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兄豹弟》一作的问世，把鲜为人知的爱琴海和他那别具手眼的创作一齐推向了前台。这个准备得相当充分的文学新人，以自己出色的处女作品宣告了他的创作的开始，也宣告了他的创作的成熟。
爱琴海的语言狂放不羁、汪洋恣肆，然而那不是华赡词藻与佻挞语气的炫耀，像“太阳抱着大酒坛在山那边醉饮，金黄色的酒泉就从它嘴角歪歪斜斜地流出来，流醉了苞谷林，流醉了小路，流醉了山坡上一棵红色的童话树”这样的写景，像“杜三春在路上想着黑妹，宿营想着黑妹，站岗想着黑妹；天愈黑，黑妹那大眼睛看起来愈清晰。那眼睛放大了几倍几十倍几千倍，整个世界全成了黑妹的眼睛”这样的写意，都分明传达着一种率真而灵动的感觉，这语言没遮没拦地“跟着感觉走”，简直像是感觉的自言自语。因而，循着这语言，我们便体味到鲜活而独到的感觉，而由这感觉，我们又领受到了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人生体验，从而被作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悲怆世界，同他一起感触、慨叹、唏嘘。
爱琴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施以象征手法的具象细节：被打死的人可以爬到象征着情人的柿子树下，数天内面色宛如活人；身首离异的头颅仍可以与情人喃喃对话……企求灵魂安宁、情意永存的欲念是如此强盛，如此执着，此种精神力量足以逾越任何障碍，造成任何奇观。在这些象征中，爱琴海以自己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强化了人物坚韧而蓬勃的主体精神，使人物的生死歌哭，都饱带着各自的鲜明个性。
同狂放语言中的灵动感觉、奇妙象征中的深邃寓意一起展示给人们的，还有爱琴海那长于捕捉和处置超常文学对象的强劲的艺术腕力。像农民当红军、红军变逃兵、逃兵又变土匪这样畸形多变的人世沧桑，分明是人生中的异常现象，因其异常，而给艺术把握和表现带来极大困难。但爱琴海对此类并非平常的现象有着特别的兴味，他那善于探幽索隐的笔不断潜入扑朔迷离的生活底层，游刃有余地剖解着变异现象中的种种奥秘，并把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解，不加任何掩饰地告诉人们。从这里，人们不难感觉到他对自己把握生活、领悟人性的识力和腕力的深深自信。
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艺术表现上的任何创新，都应当到其更内在的艺术思维上去寻找原因。读解爱琴海的创作，也当如是。在《虎兄豹弟》中，人们目睹了杜三春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这一个”的全过程，先前的惊诧渐渐地变成了同情与叹惜。应当说，读者的这些印象正是作者创作的主要意向的衔接与延伸。化离奇为神奇，在异常中求平常，在偶然中找必然，这是爱琴海的创作较为易见的表象特征。沿着这一表征继续深究下去，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切都源自于作者艺术思维上的恣意求新：力求超越过去常见的在历史审视与人性透视中的简单化的究罪模式，而用一种理解和宽宥的目光和胸襟去检视历史和现实，去复原个性和还原生命，去寻找简单事象中的丰富内涵，使暴烈的显出温情，使愚讷的显出可爱，使英武的见出残酷，使美好的见出陋态，而由这一切所总合就的历史与生活，也就以热烈而冷峻、斑斓而驳杂格外真实而炫目地展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爱琴海不仅还原了生命个体，而且也还原了历史整体，生命怎样在历史中呼号，整体怎样揉捏着个体，迂腐怎样酿造着愚昧，愚昧又如何回报着迂腐，都很自然地在读者面前展示着、演进着，令你在震惊、战栗中思索、反刍和寻味。
浑厚的《虎兄豹弟》最生动不过的反映了作者这种独特的艺术追求。这部作品如若用一般的传统手法来处理，很可能或者把杜三春的复杂人生经历在由“红”变“黑”的描述中，变成对政治变节者的一种鞭笞；或者着眼于个人在时代大潮面前的无能为力和随波逐流，从而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进行一种愤激而简单化的批判。如果是这样，那么，《虎兄豹弟》就会成为一部平庸之作。爱琴海不然，他在作品里无疑也密切注视着杜三春的人生变异，但那目光是超越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的既定模式的，他甚至把种种与政治有关的意识一古脑儿抛在脑后，只关切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杜三春在历史所限定的环境里，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的坎坷和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抉择。因此，人们从杜三春三次较大生活的和精神的跃动与演化中，主要感受到的，是人在现实中的求实、求生以及顽强地保持人格、坚韧地维护自我的正气与勇气。不辜负养育自己的乡亲，不辜负挚爱自己的恋人，是杜三春人生的两大准则。而这简单而执着的信念，在那个特殊环境下竟构成生与死、善与恶、喜与悲甚至“革命”与“反革命”的繁复莫测的人生“七巧板”，使杜三春耗尽毕生精力而穷于应付。
但他在这一终归失败的过程中，却以普通人性不愿任人宰割和生命之火不愿默默熄灭的拼死抗争，在玄武岩演出了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活剧。对既定命运的不驯顺，对弱小自我的不满足，是杜三春这一形象的悲剧所在，也是这一形象的光彩所在。他由动荡的时势中寻求真诚的自我，而在这一追寻中使自我发生了异变，由不适生存到适于生存，由适于生存到不能生存，他无可换回也无可奈何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在这里，作者实际上通过对杜三春这一内涵丰厚的形象的悲剧命运的透视，生动地表达了“个体、个人的命运比整个世界的命运和中国皇帝的命运更重要”（别林斯基语，作品的题引）的题旨，也巧妙地折现了对这个“重要的”“个体和个人的命运”布满陷阱的混乱时世。如何看待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走向文明的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社会错失较多直至当今仍疏漏百出的问题。因此，杜三春的悲剧，在极其独特的个体性中，显然带有深沉的时代性，并且不只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还具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它至少提醒我们，沉默的玄武岩原来并不沉默，后来的沉默也许正是一种无声的申辩与宣告：个体、个人总是历史活动中的一个因子，没有生动活跃的个体、个人，就没有历史；因之，个体并不渺小，个人并不轻微，重要的是超越自卑的自立、自尊和自强。
爱琴海是继莫言、李锐等人之后，又一个追求人类大主题从而超越了已有的社会意识羁绊和传统文学规范的青年作家。因此，他的深富思想和艺术冲击力的创作的出现，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文坛，都是很有意义的。尽管他的创作间或有主观意向与客观事象不够浑然的疵病，但他整体的艺术感觉力、透视力和表现力，都是卓尔不群并深富潜力的。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颇具才气的青年作家，竟出自本人的家乡陕西的一个较为边远的地区一汉中。似乎凡从偏僻山地冲闯出来的作家，都有落笔惊风泣雨，开口秀夺山川的壮志和豪气。山西和山东的一些青年作家是这样，湖南、陕西的一些青年作家也是这样。我以为，不负时代使命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脊梁和希望也正在这里。
势头刚刚开始，爱琴海仍须努力！
荐语、序跋与对话
《羊的门》荐语
李佩甫的《羊的门》很让人大喜过望。它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由人际关系大网构成的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特有的国情，从而使它成为读解中国社会的重要作品。
作品中的呼家堡、呼天成，都堪为当代作品中少有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正是在呼家堡这个不起眼的中原小村，呼天成苦心又精心地经营起了他的“人场”。而有了“人场”，呼伯就有了“磁场”，从而在由下至上的社会生活之中，左右逢源，呼风唤雨。这是一个卓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农民干部的发迹简史，也是一个以“人治”为内核的特定时代的“吏制”与“官场”的小小缩影。
呼天成是集大善与大恶为一身的复杂形象，你难以简单地肯定他，也难以简单地否定他。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物，面对这位复杂人物引出来的诸多烦难问题，人们需要认真地思考，努力地辨析，仔细地咀嚼，慢慢地回味，这便使《羊的门》这部作品平添了丰盈启人的内力和常读常新的魅力。
《羊的门》，李佩甫着，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
《坚硬如水》荐语
阎连科的长篇新作《坚硬如水》由高爱军与夏红梅激情革命和恣情纵欲的故事，折射了一段真实又荒诞的“文革”历史。作品的题旨概而言之，可以说是写了一对痴心恋人的革命轶事，也可以说是写了两个革命狂人的迷惘情史。
复员军人高爱军和乡村少妇夏红梅，从一见钟情到携手“革命”，相互间对肉欲的迷恋，对权欲的渴念，既一拍即合，又毫不掩饰。而“文革”的不期而至和风云变幻，又给他们实现自己的念想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于是两个溺于肉欲的偷情者，就成了倾心造反的革命者。他们挖空心思找机会、想方设法抓把柄，以各级当权者为对象，以程岗村和程岗镇为舞台，上演了一出看起来既真诚又真实，实际上既荒谬又荒诞的“革命”闹剧。
高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起先是为了取悦对方，尔后是为了长期偷情，到后来，偷情完全仰仗于“革命”，而“革命”又只旨在偷情，他们在“革命”的道路和偷情的道路上，最终都走向了双向的迷狂。他们因弄失地委书记自存的亵渎江青的照片，稀里糊涂地被关押并最终走上了绝路。这不仅说明了命运变异的偶然性，更表明在一些高层人物那里，权欲的追求与情欲的“《坚硬如水》，阎连科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泄也是合二为一的。高爱军与夏红梅的故事，实非一桩孤立的个案。这一奇特的故事，与其说是从一个独到的角度揭示了“文革”的实质，不如说是从一桩典型的例证挖掘着人性的底里。就此而言，《坚硬如水》便有着别的小说文本所不可替代的意义。
阎连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艺术勇气和艺术才情，其中包括对荒诞“文革”的果敢揭露，对男女欲情的大胆揭悉，以及弥布在作品字里行间的悲情幽默、奇诡妙喻与辛辣反讽。这一切，都使作品在引人人胜之中格外耐人寻味。因此可以说，《坚硬如水》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难得一见的重要收获和独特力作。
《沧浪之水》荐语
阎真的这部小说很独特，其独特就在于它由一个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毕业从政的个人经历，进入到知识分子与权力秩序的复杂关系的深入探究，写出了时运转移中的人性百态与人情翻覆。作者深谙官场个中三昧，也深得文学个中真谛，他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自池大为分至省卫生厅的经历一路写来，写他怀才不遇、无职无权的苦，又写他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难，在真切地展示他人生旅程的帧帧画面的同时，也把困扰他的道道人生难题一一摊开，你读着读着便被自然而然地吸引进去，禁不住与作品主人公一起为其怨而怨，为其忧而忧，你似在欣赏小说，又似在体验现实，不知不觉中就被引入知识分子在融入现实中如何保持自我、在发挥作用中如何抵制侵蚀等重大人生问题。作品既不声扬写官场，也不明言写“反腐”，但官场之波谲云诡与“反腐”之惊心动魄，都由池大为有起有伏的个人遭际充分而深人地带了出来。真是不求丰而自丰，不求深而自深。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实为当下现实题材之难得力作，而作者亦属直面现实写作之少有高手。
《沧浪之水》，阎其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人人都说我爱你》荐语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
奇特之一，是小说在三大部分里，分别从偏于感性的小8的视角、比较理性的米拉的视角和米拉与小8交互的视角，全方位地叙说了小8与米拉的情爱际遇、生活经历与人生体味。这样，每个人的每个方面所展示出来的，便有了一种多棱性；生活之简单又氤氲，人性之单纯又复杂，都让人有淋漓尽致，穷形尽相之感。
奇特之二，是小说基本上是依仗非故事化的夹叙夹议的文笔来完成叙事的，而支撑着叙述的，则是独标一格的语言。那是感觉敏动又诡异，文笔新锐又老辣的混合体。这种语言表面看来，是生花妙笔，似悬河泻水，细品起来，则如歌如哭、如诉如泣，最终托出的，是嘲尽人情、暮穷世态的人性洞悉与人生哲理。
有此两点，与此书邂逅的读者便不虚此行。
2001年10月10日于北京朝内
《人人都说我爱你》，黎宛冰箸，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英格力士》荐语
如果要像文学论文那样提炼关键词的话，那么，王刚长篇新作《英格力士》的关键词就是：“文革”、新疆、童年和欲情。作品通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中学生刘爱在学校学习英语的坎坷经历，串结起那个年代特殊情势下的特殊际遇，尤其是与女教师阿吉泰的奇特恋情，与男教师王亚军的超常的交情，写出了青春期压抑不住的情的念想、欲的勃发和性的萌动，与这种懵懂、苦涩又甜蜜的青春主题相适应的，是那不事雕饰、悃愒无华的叙事艺术与率尔操觚、亦庄亦谐的表述文字，这一切的有机交融与天然浑成，使得《英格力士》以一个孩子的成长史和一个学生的“文革”史，而自出机杼和引人关注。
《英格力士》，王刚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