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康有为公车上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为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而联名上书请愿事件（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
公车上书
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赴日乞和之时。三月二十一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前二日，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起初各省举人自为单位，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领先，别省继之。数日之内，书呈纷飞，“章满察院，衣冠塞途”，举人们甚至“围其长官之车”，情绪激昂。台湾省举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于是，康有为又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即推举康有为起草。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用一昼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文贯中西，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上书首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指出割台湾给日本是“弃台民”、“散天下”，会造成“民心先离”，中国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又反对议和，认为言和是“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故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皇上应特下明诏，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便激励国人，同雪国耻，鼓舞将士，慷慨效死。二下“明罚之诏”，对那些主和辱国、大僚尸位、无补时艰的昏庸大臣；阵战不力、闻风溃逃、克扣军饷的贪鄙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卖国使臣；守御无备、调度非人的大小疆吏，应区别情况，给以处罚，重者处死，轻者革职，以蔽其辜。而对那些有功绩的将帅疆吏，则予以奖赏。三下“求才之诏”，建议光绪帝应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应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引见擢用。三诏一下，赏罚既明，天下士气必大受鼓舞，则可上下一心，以赴国家之急。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京师近海，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胁制，而今旅顺、威海卫已为日军攻占，京师屏障全失，建议迅速迁都西安，使日本失其胁制之术，则不必割地，也能达成和议，即使和议不成，我大军云集都畿，扼守潼关、函谷关之险，亦可言战。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中国所以屡战屡败，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重要原因，所以主张训练重兵，尤其强调选将和购械。选将应注意挑选年少力壮、出身卑贱者，肯为国家效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暮气沉沉的老将。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并令州县各荐一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则必能选拔出优秀将才，为国家所用。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又能廉洁奉公的人，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康有为认为只要有精兵猛将，再配以精锐武器，即可强天下之势，对外能稳操胜券。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以上三者，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惟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发挥变易的哲学思想，指出清朝制度沿袭明制，已经数百年之久，而“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他向光绪帝建议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清朝应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旧章了。如何变法？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项建议。
富国之法有六：一曰“钞法”，即成立国家银行，由国家发行户部以精工制造之钞票。钞票通行后，可扩商务，可筹军饷，可致国富民强。二曰“铁路”，即允许私人资本修筑铁路。使民间自筹资金，“无使外国，收我利权”，政府既可向修路者征收一定的费用，增加财政收入；铁路四通八达后，又可裁掉漕运，废除驿站，为国家节省大量开支。三曰“机器、轮舟”。康有为指出，现各省严厉禁止民间设厂制造兵器，致使我国工艺制造不能日精，所生产的兵器极端落后，只得花钱进口洋枪洋炮。这种做法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他主张应允许民办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政府应加以保护。四曰“开矿”，建议设立矿学，聘请矿学最发达的比利时专家来传授知识，指导勘探，“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五曰“铸银”。鉴于大量外币流入国内市场，造成金融混乱，致使我国“亏折滋多”的情况，建议令各省依照广东做法，开铸银局，统一银元成色、形状，以利流通；同时随着矿产的开发，逐步增铸金钱，抵禁洋元，以塞漏卮，以收利权。六曰“邮政”，即撤除旧时驿站，开设邮政局。
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建议在城镇遍设农学会，提倡科学方法种田；开设丝茶局和丝茶学会，以振兴中国传统的丝茶业。其他如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畜牧；沙漠地区开河种树；海滨开网取鱼，全面改造和发展中国农业。二曰“劝工”，即奖励科学创造发明，建议各州县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之书，培养制造机器的人才，凡有发明创造者，均给以执照，授以奖章，许其专利。三曰“惠商”，即减免重税，保护商业。在此，康有为提出了“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的思想。他认为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而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现在洋货充斥国内市场，国货入内地有厘捐盘剥，出口又克以重税，怎能与洋货竞争？他建议中央设立通商院，各省设立商会，集结商人团体，如合公股，设立公司，由国家奖励，使“力量易厚”；奖励商学，翻译外国商学书籍，培养商业人才；设立“比较厂”，比较商品之优劣，目的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与“洋货比较”，以夺其利。同时免除厘金之害，减少出口重税，定能货畅其流。四曰“恤穷”。康有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但民穷财尽，乞丐遍地，不予收恤，不足以“固结人心”。他提出三种恤穷之法：一是移民垦荒；二是在各州县设立警惰院，凡无业游民收入其中，教以工艺，使自食其力；三是将鳏寡孤独或各种残疾之人由各州县设院收养。
教民之法有四：一曰普及教育，建议令各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乡村一律设立学塾，使儿童皆得入学。二曰改革科举，即改革文、武科取士方法。建议改武科为艺科，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测量、绘图、语言、文字都要学习。各级考试内容除经学外，主要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殿试策问不问楷法，而选拔那些敢于“直言极谏”，有真才实学的人入翰林；另凡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者，皆可入翰林。这样，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中国人才将辈出。三曰开设报馆，出版报纸，“可通时务”，“开拓心思”，移风易俗。四曰设立道学，即提倡孔教，建议将乡村淫祠一律改为孔子庙，并在南洋有华侨聚居的地方也建立孔子庙，弘扬中国文化。
此外，康有为还指出当时法制的多种弊端，建议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等。他又特别着重指出中国贫弱的最大根源在于“壅塞”，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上下不通，不能集思广益，故请求皇帝颁行特诏，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每10万户推举一人，名曰“议郎”。议郎的职责是备皇帝咨询，且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和筹款事宜，皆令议郎会议讨论，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交由政府各部执行。“议郎”每年更换一次。康有为这里所说的议郎会议，虽然与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还有若干差距，但这却是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明确要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代议制理想的第一次表述。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即可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
最后，康有为满怀信心地说：今若百度更新，力图自强，就可以使中国收复失地，摆脱含耻忍诟、割地赔款的屈辱地位。总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在不推翻清朝旧政权的前提下，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此后康有为历次上书大抵不出《公车上书》的范围。
《公车上书》脱稿后，于四月初七、初八、初九连续三天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之谏草堂，集18省1300名举人传观讨论，并预定抢在《马关条约》换约（四月十四日）前4天，即四月初十去都察院投递。清廷内力主和局之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恐人心汹汹，阻挠和局，暗中派出亲信，连夜到松筠庵和各省举人居住的会馆，造谣惑众，动摇人心，又在街上张贴匿名揭帖，虚声恫吓，阻人联衔上书。清廷亦连忙于四月初八在《马关条约》文本上盖用“御宝”，造成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借口，挡回爱国举人们的正义要求。初九，不少举人听到清政府已批准和约的消息，于是“群议涣散”，“取回知单者”凡数百人。所以，初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而上书亦未能送达都察院。《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阻签《马关条约》——虽未达到，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数以千计的爱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会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伟业。而且，上书的内容经辗转传抄，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响，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幕，预示着以后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
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由于许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主体的儒学，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批判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但是，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不等于弃置不顾，而是进行严肃审慎的选择、改造和继承、发展，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向现代转化，从而把传统与现代社会和谐地衔接起来，有机地融为一体。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于建设和发展现代新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要做好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改造和继承、发展，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年来，我国有不少的社会改革家、思想家和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为今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康有为在近代社会变革时期，对于传统儒学所做的适应时代环境需要的变革和利用、它的形式和特点，以及他对于吸收西方文化与保存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一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以托古改制，借用传统儒学，特别是孔孟学说，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理想，推进其社会改革实践而著称于世。他一方面在宣传那些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时，总是引经据典地到传统儒学孔孟学说中去找寻合适的语句，为它们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并以此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促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为它们穿上了一件现代的时装，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完全符合时代的潮流。可见，康有为在把传统儒学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联系起来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康有为特别强调，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亦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它是儒家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但这种“微言大义”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理解和发扬光大。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种人，肩负着开发和实践儒家孔孟“微言大义”的历史重任。他的大弟子梁启超解释“微言大义”之意是：“俟圣不惑在大义，因时变通在微言。”所以他说：“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他还进一步说：“‘圣人之意’是‘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因此‘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可见，康有为对儒家孔孟学说所做的各种新的解释和发挥，并使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相符合，即是按照其阐发和实践孔孟“微言大义”的精神行事的。
康有为认为，“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然而，“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发，盖二千年矣”，所以他要对它发明之、光大之。他对孔子之道曾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发明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从这个简要的总介绍中，人们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完全是用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去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