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日为太上崩之明日，《东华录》不书免和砷两职事。至初八日丁卯乃书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史稿·本纪》从之。下狱时乃夺和珅大学士职。初四日先夺两兼职，不相抵触，但可补史之略。至数珅二十大罪，《东华录》所记，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谕“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是以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孥[拿]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拏[拿]问和珅，亦即于是日颁遗诏，是明明有遗诰也。所云“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纠参，由王念孙为倡，见念孙《本传》，原疏未见。盖罪状经上谕乃明，并非言官所尽知也。先以纠参而拏[拿]问，继由王大臣鞫讯，和珅供认，乃有十一日之谕。谕中已言鞫讯供认情事，着通谕各省督抚，今将已指出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覆奏。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覆到，再奉谕始定为二十款。和珅《本传》遂以宣布罪状为在十五日，其实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可见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为大罪，不受和珅之笼络。和珅以仁宗韬晦，疑为庸碌无能，故以拥戴为功，冀邀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亲政之日。此见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国史》具详，今可不赘。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史文遂以谕宣罪状为在其日，官书盖未若《朝鲜实录》能详现状矣。
徐有闻闻见别单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为郡王者，及婢妾奴仆，并时囚系，封门拏[拿]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别业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孙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珅子妇者，涕泣请全其支[肢]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缢而死。”
和珅有婿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详其人，虽经囚系，亦必旋释。和珅之狱，概未株连。仁宗初年，亦由操心虑患而来，故颇有意识，不甚为过当之举也。和珅姓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由其高祖尼牙哈那军功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冬，始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自此遍历重职，且为翰林院掌院，四库馆正总裁，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累次。盖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当充乾清门侍卫，即一见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议者也。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和珅籍没清册成专案，今已印行，详故宫《文献丛编》。
别单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唯]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至是处置明决，众心悦服。又下一谕，以为重治珅罪，实为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唯]儆将来，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自有此诏，平日之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云。”
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黩乱政之罪。和珅之贻误军国，正为贪黩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别言之，不过不欲株连，以此开脱行贿者耳。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高宗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梁武、唐明，其晚节颓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参明珠直声振天下，实由高士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见李光地《语录》。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然则圣祖之不欲自示聪明，而以风节成就台谏，尤不可及也。
第二节 嘉庆间兵事一——三省苗
乾隆末叶，以十全武功自夸大，吏治不饬，滋生变端，得清强长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亲，旗下贵介，借以侈其专征之绩。轻调重兵，但张声势，不求其肯綮所在，费繁役困，迭殒重臣，草草告蒇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贤有司，而后真有措手之道，历十余年乃大定。绝非高宗所信赖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见人君骄侈偏私，虽富强无益于事。嘉庆初三省苗事，官书侈福康安之功，于事实正相反。此亦盛极而衰之一征象。守文之主，尚能补救于用人之际，尽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为清代应付内乱中最有意义之一事。
乾隆间国威远震，视边裔之民，较腹地编氓，尤为鱼肉。苗民介湘、黔山中，环以凤凰、永绥、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营汛相望，其驭苗也，隶尊如官，官尊如神。汉民与苗民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军民，各肆其虐，苗民无所控，铤而走险。高宗未尝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悬，却急谋私亲之封拜。清《国史》载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余年来，读史者亦从而尊信之，今不能不发其覆，以为后世之遇变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广提督刘君辅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镇筸镇总兵明安图咨：黔省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不法，恐窜入楚境，见[现]带兵堵截。旋于二十五日，据镇筸游击田起龙等禀称：侦闻永绥厅属黄瓜寨苗人石三保，纠众抢劫，由永绥之黄土坡及凤凰厅之栗林，烧毁民房，杀毙客民，见[现]在竭力保护城池等语。臣恐石三保等，或与大塘苗人勾结，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凤凰、栗林等处听用，臣带本标将弁及战兵六百名，前往办理。”是为苗事之始。
是日谕军机大臣等“贵州、湖南等处苗民，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与民人分别居住。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其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又复张皇禀报。看来石柳邓、石三保等，不过纠众仇杀，止当讯明起衅缘由，将为首之犯拏[拿]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带领多兵前往，转致启其疑惧，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众，成何事体”云云。此谕深悉苗变缘由，则整顿政治，不必倚恃兵威，应有定见。乃甫阅两日，戊午，湖广总督福宁奏“正月二十九日，据辰州府禀报：乾州城已被围，仓库被劫，并闻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检汪瑶俱已殉难。各路苗人约有数千，镇筸镇臣明安图在永绥、鸭西地方被阻”等语。奉谕“逆苗聚众不法，必须痛加剿除。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机剿捕”云云。剿捕而烦此大勋贵，则封拜之欲起矣。再阅八日，丙寅，又谕“和琳自西藏暂缓来京，接受四川督篆，带印速赴酉阳驻扎。并谕孙士毅交卸督篆，仍暂留四川。设和琳有需要带兵策应剿捕事宜，孙士毅兼办军需，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权贵群集，封拜之欲更炽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谕：“福宁奏，查询起衅根由，据百户杨国安供‘苗人生计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与苗人争执，以致生变’等语。客民与苗人争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借端滋事，良民尚被扰累，何况苗民，岂有不恣行陵[凌]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员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争执，即为起衅之由。此事着福康安于事定后。必须切实查询，究明严办，以示惩创。”高宗既知苗民激变之有由，其查究应在用兵之先，待事定后，则屠戮已畅，封拜已遂，乃始理激变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赏。和琳旋命专任军事，川督仍由孙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赏三眼翎；再赏由公爵进封贝子；三赏貂尾褂；四赏官其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五赐御服黄里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内。明年嘉庆元年，更命赠其父傅恒贝子。至五月染瘴卒于军，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和琳则一赏双眼翎；再赏封一等宣勇伯；三赏上服貂褂；四赏黄带；五赏加太子太保，赏元狐端罩；入嘉庆元年，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督办军务，再赏三眼翎。八月卒于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此苗事尚未结束，权贵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词，则攻破苗寨数十百计，擒获首领吴八月，据称八月自诡为吴三桂后，自称吴王，是为福康安督办时之功。福康安督七省官兵，计两广、两湖、云、贵、四川之兵皆集，与苗相持一年余。始既奏么么不足数，及老[劳 ]师旷日，则频以暴雨山潦阻涨为词，而饷道崎岖，先后益兵数万，降苗受官弁百余人，月给盐银者数万人，旋抚旋离，军士中暑毒死甚众，数省转输，费巨万计。及和琳代将，擒石三保，此为和琳督办时之功。八月和琳又卒，额勒登保代将，又斩石柳邓父子及吴八月之子吴廷义。此数苗族首领皆倡乱以来所指目。其实苗之为乱，不与此数人相终始，撤兵以后，苗中为数首领所为者何限。当时以著名苗族首领俱获，平陇寨亦克，而白莲教日益蔓延于川、楚，急于移师应之，遂告苗事已毕定，又封明亮襄勇伯，额勒登保威勇侯，德楞泰子爵，鄂辉男爵，时嘉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子也。至奏报中，大帅之运筹，将士之用命，起势之凶猛，苗寨之险阻，自是封拜应有之资。而以腹地蕞尔数百里间，劳师七省，用众数万，乱事未平，指目之首领亦未尽获，而二贵迭封，与开疆拓土之功无异，官文书所载如是。
《圣武记》一书，各篇亦多以官书为本，间采私家著述，或转有失实者。唯湖、贵苗事，独不据官书，极得事实。盖自事定宣捷、爵赏既沛之后，苗变复起，经营十年，而后化苗为民，易兵为屯，纯得力于政治。魏氏生长湘南，耳目相接，其乡先辈严如煜号乐园者，躬预其事，又专著为书，有《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作。平苗兴屯之傅鼐，大功成于一手，魏氏熟娴其事，又由傅鼐后任姚兴洁招修《屯防志》《凤凰厅志》，考订公私文据极详。故此篇之首即云：“呜呼！以臣所闻，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盖与当时颇殊云。”此盖深悉乡里近事，无庸作考订类似语矣。所叙大帅之失机，奏保之不实，诱擒石三保出于效顺之土蛮而由绅士严如煜力白其被诬之头目张廷仲，始屡收其效。征苗之师，以嘉庆二年三月撤移，应湖北教乱之急，留官兵二万分防，而降苗受抚，月给盐粮银者三万七千人，劫掠四出，边无宁日。抚事由总督毕沅、巡抚姜晟主之。及四年，黑苗吴陈受又起，于是诏问：“久奏勘定，何复有纠众数千连犯边卡之事？”是前此福康安、和琳奏报不实，及草率蒇事之咎。自是湖、贵大吏不敢讳用兵，始奏以凤凰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乃有募勇修碉，兴屯充饷，苗疆乃安。清《国史》亦载鼐《传》，其安苗之功未尝不记。则元年之“荡平封拜”，二年之“奏凯移兵”，其为粉饰何如？《圣武记》载鼐复总督百龄书，稍见真相。魏氏集中有《傅鼐传》一首，读此乃知苗事真相。俱录如下：
鼐复总督百龄书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唯]剿、抚两端，叛则先剿后抚，威克厥爱乃济。迩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何哉？论者谓始则恃搏象之力搏兔，以为功成指顾，而无暇总全局以商定算。继则孤军深入，苗巢前坚后险，实有羝羊触藩之势。兵顿乌草河、牛练塘、九龙沟者俱累月，不得已广行招纳，归咎于客民争占之滋衅，尽撤苗巢汛四十八处，以期苗释怨罢兵。如豢贪狼，养骄子。大功未就，相继赍志而殁。踵其后者，承士卒之疲劳，国帑之糜费，又值川、楚事急，仓皇移师北去。是以苗志得气盈，鸱张鱼烂，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罢，势难再议兴戎。鼐思民弱则苗强，民强则苗弱。因而卫民以壮其气，练勇以摧其锋，驾驭以伸其信，进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坚壁清野，无可觊觎。而后入其穴，扼其吭，夺其恃，歼其强，稚莠渐除，良善乃康。此又嘉庆二载来善后之情形也。”
据此书则事尚未蒇，而既报平定撤兵，不能复言兵事，于是所有真实安苗之举，反作非兵事论。使以前张皇讳饰之军功，独专封拜，岂不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