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女，天孙也。”民间传说也讲牛郎织女本来都是天上星宿，牛郎放牧，织女织布，十分勤劳。天帝见他们可爱，让他们结为夫妇，谁知婚后两人贪图爱恋荒废了工作。天帝大怒，命乌鹊传旨只准七天相会一次，乌鹊却误传成每年七夕相会一次。《荆楚岁时记》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民间又有当七夕过后，乌鹊身上的羽毛要脱落精光的传说，为什么要脱毛呢？就是因为乌鹊传命错误，罚它脱毛为牛郎织女相会时搭桥，脱毛就是对这个错误的惩罚。
还有一说以为牛郎织女分开生活，是由于无钱还债。《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纬书》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未还，被驱在菅室是也。’”原来他们分居是因天帝逼他们还结婚时欠下的债而造成的。这个传说没有将牛郎织女的不幸生活产生的根源归咎于“荒废劳动”，而是由于生活贫困，由于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将责任直接归到了封建社会里无论是人间还是天堂的最高的统治者——天帝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造成织女与牛郎不幸的是因为人神恋爱，犯了天条。民间传说织女思凡，在人间游玩，后在湖中沐浴嬉水。牛郎拣起她的衣服，于是织女就与牛郎结为夫妇，不久生了一男一女。这时织女受天帝之命要离开牛郎，一天趁牛郎外出，偷偷走了。牛郎发觉时，马上挑着担子去追，看看快要追上，忽有一条大河挡路，那河是王母娘娘划的。这样一来，牛郎、织女在河的两边不能见面。王母娘娘下令只许他们每年七夕相会一次。关于人神恋爱，文人记载与民间传说有些不同，《法苑珠林》引《古孝子传》说，织女与种田郎董永相爱，“董永，千乘人也。……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人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七日而毕。女出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说毕，凌空而去。”《太平御览》卷四百十一引《孝子传》和《搜神记》卷一也有类似记载。文人记载的故事与民间传说不同之处，明显带有劝人行孝的封建说教。后来根据这个故事丰富发展的戏曲如黄梅戏《天仙配》等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意识，不过同本来牛郎、织女的故事又有了一些距离。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与梁山伯、祝英台有关。说牛郎、织女是梁山伯、祝英台死后的化身。梁、祝婚姻不成，双双殉情，化为蝴蝶飞去。马家闻讯派人掘墓，结果只发现两块石头。他们把两块石头抛在河的两岸，石头不久变成两棵树，枝叶缠绕相连。后来马家烧树，树化为两只翠鸟升上天去，成为牛郎、织女两颗星，列于银河两岸。天帝知道此事后，十分怜悯，准许他们七天相会一次。不料他们听错了，以为七月初七相会一次，这样一来，一年中只有一次相会的机会。有人据此认为唐代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中最后一段：“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可能就隐含着这个故事。七月七日的深夜，唐明皇和杨贵妃两人指着满天繁星，一边讲着这个故事，一边在发出爱情的誓愿呢！
“八仙”其人
八仙是民间所喜爱的仙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成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那么，八仙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八仙的神话传说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据有人研究，“八仙”一词，比铁拐李等八仙的出现要早得多。他们认为汉、六朝时已有“八仙”一词，原是指汉晋以来神仙家所幻想的一组仙人。盛唐时有“饮中八仙”。在汉唐时代，“八仙”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与铁拐李、钟离权等有名有姓的八仙还没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公认的铁拐李、钟离权、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仙，似乎到明中叶才确定下来。据赵景深《八仙传说》指出，在元代，甚至在明代前期，八仙究竟是哪几位，尚无定论。在元代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八位神仙，何仙姑榜上无名，多了一个徐神翁。在另一些戏剧中，也有类似“重男轻女”的倾向，这回顶替何仙姑的是张四郎。或有了何仙姑，又缺了曹国舅；甚至无张果老、何仙姑，而又冒出了风僧寿、元壶子。但徐神翁在八仙中是经常有位置的，后来才不知不觉为何仙姑所取代。
自从明代吴元素《东游记》和汤显祖《邯郸梦》问世后，八仙就按现在流行的八位固定下来了。
八仙并不是人们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历史人物为依据的，但到底是哪几位历史人物，说法一直各异。铁拐李，一说姓李，名洪水，隋朝峡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中，又说铁拐姓李，名玄；
赵翼《陔余丛考》中记载，铁拐本姓刘；也有的书说他姓岳、姓姚等等。张果老，原名张果，有关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郑处海的《明皇杂录》等书。张果其人，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说他诡称生于尧时，长生不老，因此不知他的籍贯和生年，武则天、唐玄宗似乎都信以为真，派使者去请他出山，曾出入宫廷，等等。何仙姑的事迹见于宋人茗《集仙传》，说她是唐代零陵人；《续通考》则说她是武则天时代的人，生于广州增城，是何泰之女。韩湘子，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韩愈的侄孙，进士出身，官至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至于曹国舅，据《续文献通考》及明代陈仁锡《潜确类书》所载，是宋丞相曹彬的儿子、曹太后的弟弟；然而《宋史》中记载曹彬之子、曹太后之弟曹佾，未曾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曹国舅成仙的记载：因此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吕洞宾、钟离权、蓝采和纯属民间传说”。其实这三位在历史上也是有案可查的。在八仙的来历中，故事最多、分歧最大的是吕洞宾。历来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吕洞宾姓吕名岩，唐末人。《全唐诗》、《词综》中都收有吕洞宾的诗。赵景深在《八仙传说》中，列举宋代有关吕洞宾的记载五条，指出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洪迈《夷坚志》及《集仙传》等书均有记载。明代有关吕洞宾的文章更多，有的说他是唐礼部侍郎吕渭之后，唐末举进士不第；也有的说他咸通中进士及第，做过县令。对他的籍贯，也有二说：一说是唐京兆人，而《宋史·陈持传》又说他是唐关西人，活了一百多岁。关于他的字“洞宾”，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冯吉曾在《文汇报》载文谈及，据说他因时局混乱，看破红尘，遂弃官携妻出走隐居，老夫妻俩住在山洞中，相敬如宾，故而得名。在八仙中，只有吕洞宾与张果老两位是正史中有记载的。钟离权，《全唐诗》卷三十一传中称他是唐咸阳人，号和谷子，曾遇老人授仙诀，后传道入崆峒山。《集仙传》则说他在“唐末入终南山”。《全唐诗》收有钟离权诗一首。他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后人误称他为汉钟离，《历代神仙史》把他列为汉代神仙，汉大将钟离权，后又有人附会其为汉代将军钟离权，越说越离谱了。关于蓝采和，陆游《南唐书》等书均有记载，是唐末逸士，据说他着夏服絮衫，冬天常卧于冰雪之中，还常在长安市中拥蓝而歌，并自称为蓝采和。元代《蓝采和》杂剧又说他原名许坚，蓝采和只是乐名，《全唐诗》也收有许坚的诗，注明是庐江人。
八仙的来历，在清代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和考证。乾嘉学派的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韩湘“初不言其有异术”，是一种附会，曹国舅成仙的传说，与《宋史》中曹佾的记载不符，等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八仙的故事作过评价，认为这些故事最初是由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一些民间故事结集起来的，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部门刊行过《四游记》，其中的《东游记》，就是专门讲八仙过海故事的。
回头看看八仙的演变过程，也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八仙的交椅坐得很不安稳，时常有别的仙翁来凑热闹，企图把当选者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看来，他们捧的也不是铁饭碗，幸亏他们事迹卓著，又颇得民众喜爱，才得以存名于史册并流传了下来。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梁祝故事的传播除了口耳相传以外，得益于舞台艺术颇多。举例而言，京剧有《英台抗婚》、山东琴书亦有“梁祝”的剧目，影响最大的是经过整理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到全国，特别是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问世后，梁祝因而“走向世界”，曾有国际友人誉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历史上是否实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们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人？抑或根本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所造？这是个聚讼纷纭、饶有兴味的“谜”。
否定有梁祝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后来编成戏剧。尽管戏剧和故事十分动人，但毕竟是传说，因此事实上不存在其人其事，进而言曰：梁祝死后岂能化蝶？
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属“子虚乌有”，其理自明。此是一家言，听来颇似有理。
然而持梁祝实有其人其事的也有不少。不久前读到江苏某报的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是前朝书生，两人本来毫不“搭界”。只是祝英台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挖掘墓穴时发现下有梁山伯墓，遂为之合葬，才敷演出“梁祝”故事来的。这则“轶闻”曾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惜语焉不详，未说明来源，所据何书，因此无法进一步探索此说的真伪。又据《杭州日报》1958年1月20日报道，杭州市有关部门当年将开发凤凰山旅游风景点，第一期工程则将开辟梁祝故事中的“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梁祝书院”等风景区。报道中虽冠以“民间传说”，但给人的印象是梁祝当时在此地活动过。
其实，研究“梁祝”有否其人其事不自今日始。历史上有些严肃的学者亦进行过研究探索，清代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焦循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四座所谓梁祝基。第一处墓葬地在河北林镇之说，见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第二处墓在山东嘉祥县是焦循曾亲见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剧说》中说：“乾隆乙卯（1796年），余在山左，学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第三处墓在浙江宁波，此说是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到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其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焦循在记载中虽然未说亲见其墓，但据浙江一老新闻工作者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前该地除有梁祝墓之说外，还有梁山伯庙，鄞县乡间还流传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俗语，而且庙中香火还很盛。焦循进而查考地方志，据方志记载：“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封‘义妇冢’。”第四处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持否定态度：“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一著名学者毛先舒在《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和焦循记鄮城（今勤县）梁祝墓大同小异，只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
根据焦循、毛先舒引方志所记，谢安为东晋名臣，是历史上实有之人，那时女子亦未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竟如此详尽，因此不能排除历史上实有梁祝其人其事。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有其人其事，还有东晋、明代两说。持祝英台为明人说者，见于今人之著述，披露于报端。而且焦循曾目击山东嘉祥县明人为祝英台所刻的碣石拓片，（可惜他未引碣文，不知还能发现否？）加之明人有传奇《同窗记》（演梁祝故事，现存《访友》等出），焉知不正是演的明代当代时事？又杭州市有关部门准备在凤凰山重建“梁祝书院”，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中的“梁祝书院”所在地确为明代杭州一所著名书院，不过不叫“梁祝书院”，而是叫“敷文书院”。蛛丝马迹，费人猜疑，故此不能就断为祝英台不可能是明代人。然而此说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所记，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剧目，可惜剧本已佚，无法知其概要。由此上溯，北宋苏东坡的词集《东坡乐府》有词牌《祝英台》，以后辛弃疾、吴文英均有词作。据此又可以推断，至迟在北宋时已有祝英台故事的流传。唐宋词专家龙榆生则认为此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故此梁祝究竟是晋人邪？明人乎？由于都有一定的文字依据，难以遽断。再有，梁祝毕竟不是帝王将相，用不着像曹操那样死后造“七十二疑冢”，可是何以至少在山东、河北、浙江都有他们的墓？最后当然不能排除梁祝史无其人其事，确系民间传说，对此焦循在详记他耳闻目睹志书记载时，是有一定保留的：“此说不知所本，而进载志书如此。”我大胆地揣想，梁祝故事会不会本是编撰，由于这一悲剧感人至深，代代相传，后人误以为真的而写入志书的呢？
“白蛇”传
叙述宋代药店店员许仙和蛇仙白素贞爱情悲剧的白蛇传说，以它曲折优美的情节，鲜明生动的形象和充满人情味的情致，不胫而走，成了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四大传统故事之一。白蛇传说影响深广，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是如何起源的？它的“原先”是什么？一直是白蛇传说研究中一个热门的话题。
以往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白蛇传说最早的成型本，是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选编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明清以来，关于白蛇传说的戏文如清乾隆三年松江黄图铋的《雷峰塔传奇》，安徽方成培的《雷峰塔》以及《义妖传》、《宝卷》等，内容情节基本以冯梦龙本为蓝本。然而，冯本依据又是什么呢？这则传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