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对百姓有三种要求，如果不加以节制，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这三种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律，三是命令。要索取就一定想得到，有禁律就一定想制止，下命令就一定想执行。索取太多，得到的反而很少；禁律太多，制止的反而很少；命令太多，执行的反而很少。想索取却不能得到，权威就日益减损；有禁律却不能制止，刑罚就会被轻视；下命令却不能执行，臣下就会欺凌君上。从没有索取越多而得到越多的事，从没有禁律越多而制止越多的事，从没有命令越多而执行越多的事。所以说，君主严厉，臣下就不愿服从；臣下不愿服从，而用刑罚强制服从，那么君主就会被众人图谋暗算。一旦被众人图谋暗算，君主还指望平安无事，那是不可能的。
政令已经颁布却又改变，礼仪已经推行却又废止，度量已经制定却又变换，刑法已经设立却又更异。像这样反复无常，即使进行重赏，百姓也得不到勉励；即使频繁杀戮，百姓也不会畏惧。所以说，君上无恒心，臣下便有疑心，国家无常法，民力必然衰竭。这是普通的规律。
英明的君主执政，百姓就不敢宣扬私论而妄自尊大，国家就不会出现怪诞不经的事情，社会就没有杂乱的风俗和奇异的礼节，士人也不敢随便私议国政了。傲慢狂妄、改变法令、擅设规章、私议国政的人，全部被杀戮，就会使强硬不阿的人被折服，使锐气难当的人被挫败，使顽固不化的人被攻破。用法律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就会使万民一心都服从君上，挥之即去，招之即来。臣下如果有人敢宣扬私论而妄自尊大，如果有人敢你争我斗而逃避责任，这样的话法令就不能执行。所以说，宣扬擅立私论，君主的地位就会衰落。况且，还有傲慢狂妄、改变法令、擅设规章、更异风俗、诡异服饰和奇谈怪论等现象存在呢？对上不执行君令，对下不合乎乡规，更异法令自以为是，改变国家既定风俗，这种人叫做“不服从统治的人”。这种不服从统治的人，逍遥于法外，不能被法律约束，当死罪无赦。
让贤能的人靠才能谋生，让勇敢的人靠战功谋生。贤能的人靠才能谋生，那么君主就被尊崇，百姓就会服从；勇敢的人靠战功谋生，那么士卒就会鄙视灾患而轻视敌人。这两条都能在国家得到确立，那么天下便会太平，君主便能无忧了。
赦免，利小而弊大，久而久之便不胜其祸。不赦免，弊小而利大，久而久之便不胜其福。赦免，犹如奔马丢弃了缰绳；不赦免，犹如毒疮遇上了砭石。
爵位不高俸禄不多的人，没人与他图谋患难共度危急，这是因为按照他的办法不能求得想要的东西。因此，先王制定了车马服饰以彰显贵贱，不是为了追求美观；设立了爵位俸禄以保持待遇，不是为了追求好看。
让君子靠智慧谋生，让小人靠力气谋生。君子靠智慧谋生，那么君主就被尊崇，百姓就会顺从；小人靠力气谋生，国家财用就丰厚，给养就充足。君主尊崇，百姓顺从，财用丰厚，给养充足，这四条都兼备，那么等待时机成就王业，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
对文官可以宽恕三次，对武将一次也不能赦免。所谓恩惠，就是多行赦免，开始时很容易，但以后就难办了，久而久之就会不胜其祸；所谓法律，开始执行时很艰难，但以后就容易了，久而久之就会不胜其福。因此，恩惠，是百姓的仇敌；法律，是百姓的父母。最好的办法，是用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次才是出现过失进行弥补，这样，即使出现过失，也不会太严重。
英明的君主修造宗庙，能举行祭祀活动就足够了，不是为了追求其美观；建造房屋亭阁，能驱湿寒避燥暑就足够了，不是为了追求其弘宏；雕绘文采图案，能区别贵贱等级就足够了，不是为了追求其华丽。因此，农民不延误农时，工匠不丧失技艺，商人不失去利益，百姓不游手好闲，财货不阻滞囤积。所以说，节俭，才是治国的正道！
法令还没颁布，如果百姓中有人做到了，便进行奖赏，那便是君主乱施奖赏。君主乱施奖赏，功臣就会抱怨；功臣抱怨，鲁莽的人就会胡作非为；胡作非为，这便是发生动乱的祸根。法令还没颁布，就先进行惩罚，那便是君主乱施刑罚。君主乱施刑罚，百姓就会轻生而不怕死；百姓轻生而不怕死，残暴之人便会兴作，使得朋党兴起而乱贼当道。法令已经颁布，如果不能论功行赏，那么百姓就不会勉励从事，就不会执行命令，就不会为国牺牲。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就会战而不胜、守而不固，这样国家就不会安定。法令已经颁布，如果不能论罪处罚，那便是教唆百姓不服从法令。百姓不服从法令，强者便会自立为王，这样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符合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开诚布公，赏罚一定要翔实。这才是教导百姓的准则。
大凡大国的君主地位都尊贵，小国的君主地位都卑微。大国君主的地位为什么尊贵呢？因为被他所用的人多。小国君主的地位为什么卑微呢？因为被他所用的人少。既然如此，那么君主怎能不希望众多的人为己所用呢？要想让众多的人为自己所用，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制定法律，执行法令，为其所用的人就多；法律不制定，法令不执行，为其所用的人就少。因此，在制定的法律、执行的法令多而废弃的少的情形下，百姓就不会非议朝政；百姓不非议朝政，就会服从法令。在制定的法律、执行的法令与所废弃的大体相等的情形下，国家就没有恒定的法规；国家没有恒定的法规，百姓就会胡作非为。在制定的法律、执行的法令少而废弃的多的情形下，百姓就不会服从法令；百姓不服从法令，暴徒就会兴起，邪恶就会兴作。
想一想君主爱民的原因，是为了役使才爱护的。因为爱民的缘故，而不惜破坏法律，减损法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以爱民的方式役使人民，那人民也不会为其所用，这一点显而易见。善于用民的人，要能对他们施以刑罚、置以危急、劳其身体、苦其心志，让他们尝到饥渴的滋味。用民，就要让他们经历这种极端境遇的考验，而不能让他们感觉到这是对他们的伤害。英明的君主在上执政，道德和法令在全国推行，人民都能舍弃私欲而做违心的事。善于用民的人，不会随意赏赐车服，不会轻易施加刑罚。这样，贤人才能得到勉励，恶人才能得到遏制。贤人被勉励，恶人被遏制，而后君主便能功成名就了。人民能脚踩利刃、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来服从君主的命令，君主有令就行，有禁就止。这样，把人民召来役使，他们便不敢不出力；让人民去打仗，他们便不敢畏惧死亡。不敢不出力，而后就能立功；不敢畏惧死，而后所向无敌。作战所向无敌，防守能立战功，这样一来，全军将士都能保全性命。父母妻子都能在家中平安。因此，不能与人民一起谋划创业，却可以与他们一起分享成功。所以说，作为仁者、智者和有道者，从不与别人一起谋划创业的事。
国家若不是因弱小和不幸而削地败亡，那一定是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去了德行，国内的官职、法制和政教皆有失误，对诸侯的外交谋略也有失误，因此使得土地削减国家败亡。国家若不是因强大和幸运而享有功名，那一定是君主和大臣自身奉行了德行，国内的官职、法制和政教全面推行，对诸侯的外交谋略也很周到，因此使得君主功成名就。既然如此，国家怎能没有正道呢？民众怎能没有贤才呢？得到了正道来引导人民。得到了贤才来使用他们，将非常有利于兴利除害。要想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重要的了，对君主来说尤为如此。国家受到损害，一定是君主的法令有失误。君主法令失误，就会受到蒙蔽；受到蒙蔽就会被控制胁迫，被控制胁迫最后就会遭杀害。
大凡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具有权势。如果君主失去权势，将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下面，君主则受制于大臣；权势在上面，大臣则受制于君主。君臣相互易位，是因为权势落在了大臣手中。臣下掌权一年，即使对君主不忠，君主也无法剥夺其职位；儿子掌权一年，即使对父亲不孝，父亲也无法将他制服。因此《春秋》上记载了臣弑君、子弑父的事情。所以说，殿堂上远于百里，殿堂下远于千里，宫廷远于万里。现在步行一天，方圆百里的情况就全了解了，可是殿堂上发生事情，十天之内君主都不会知道，这就是所谓“远于百里”；步行十天，方圆千里的情况就全了解了，可是殿堂下发生事情，一个月之内君主都不会知道，这就是所谓“远于千里”；步行百天，方圆万里的情况就全了解了，可是宫廷里发生事情，一年之内君主都不会知道，这就是所谓“远于万里”。所以，下情上达而没有反应叫做“灭”，上令下通而没有反应叫做“绝”。下情上达而没有送达君主叫做“侵”，上令下通而受到阻滞叫做“壅”。君主面临“灭”、“绝”、“侵”、“壅”这四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关闭了通路而死守着门户，而是因为政令不能推行。所以说，政令比珍宝更贵重，国家比父母更优先，法律比百姓更重要，权威比爵禄更宝贵。因此，不能因为重视珍宝而轻视政令，不能因为亲近父母而抛弃国家，不能因为爱抚人民而违犯法律，不能因为贪求爵禄而分散权威。所以说，权势绝不能轻易给予别人。
所谓政，就是匡正；匡正，就是规正确定万物的称谓。因此，圣人总是修养德行并通过中庸标准来生成匡正之道，明确了匡正之道后才开始治理国家。所以，匡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弥补不足的。有过头和不足，都不是正，两种情况对国家的损害是相同的。勇敢而不义会伤害军队，仁义而不正会伤害法律。因此，军队的失败，是由于不义；法律被损害，是由于不正。言论虽雄辩但也许不合时务，做事虽艰难但也许效果不佳。所以，言论一定要符合时务，而不苟且雄辩；做事一定要考虑后果，而不苟且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