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了莫姜，我便成了大厨，只要学校没有课，我的大半时间全扎在厨房里。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与红盐白米打交道，是源于我与生俱来的对厨艺的偏爱，就像我后来偏爱的文学。做饭和写文章是相通的，在谈论文学创作时我常用做饭来打比喻，写文章好比和面，初写成不过是刚把面和成了一个团儿，面得不停地揉，文章得不停地改，面里的疙瘩揉开了，文章里的硬伤病句改过了，只是完成一半。还不行，面得搁在一边饧，最少得饧俩钟头，文章得搁，最少搁半个月，饧好的面再揉，搁过的文章再改，基本就可以拿出去了。急茬的面（疙瘩汤除外），急就的章（除非天才），一般经不住推敲。火候到了，饭就熟了，人品到了，文就熟了，就这么简单。大家听了笑我，笑我的文学理论就是一个主题——“吃”。
莫姜饭做得好，是莫姜火候把握得好；莫姜是不会写小说，倘若她能写，应该是大家。
依着父亲“顺其自然”的态度，我们尊重莫姜的选择，是去是留全不干预。晚上，看着莫姜空荡荡的小床，看着月影在房内的移动，我难以入睡，不知莫姜在哪里……
一个月后，莫姜回来了，憔悴了许多，却依旧的干净利落。这使我想起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古训，莫姜是个知情知义的人。她没有解释刘成贵的“死而复生”，也没有谈论那平地冒出的儿子，只是说给我们添了麻烦，对不住四爷四太太。
父亲给她加了工钱，每月15块，就算是我们正式地雇佣她了。
莫姜不再与我同住，她每天回家了。她在王驸马胡同一个杂院里租了两间南房，竟然和那个赌徒加凶手过起了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莫姜是把那个翡翠扁方卖了，用那钱安顿了这爷儿俩。王驸马胡同，离我们家不远，隔着一条街，每天早晨莫姜早早就来了，晚上吃完晚饭，收拾完了才走。我不理解莫姜为什么要接纳刘成贵，也不能想象她和那个浑身馊臭的老头子躺在同一个炕上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谁把我卖了，我会记恨他一辈子；谁砍我一刀，我永世不会原谅他！说得好听莫姜是善良，是宽容；说得不好听就是贱！我没好气地对莫姜说，告诉那个浑蛋啊，不许他上我们家来。
莫姜说，他不来，他在东直门外粉坊帮忙呢。
粉坊是把绿豆做成粉丝的地方，终日蒸汽腾腾，汤水淋淋，粉坊的附带产品就是豆汁和麻豆腐。无论是豆汁还是麻豆腐，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食，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再好吃，不上菜谱。一个皇帝跟前的御厨，沦落到做豆汁的份儿上，也算是“地覆天翻”了。该着！
我说，那个糟老头子，站也站不稳的，还能在粉坊干活儿？
莫姜说，怎么是糟老头子，他比我还小呢，小八岁。
我说，他得靠你养着吧？
莫姜说，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明显地，莫姜已经站在“老浑蛋”的立场上说话了，轻描淡写，息事宁人，以忍为闾，苦头吃得还不够。
莫姜说刘成贵“不会来”，刘成贵还是常偷偷摸摸往我们家跑。刘成贵来了，不敢进二门，只是躲在东南角厨房的小院里，怕我看见，知道我最不待见他，常常是打听好了，趁我不在的时候来。比起莫姜来，刘成贵有些老态龙钟，不唯腿脚不利落，手和胳膊还发颤，一代名厨现在连炒勺都掂不起来了，这叫恶有恶报。有时候刘成贵被我在门道撞见，他会惶恐地闪在一边，不敢拿正眼瞧我，嘴里嗫嚅着，我来给她……送点儿东西……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地从他跟前走过去。这种无言的鄙视是最好的报复，不是为我，是替莫姜。
再看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证实“送点儿东西”是不虚。
父亲似乎不反感刘成贵，有时候知道刘成贵来了，就把他叫到里院来聊天。刘成贵进里院从不走垂花门，而是由厨房的小门进，顺墙溜，沿着东廊进北屋，进来也不坐，垂手站着，以示卑微。我一见他这副孙子模样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抡菜刀的时候是何等凶恶，何等无情，现在装得跟避猫鼠似的，骗谁呀，狗奴才！
父亲让他坐，他说不敢。父亲说现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刘成贵还是不坐，还是站着，说他站惯了。父亲说，你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
刘成贵说，四爷跟西太后是本家，看在老先主的份儿上我也得站。
我说，让他站着，没让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刻薄，老刘师傅头发都白了，你跟一个老人能这样说话？有工夫我得上你们学校一趟，跟你们的校长谈谈，把学生都教育成这样不行。
我一调大屁股，出去了。
父亲跟刘成贵聊的多是吃饭的事情，扯什么满汉全席134道热菜，48道冷荤的内容，不厌其烦地用纸记了，说是要写文章。那时候父亲刚进政协，对搜集文史资料充满了热情，一礼拜恨不得写八篇文章往上递，说有些东西不写下来就丢了。父亲是光绪十四年生人，被慈禧派出去留学，学成回国，老佛爷驾崩了，到了也没目睹上老佛爷真容。刘成贵是见过慈禧的人，据他给父亲介绍，老佛爷精力充沛，食量惊人，只要肚子稍稍感觉到空，只要是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就得吃东西。有一回在颐和园景福阁刚吃完小吃，往谐趣园走，景福阁和谐趣园相隔不远，几步路，还是下坡，老佛爷不要坐辇，说要遛遛食儿。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不知为着什么，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作，当场品尝。刘成贵说，老太后实际是死在嘴上，怹太贪吃，太没有节制。有时候半夜醒了还要吃“烧猪肉皮”，最喜欢的清炖肥鸭几乎顿顿要上，夹肉末的马蹄烧饼和炸三角要吃刚出锅一咬流油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深秋时节，秋燥，调理不当，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宫里的御膳并不都好，太精细，吃几顿可以，老吃就停在肚里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几位太妃的胃肠都不好。民间吃得糙，大眼窝头麻豆腐，绿豆杂面腌菜帮，吃着舒坦，拉着痛快。
这些话，好像不应该是从御厨嘴里说出来的，刘成贵自己在砸自己的行当。几十年后我才悟出刘成贵的道理，器具质而洁，瓦瓮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弥足珍贵，最舒服养人的。
此经验非一番磨砺不能悟出。
自从刘成贵在父亲的怂恿下开始登堂入室以后，东直门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经常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出现。豆汁和麻豆腐同属绿豆淀粉和粉丝的下脚料范畴，将绿豆泡涨，捻皮，加水磨浆，倒入大缸发酵，下沉者是淀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浊，一股泔水味儿。麻豆腐是做粉丝的剩余物，颜色青绿，有豆腐渣的嫌疑。刘成贵是个狈，动嘴不动手，在他的指导下，下里巴的麻豆腐被莫姜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蕻、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将蒸过的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备好的作料搀进去，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传得很远，胡同里一旦飘出那特有的香味，人们便知道，叶家又在吃麻豆腐了。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较麻烦，刘成贵在送豆汁的时候还要捎带从东直门棺材铺带些锯末来，熬豆汁切忌滚开大火，大火熬的结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锅里还浑然一体，盛到碗里，不待上桌，便汤水分离了。刘成贵的做法是，豆汁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非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酵味实足。父亲翻出一本老旧的书，上头有说豆汁的，“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咸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浑蛋”的赐予。
我已经上高中了，活动的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地方。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四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父亲的单位里，干部们主动削减粮食定量，党员带头，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八斤、二十四斤。父亲说他每月有十斤粮食足够了，为保险起见，他给自己订了十二斤定量。依着父亲的算计，在那些红焖笋鸡、清蒸鲥鱼、烧鹿尾、烤羊腿以外，也真的吃不了多少饭了。单位领导没有理会父亲的想法，很理智地给定了二十八斤半，为此父亲还愤愤不平，认为人家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挲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每月24号一大早就得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非是些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莫姜不会做咸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连青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有人发明了用“双蒸法”做米饭，据说可以多出三分之二的饭量。街道上推广，母亲让莫姜去学，莫姜不去，母亲去了，回来照章操练，把米先炒了再蒸，果然爆米花似的发起不少，母亲很高兴。莫姜说，米还是那些米，哄了眼睛哄不了肚子。
母亲还学会了做人造肉，吃小球藻，净弄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们吃。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儿。捡剩儿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穷丫头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滑熘鱼片，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糊。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浑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浑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和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
不知是我们家的豆汁救了莫姜，还是刘成贵的豆汁救了我们。
想起了莫姜的话：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五
转眼到了1966年，那年莫姜整七十岁，过完了七十岁生日莫姜提出辞工的要求。
莫姜已经没有精力料理我父母亲的一日三餐，刘成贵成了她生活的一大负担，六十二岁的刘成贵早早地落了炕，瘫痪了。年中我给莫姜送钱去，是父亲的意思，为的是不忘莫姜二十来年在我们家的好处。我在杂院的小南屋见到了刘成贵，见识了那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桌上茶盘里有两个磕了边的茶碗，一把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案的茶壶，正面墙上贴着五年前的奖状，是奖给民兵打靶第一名刘来福的。刘来福在京郊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自从当了学徒以后就淡出了这个家庭，在厂里住集体宿舍，逢年过节也不回来，也不给家里钱。我知道，以莫姜的恬淡性情不会和刘来福去计较，在我看来，那个是非小子能独立出去也未必是坏事，有他在家里搀和只能是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