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头冷到脚，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几遍：已经伏法已经伏法已经伏法——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抽干我的血肉和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不是说副局长的微笑很慈祥和致谢的锦旗很鲜艳吗？事情怎么能这样？一个生命，一个曾经向我打听指南针和放大镜的生命，一个曾经射出飞刀并且叫我上校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从此在我生活的每一天和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没有了吗？……
已经伏法。没错，就是这几个字，就是这个“已”字，这个“经”字，这个“伏”字以及这个“法”字。我听到了旧报纸里透出的枪声，感到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隐在我身后，对准了我的后脑勺，然后钢铁的子弹嗖嗖嗖飞来，一举击破了我的头盖骨，使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茅厕前面那片泥土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秽物质，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摸不到任何东西，就像一团透明的空气静静飘散。
“出工呵，都到猫公冲打石灰！”
“走走走，还磨蹭什么？”
“懒牛懒马屎尿多，你在茅厕里过年吧？”
……
队长一个劲叫我。他事后肯定发现我面无人色地坐倒在茅房门前，但他肯定没注意到我的死亡，没注意到我后脑勺无形的弹孔。
我赶快回到城里，直扑戥子桥。但罗家的门紧闭，不论你怎样捶打，也没有任何应答。门口只是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两行字：“坚决拥护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我找罗家的邻居们打听，去一些老同学家里打听，但谁也不知道这一家人去了哪里，只知道自从街上到处贴有判刑布告以后，就没见罗家人出门买过菜或倒过垃圾。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多少年以后，我看到了一纸判决书上罗汉民的签名，也就是想象中我的签名，还有空白处上的这些话，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时才中断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他还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个动作。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不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们的儿子。
没有其他纸片了。
但汉民一定还说过很多话，需要我在寂静中聆听，不是吗？在铁窗里，在刑场上，在他最后看过一眼的天空，我不是还能听到他这些话吗？
妈妈，很对不起，我忘了给你下跪，来不及给你下跪，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爸爸，我一点也不责怪你。为了做一个守法公民，你当然要举报我，当然要把我绳之以法。为了表示拥护正义的判决，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你也不让全家来刑场给你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关系，就不宜有这些拖泥带水和藕断丝连。这我完全理解。你们不但不去刑场，还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高声诵读出劳模家庭的崇高品质和凛凛正气，让周围的人没法对你们找岔子和做手脚。这也是我的希望。
爸爸妈妈，儿子未能尽孝，一直给你们闯祸。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的亲人：我不是一个坏人，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不过是为真理而死，不过是长大成人了，要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请你们相信，一个黑暗的时代不可以万世永存。在我挂着大牌子走向刑场的时候，当我五花大绑度过最后的时光，我心里没有什么惭愧，更没有什么惧怕。我知道你们不会来，但还是忍不住东张西望，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放不下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你们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我只希望向你们说一句话，一句也就足够。不，我其实并不想再看，也并不想再说，更不奢望你们的拥抱。说来也好笑，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目光在这一刻该在哪里停靠，不知道天地这么阔大，自己的最后一眼该投向什么地方。我的亲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你们听到了我的呼喊了吗？
我没有喊出第三句口号，因为早已套在脖子上的一条毛巾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及时行动，因此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没有提前切断我的喉管，已是他们的客气和关照。
与我同案处决的还有肖大哥，使我一路走得并不孤单，你们放心吧。不过说实话，他有点让我失望。不就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吗？不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吗？前人把渣滓洞和白公馆都熬过来了，我们这又算得了什么？但他供出了所有的同志，到头来还是没有保住自己的小命。可怜的他，甚至没有在刑车上唱出《国际歌》，连两条腿也一直没站稳过，成了两根棉花条，得靠两个军人架起来拖着走。
我其实想帮他一把，其实想帮他擦一把泪，但我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看着他的鼻涕洒成一线。
他也是冤死的。他留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儿子，比我死得更惨，因为我毕竟还有兄弟，还可以拜托他们尽孝父母。因为其他同案犯多少还留下了一条命，将来还可能有伸冤和报仇的机会。想到这一点，我不忍心怨他，只是想帮帮他，让他在枪口前站稳一点，不要让行刑者们嘲笑。
我的亲人，你们也不要责怪他，不要笑话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一定会重新记住这样的名字：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还有一个可怜的肖寿青。
再见了，我走了。
再见了，我会常常托梦回家。
再见了，你们就当我周游世界去了吧，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八
“文革”宣布结束以后，很多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连我的父亲一案也重见天日。那一天，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轿车驶进我们街区，几个陌生人走下车，四处打听，最后来到我们家里，向我母亲微笑和打招呼。
他们进入低矮昏暗的小屋，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茶杯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突然光临，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向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
她似乎一直没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后，她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蹿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好一阵，才让她明白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
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搬入宽敞明亮的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
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以前疏远我的一些亲人和朋友重新登门，在我家聚谈和吃喝，发出爽朗的笑声。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退还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卖了一半捐了一半，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家？卖了的也可以无偿退还？是不是房管局的档案乱了套，大家重新洗牌随便摸呵？要是这样，再打一个报告，说方强家那年被红卫兵抄走了十个金戒指，看政府信不信讹，说不定又讹成了呢？……他笑出了很贪婪无耻的模样。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汉民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此时已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当厨工。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的丝绸袄子正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
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围炉取暖，给我们一一发烟。
“你弟弟的案子也翻了吧？”
他没有吭声。
“还没动静吗？你们当亲属的也不去跑一跑？”
他还是没有吭声，转身去找烟灰缸。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是不是上面还有阻力？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刚好调进省检察院。”
汉军听我们大谈平反的理由，还有巨款赔偿的可能，追认英雄的可能。关于要不要立一个纪念碑，也进入了我们的思考。但他一直沉着脸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把诸多准备动作做足了，还是一个闷罐子。“你以为公安局和法院就是你们办的？”他最后才嘟哝出一句。
我吃了一惊，不知他为何如此无精打采。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犹豫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政治问题夹杂着刑事问题就是一大难点：当时“共人党”不是缺少经费吗？汉民就曾经去盗卖过铁路器材，还胆大包天在银行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只是作案两次，都没成功而已。
我劝他不必多虑：“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和枝节的。抢钱固然不对，但不是没造成后果吗？就算有错，也罪不至死吧？”
“事情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吧？”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吧？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大案都翻了。”
“他们是什么人？你拿起篮盆比天？”
“这个案子也不小。”
“你们这是屎不臭要挑起臭。”
“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呵。”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不谈了，不谈了。”疤队长突然生气了，翻了个白眼，走到窗前朝窗外狠狠啐了一口。
他的态度让我吃惊，好像是吃错了药，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吧？哪有这样不识好歹混胀透顶的家伙？我与方强对视一眼，只好悻悻地告辞。
几天以后，方强才告诉我实情。其实，汉军不是不想给弟弟平反，问题在于，不管怎么平反，他弟弟还能再活一次吗？如果不能，那么得到一个空名的后果，却是活活要他老爹的一条命。想想吧，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的，伏法也是他父亲表态拥护的。汉军当然得考虑一下：如果汉民是个罪犯，他父亲不过是大义灭亲，还可心安理得地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成了英雄，他父亲就是卖子求荣，舍家附逆，到头来鸡飞蛋打，甚至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暴政的同谋和帮凶，将被押上道德舆论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他们家有什么意义？死者既不能复活，活人却要从此负罪。再想想吧，那些平反之后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鲜花、哀乐、眼泪、赞词、补偿以及新闻报道，那些闲话者的指指点点和叽叽喳喳，岂不是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
毕竟，汉民当年是公安局束手无策之时由他爹主动送上门去的——听方强这么一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汉民他妈已经成了墙上一张遗像，而罗伯已年迈退休，因身上风湿病严重，常常卧床不起，四肢关节肿大，痛得他全身冷汗如洗。这样一个老人，眼下架着那副缠满胶布的老花眼镜，浑身冒出酒精气味，经常嗬嗬嗬地喘息，涎水滴在胸襟也不自知。他儿子若有在天之灵，大概也不忍心对他再捅一刀吧？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阻止冤案的平反？至少也要向老人瞒着冤案的平反？比方说帮着汉军夸大他弟弟的过失，使老人相信那免崽子当年确实罪过应得，甚至相信他效忠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全国胜利推进？……
九
我接过一张名片，这才让认出了眼前这个卷发美男：“汉国！”
他拍拍我的肩，“你也来开会？”
“你呢，哪个组的？”我注意到他的金边眼镜和大围巾，还有胸前的出席证以及大会统一发放的黑皮文件包。两个记者模样的人跟在他后面，似乎正急争等待他接受采访，把他当做这次政协大会的新闻热点之一。
我后来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音像公司的老总，还当上了这个理事那个委员，事业如日中天。我们同桌就餐的时候，他一会儿去接北京来的电话，一会儿去接香港来的电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见面的十分钟之内，让我知道他的种种好事，比如他刚刚出国回来。他照顾着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抢先给她夹了很多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向皮短裙说了个什么事，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嘴里冒出“佛罗伦萨”一词颇有意大利韵味。
皮短裙没有胃口，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里的饭菜就是不好吃，然后拿出小皮包离席。汉国也就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一会儿给自己补妆，一会儿戴上耳机听音乐磁带，闭着眼摇来晃去的，让几位高龄委员交换着目光，脸色颇有些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一扫而光，因为汉国的发言实在太精彩。他首先说了两条北京最新消息，让大家情绪振奋，又提到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使听众对他的身份和背景充满好奇。
“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那么多冤屈者为什么还得不到昭雪？我们这里不会是台湾吧？党的政策一到这里就打了折扣，下次我碰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我该怎么向他说？……”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接着说到了当年的“共产主义人民党”，即共人党案件和他的弟弟，一个惨遭杀害的少年英雄，一个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忠贞烈士，一个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众多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七岁的生命！十七岁呀同志们！青春岁月呀同志们！花季少年呀同志们！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父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岂能忍心……
在座几位女委员已经不忍心地抽泣，一些老同志也眼眶红红的。
汉国继续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关注之下虽已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并未落到实处。烈士的母亲，当年因悲痛而死，可至今拿到了一分钱的抚恤金吗？烈士的其他亲人，多少年来因冤案而失去了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不能上大学，不能得到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作出了什么补偿吗？……
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罗委员，我们愿意联名上书，向中央反映你这个问题！”
“罗委员，你不要太难过，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小罗同志，你不是同耀邦同志很熟吗？你向他提提呵。”
……
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汉国又出示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另一位是某退休老将军。据他说，这些首长都感激他弟弟当年的义举，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还拿出一首诗，说是某著名诗人被他弟弟的事迹感动得彻夜未眠，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慰问和崇敬：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眼睛里收藏了所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