日，印尼盾已经贬值到4575印尼盾兑换1美元。
新加坡元曾被评为最能抵御外来冲击的东南亚硬通货，在索罗斯的攻击下也变得岌岌可危。10月7日，是新加坡元的灾难日，它兑换美元的比价跌至1美元兑换1．5555新加坡元，这是三年来的最低值。到11月14日，新的转变又出现了，这时的新加坡元兑美元比为1．5815∶1。在短短三个月之中的贬值幅度高达15%，这令新加坡金融局感到无比尴尬和不安。
缅甸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陷入了货币贬值的悲剧中，由290缅元兑换1美元取代了最初的170缅元兑换1美元，缅甸称得上是东南亚货币危机中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缅甸国内最可怕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它创造了一个令世人心惊肉跳的数字：30%。
越南因为市场的封闭性而延缓了受到金融打击的时间，在东南亚其他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越南并没有跌入泥潭，但这并不是永远的幸运，它最终难逃厄运的冲击。越南中央银行在10月中旬宣布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10%取代最初的5%，越南盾的汇率下跌速度惊人，另外，中越边境人民币与越南盾的比价也出现上升，比值为1523盾可兑换1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发生后曾自称为“避风港”，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急剧蔓延后，澳大利亚也察觉到了压力的沉重。10月22日，墨尔本汇市顿时出现了抛售澳元的狂潮，澳元出现了大幅下跌。澳大利亚的股市也不再稳定，两天之中就有190亿澳元的损失。10月27日澳大利亚股市创下了四年以来的新低。
黑色风暴，厄运难逃：韩国
1996年是韩国经济史上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创下了有史以来的记录，超越了1万美元，与此同时，韩国又递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申请书，其经济实力与发展速度的确令人惊叹。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在持续一年的繁荣之后，韩国经济就出现了大崩盘。
1997年7月初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了韩国，导致韩国股市、汇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起亚集团在韩国企业中排名第八位，因为10万亿韩圆的债务无法偿还而宣布破产。与这类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双铃商事公司，它同样因为巨额债务而濒临倒闭。各类企业集团的危机层出不穷，韩国金融市场遭遇了沉重的打击，银行为了对这些企业进行援救也深感疲惫，韩圆也出现了贬值现象，913．50韩圆兑换1美元。
针对韩圆贬值现象，韩国中央银行于10月下旬开始干预，但是干预政策收效甚微，下跌仍在持续，跌至953韩圆兑换1美元。这些预兆般的现象并没有唤醒沉睡中的韩国人，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安逸梦中，认为金融风暴离自己很遥远。韩国政府也没有及时作出针对性的回应。
一位韩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在11月初自信地表示道：韩圆一定不会超出韩国央行的心理底线——跌破1000韩圆大关。不久，金融市场的发展就让韩圆的跌势大增，央行的心理底线也没人再重新提起。
11月18日，韩国央行耗费尽了所有能够可动用的外汇储备，于是央行不得不求援于韩国财政部，希望该部门能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情帮助自己。这也是当前能够使用的唯一方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求援遭到了财政部的厉声拒绝，因为财政部觉得这样会损害国家的尊严和形象。然而，市场却是无情的，它不会留给你更多的准备时间，两天后，“黑色星期四”便出现在了韩国金融史上，其后果的严重性超越了大家的预料，财政部门也绝对无法想象到。
11月20日，韩圆对美元的比价再次暴跌，1139韩圆兑换1美元的现状让各种传言散播开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韩国公民极度惶恐，纷纷奔向银行挤提存款，在短短三个小时中有2000亿韩圆从31家投资信托公司中被提取出来。与此同时，黄金的价值似乎更为耀眼，一时间变成了最为抢手的硬通货，其价格上涨幅度在一天之中可达10%。
韩国政府不得不寻找外援，它将求助目标定位在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身上，希望昔日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互助互利关系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政府间相互贷款也是当时能够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凭借这条路或许能够看到金融危机的出口。
但是韩国向美日求助无果。坏消息又接踵而来，韩国政府气愤不已。日本银行对韩国宣布，韩国此前向日本借贷的200亿美元贷款必须按时偿还，如果延期，即为违规。韩国政府被逼到了死角处，只能硬着头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当然，它想要获得援助需要更多的代价，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该组织提出的苛刻要求。
林昌烈作为时任的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事正式地对外宣布，借用金额为200亿美元。然而，在韩国界看来，国家为了借款而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种耻辱之举，因此，《韩国日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协议的日子视为继1910年8月29日之后的另一个“国耻日”。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提供了资金援助，但是投资者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乐观，国民情绪的影响让他们不确定韩国政府针对投资一事会与投资者有这样的配合。因此，韩国国内大财团也开始针对资金求援一事发表声明，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抨击，认为其提出的条件太过苛刻。然而，空气中都飘荡着金融危机的气味，人们给出的这些抨击在社会上也难以产生较大影响力，最多只能作为发泄的方式而已，韩国的破产大势仍在继续。
12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韩圆从次日起可以自由浮动，但是这个举措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改善，韩圆下跌的步伐依旧急促，各大企业集团的破产风也是越吹越烈。
首尔有500家公司在五个交易日内宣布破产，1月5日有179家公司不约而同宣布破产，1997年12月全国有3000家宣布破产。这些数据证明韩国的经济情况已经疲惫不堪，这时候，索罗斯终于露面了，严格地说，他是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韩国金融危机中的韩圆抛售运动与索罗斯有关，但是金融街普遍认为，索罗斯与这些事情有着微妙的联系。1997年10月底，索罗斯在与西方媒介的交谈中提到：“韩国将有可能步东南亚后尘。”这样一个良好的赚钱时机，索罗斯怎会轻易放弃？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韩国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时，索罗斯居然以一副救世主的面孔飞赴首尔，向金大中总统提出自己的办法。
1998年1月4日，韩国总统金大中接受了索罗斯的来访，谈话间提起关于金融危机的良方，索罗斯立即表示愿意提高在韩国的投资数额，“索罗斯先生愿意尽其所能帮助韩围。”郑东泳作为金大中的首席发言人如是说道。
黑色风暴，风向转移：中国香港
索罗斯的野心在东南亚战场上可见一斑，纵然是战绩赫赫却依然不甘于满足，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接一个的目标之上，中国香港也在他的进攻目标之中。索罗斯在向香港发起进攻前进行了极为充分的准备活动。
香港与伦敦、纽约被称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这里金融市场颇为发达，对索罗斯来说这无疑是一块肥肉。然而，他的得力助手德鲁肯米勒则与索罗斯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他认为此时索罗斯应当将攻击目标的重点转移到日本，他觉得中国香港的经济虽然也有着很多的泡沫成分，但是与日本相比，它还是具有高度的理性，不易攻击。另外，德鲁肯米勒也考虑到当时的香港主权已经重新交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如果香港特区的金融市场受到了外资的攻击，中国中央政府必然不会袖手旁观，这与战斗的成败息息相关。
为了说服索罗斯，德鲁肯米勒特意举出了朝鲜战争的例子，他解释道，美国人起初认为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是唾手可得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出现让整个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惊天逆转，这次战争也成为美国少有的惨败史书上的一页。
然而，德鲁肯米勒的劝阻并没有打动索罗斯，他执意要将香港作为自己第二轮进攻的主要战场。索罗斯认为，与日本的经济相比，中国香港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较弱，对中国香港进行攻击的后果要好于日本。他觉得，中国香港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不及日本。
虽然索罗斯将香港作为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已成事实，但是这个计划从制定之初到开始实施，索罗斯机构的内部始终存在着分歧，各方争辩的焦点是有没有必要发动这场进攻。
中国香港金融稳定的基础是联系汇率制，这是索罗斯攻击中国香港的主要目标。中国香港金融业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房地产市场崩溃，港币出现贬值，香港经济一片迷茫。1983年10月15日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经济学家格林伍德的建议被香港当局采纳，也就是建立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1983年10月17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对外宣布港元与美元直接挂钩，预定官价1美元兑7．8港元，开启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的序幕。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在经历了1987年世界大股灾后，对金融业的监管逐步加强，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基础变成了联系汇率制度，历经14年的风雨洗礼，联系汇率制为香港金管局长期货币政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索罗斯将联系汇率视为此次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他寻找到了进攻的关键。索罗斯明白任何经济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弱点，然而弱点也往往是最难以摧毁的要害。
索罗斯对香港非常重视，是因为他明白香港的经济发展实力超越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作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不仅有着充足的外汇储备，而且在其身后有着强有力的中国政府支持，所以他在制定对付香港经济的策略是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索罗斯想到了在香港制造舆论烟雾弹，也就是说宣传一些假象，并企图让香港金融界认为自己处在安全的环境中，降低警惕性。比如说：“投机者利用狙击的形式无法击败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狙击港元绝不是获得财富的途径”、“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并不受狙击的影响”等，索罗斯在等待香港松懈下来后对其进行突然袭击。
索罗斯推测香港金管局在看到本区经济受到投机者冲击后必然会力守联系汇率，毕竟联系汇率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基础。提高利率则是保卫联系汇率的关键一招。索罗斯为此也提前想好了对策，投资者看到利率高起后往往会将股票换现金，做股指期货的持股人也会因此将仓位缩小，股价在这样的连锁反应中会下跌下来。此时，索罗斯便可以掉头对股市进行攻击，将期指大力抛空，将大量金融券抛售现货，先前抛空价位与现价的差价就是索罗斯赚钱的本源。
香港经济的发展会直接受到股市和汇市波动的影响，存贷款利率或将出现倒挂现象，银行不得不将贷款利率提升，动产商为了还贷被迫将股票低价售卖，房地产价格在其影响下也会变得挫败。资不抵债的现状逼迫菏泽银行拍卖楼宇，而作为香港两大支柱产业的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一旦垮塌，香港经济便无力回天。
索罗斯在1998年7月份和8月份对香港经济进行了两次试探性的攻击，10月16日索罗斯开始了真正的攻击行动。他给伦敦的代理人下令：将港元现货大量抛售出去，对港元空头期货大肆买进。其他基金管理者发现了索罗斯行动的方向，于是纷纷跟风，将港元大肆抛售出去。在这一天之中伦敦市场上被抛售的港元可达60亿美元，这使得港元汇价被打压了下去，最终冲破了7．75的警戒线。
香港特区政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经认定：从香港银行拆借港元是国际炒家狙击港元的重要途径，他们为了打击港元市场而将港元拿到国际市场上抛售出去。针对这种现象的对策：控制国际炒家们获得港元的途径，为了造成市场上港元紧张的氛围，香港特区政府可对港元进行大肆回吸。
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23日实行了三大措施：其一，蓝筹股由土地基金入股市进行吸纳；其二，港元由外汇基金入汇市进行吸纳；其三，三大银行（汇丰、渣打及恒生）将最优惠利率提高。
为了对政府经济政策表示支持，三大银行宣布将最优惠利率由8．75%升为9．50%，提升0．75个百分点。如此一来，国际炒家手中的港元就大大减少，这意味着他们武器弹药的缺失，只能够黯然离去。经过这些努力，港元的币值终于稳住了。
尽管港元不贬值的目标实现了，但是香港股市难以避免股市大跌的现状，索罗斯对港元和港股进行了立体攻击，港股指数连续大幅下挫，最终跌破9000点大关。
捍卫联系汇率胜利了，但是香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索罗斯在战略和实际上却是双重胜利的，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损失，但是与香港的损失相比，它不过是表面上的而已，至少索罗斯在股市上是大获全胜的。因此，总结来看，索罗斯又是不折不扣的大赢家。然而，索罗斯却在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量子基金损失惨重，此做法似乎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表面示弱的索罗斯在内心并不甘心对香港金融战争就此收手，他时刻都在筹划着二次对香港的攻击，正如他对自己的战略作出的解释：“我不求一击成功，就像浪涛不停地冲刷一样，直到堤坝发生松动——耐心始终是投资者所必备的。耐心，足够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