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些事，当庆国提出为他写篇文章时，他却说：“还是多写写省上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办事人员吧，他们的确为会宁的发展做过不少工作。至于我，做了的是应该的，不值得一写。况且，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应该给予会宁的帮助，要力争做到，不能亏待会宁，因为会宁是贫困地区，同时，会宁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曾为革命做出过不少贡献和牺牲，应该让那里尽快发展起来。做一个领导，不能有地方主义，但是该管的还是要管，当然不能照顾的就不照顾，要考虑全省的大局，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怎能不理解呢？但理解并不是忘记。
1986年10月19日，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他，随同省上其他领导到会宁参加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50周年庆祝活动。整个活动期间，他非常关心前来参加活动的老红军的生活，当他发现老红军们因为年事已高，晚上上厕所不方便时，立即与县上联系，给老红军住的每一个房间配发了一只痰盂。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就是如此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革命老前辈。
10月20日下午，他召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50多名老红军代表举行座谈会，畅谈祖国变化，追忆长征的艰苦岁月。其间，他题写了“学习红军革命精神，振兴会宁经济文化”的题词，至今珍藏在县博物馆里。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在筹备红军会宁会师50周年大庆活动期间，他曾与当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毛敌非等同志多次联系，积极促成了省长办公会议的召开，确定了建设项目，为会师塔的建设按期竣工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价曾给我多次讲：借纪念红军会师50周年的机遇修建会师纪念馆的事，要不是李子奇书记、流萤主任、毛敌非秘书长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当年提出问题当年办成此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时，在这次活动中，他还忙里偷闲，前去看望了他的老师、当时担任县政协副主席的李文炳老师。李老师向他叙述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目前的境况：“文革”期间挨了不少整，又被迫退职，现在虽然拨乱反正了，一切都好了，但强迫退职期间的工资没有补发；自己身边没有子女，全靠一个侄女照顾自己和老伴，但这个侄女既没有户口，又没有工作，有不少的难处。流老一句句都记在心里，随后就跟县上领导讲，李文炳先生是会宁教育界的老前辈，又是我党的统战人士，他在生活方面的难处，县上应该想办法解决。不久，李老师侄女的就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然而，流老在会宁老家的那些侄儿、侄女们大多都没有工作，他却从未向县上张过一次口。
参加完会宁的活动，他又到了定西，召集那里的部分老知识分子座谈，听取了他们关于平反后工资补发问题的意见。一回到省委组织部，他立即找来有关同志过问此事。接着省委组织部就此事专门发了文件，对已经平反但没有补发工资的情况，在全省进行了摸底，摸底的结果是补发这部分工资需要500多万元。于是，他把此事提交给了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一律补发的决定，受到了全省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我与他谈及此事时，他说，这个问题还得感谢李老师给我提了个醒。
1990年7月20日至22日，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偕夫人李凡英一行4人来到会宁，视察了会宁的工业生产、水利建设、教育情况，并和部分老师长老同学会面，他一一握着大家的手，深情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还看望了县人大机关的全体同志，参加了县志编纂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讲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1990年10月29日，他兴致勃勃地来到会宁，参加了会宁一中50周年校庆，并在庆祝大会上以老校友代表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感谢老君坡小学、青江驿小学、枝阳小学、会宁一中培养了他。并高度评价会宁一中50年来教书育人取得的突出成绩，希望母校再接再厉，英才辈出。他说，我们会宁有三个出名：一是穷得出了名，二是大学生多得出了名，三是三军会师出了名，今后就应该在这三个出名上多做文章。
1994年，会宁县的高考录取人数累计超过万人。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兴奋不已，于9月10日教师节期间，和省上另一位老领导许飞青专程赶到会宁参加县上的教师节庆祝大会，在大会上他即席发表讲话，他说：会宁历史上就有崇文修德的光荣传统，曾出过不少杰出的人才，文风昌盛，经年不衰，发展至今，已成为陇上著名的“状元县”。从会宁走出去的青年学生遍布天下，使我们这些曾在这片土地上求过学的游子常常引以为自豪。
这次会宁之行，他还参加了教场小学落成典礼仪式，视察了正在新建的桃花山新区，考察了省级森林公园铁木山，并为会师纪念馆题词：“三军会师声震中外”、“长征精神，会师雄风”；为会宁二中题词：“英才遍中华。”
说到流萤老对家乡的关心和支持，李义内心充满了感动。
流老非常关心会宁桃花山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许多方面给以有力的支持。桃花山新区经过几年的建设，吸引投资2亿多元，完成了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了一批企业，为会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看到新区的欣欣向荣，流老打心眼里高兴，多次说李义这个人还是能干事。
1995年9月29日，他应邀参加了桃花山新区物资交流大会开幕仪式，并在仪式上讲了话。他认为，国道“312”线改道途经会宁，是会宁发展经济的一个机遇，开发区的创办是一个明智之举，为此他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桃花山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于1994年6月担任了新区高级顾问，并满怀激情地为新区题词：“桃花山下建新城，会师圣地更光辉。”并为桃花山桃儿嘴六角亭题写了“观胜亭”匾额。
这次他还抽时间看了会宁馆藏文物。当发现保护经费不足时，回到兰州后给文化厅有关同志反映了情况，解决了资金。
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会宁县就已着手开始筹备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李义和王价等多次去向流老请示有关事宜，流老出谋划策，鼓励县上的同志去北京见将军，向国家部委汇报县上的要求和想法。李义已记不清在流老家里和办公室跑了多少趟，但在流老的鼓励下，李义、王价、王青兰等县上的同志终于鼓起勇气去了北京，见到了不少将军，而且得到了将军们的支持。
2000年，李义在会宁申报红军纪念林的项目，但这个项目在当时申报有些困难，于是李义又找了流老，流老当即给林业厅的马尚英厅长打电话，流老说，在会宁建设红军林，不仅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是纪念长征的一种好方式，同时，也可以帮助会宁搞好“三山”绿化，因此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尚英很快将这个项目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国家发改委发文立项，下拨红军纪念林400万元的建设经费。
2000年，流老还在参观了庄浪县的梯田建设后，经过静宁县，后又来到家乡，但这次他没有给县上打招呼，只在李义的陪同下，看了看家乡的变化，流老对李义很感慨地说：庄浪是全国的先进，静宁的工作很扎实啊！找个爱干事、能干事的领导很重要。
后来，李义担任了会宁县的常务副县长，之后又调到白银西区任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流老依然很关心李义的工作和成长，多次在有关场合讲：李义是个干事的人，在会宁的工作很突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联络工作很成功，在县政府也干了很多实事。流老还曾专门到白银西区参观了西区的建设成就，给了李义许多帮助。
2005年五一长假，李义和冯理忠、李琦（新疆吐鲁番日报社长）一起到兰州碑林去看望流老，那时候流老做完手术不久。那天，流老和大家在碑林的一棵树下坐了好长时间，许多话都与会宁有关。当李义谈到想维修会宁陇西川的戏楼时，流老说，陇西川的戏楼是一处文物，还上了中国戏剧志，应该好好保护，他小时候就常常从戏楼前走过。流老答应给戏楼题匾，琢磨了一阵后说，就写4个字：“雄视古今。”说待他身体稍好些就写。但不久，流老已病得很重，但他还记着题写匾额的事，他还曾给碑林刻过碑的一位工匠打电话，讲好了用料、颜色、尺寸，说刻好后，让李义去拿好了。那块匾最终没有写成，成为李义心中的一个遗憾。
流老还非常重视会宁的文史资料工作，多次给县政协的负责人讲，会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上曾出过不少名人，也有不少名人到过那里，而且还发生过一些重大或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蕴藏着丰富的史料资源。通过认真挖掘并发挥其独特作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当县上邀请他为会宁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古道名城》写序时，他欣然答应。那篇序言充分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游子赤情，一时间成为会宁人传诵的佳作。
1994年省人大会议期间，他专门找到会宁县县长张廷魁说：会宁出过不少名人，杨思（字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个，是位清末翰林，曾留学日本，并加入过同盟会，解放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一个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爱国老人，曾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王秉祥同志在世时，多次跟他讲，杨慎之先生博学多才，为人正直，堪称师表，应该搜集一下有关慎之先生的资料，给慎之先生写个东西，一来纪念慎之先生，二来也让后人知道，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旧知识分子是通过怎样的艰难曲折而走向光明的。秉祥已经去世了，他也已经退休了，很想完成秉祥的嘱托，也算是了却他的一桩心愿。希望县上组织一些写作功底好，责任心强的同志，把慎之先生的事迹搜集一下，争取出一本文史资料专辑。张廷魁回到县上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并拨出活动经费两千元，予以支持。当时庆国在县政协文史委工作，于是又聘请了曾参加过县志编篡工作并有一定文史专长的王仁先生，和庆国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庆国和王仁多次到甘肃日报社、省政协、省委统战部、邓宝珊纪念馆等处搜集资料，走访知情者，确定了慎之先生史料征集工作的计划和实施步骤。
流老在参加桃花山新区物资交流大会开幕仪式期间，还特意听取了县政协文史委关于杨慎之史料征集情况的汇报，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希望县上派人再到兰州去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并拍一些照片。1995年11月1日，庆国和王仁再次来到兰州。在此之前，他已派工作人员到兰州大学和省博物馆进行了联系，而且，表示还要陪同庆国他们一起去查有关资料。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多次相劝之后，才同意由他的工作人员张树华同志陪同庆国他们，并亲笔给省博物馆、省图书馆、兰州大学的有关负责同志写了介绍信。
这次庆国他们还了解到，他不仅十分关心杨慎之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还非常关心杨慎之后代的生活和工作。这里只举出他写给省委书记阎海旺同志的一封信，就可略见一斑。他在信中写道：“（慎之）先生有一子，原在省农业厅工作，早已去世，有五个孙子，两个去深圳工作，两个去日本，在那里定居，只有一个孙子叫杨诚，在兰州工作，任市商业学校校长。秉祥在世时，曾问及慎之先生的后代情况，并叮咛给予关照。因为，慎之任西北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时，秉祥任委员，有来往。为此，我曾建议，在省政协把杨诚同志安排一下，这对体现党对民主人士的关怀有益……”
采访过程中，庆国还了解到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笔耕，主编和写作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稿。特别是他在全省组织工作干部业务进修班上的讲话，整理成《做官、做事、做学问、做人》一文，全面论述了做官、做事、做学问、做人四个概念的内涵，每个概念所包含的若干问题，以及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做官必须学习，有学问、有能力，最根本的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品德高尚的人。”这不仅是他对下级、对青年干部语重心长的教诲，更是他几十年风雨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思想写照。此文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表扬。
其实，流老如果不去从政，说不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教授、学者或者艺术家。在西北大学读书时，他已是一位才情横溢的校园诗人，流萤这个笔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用的。后来他又一直酷爱书法，只是很少有时间去练，这从他1995年9月给庆国的一封信中就可以完全看出这一点。他在这封信里说：“说来惭愧，我这一生，虽然主要从事文化工作，自己也热爱文化生活，但是出于历史的误会，年轻轻的就当官，而且长期为他人做嫁衣裳，从事编辑工作，自己写作的机会甚少。为此，你要问我写了些什么，主编了些什么，为数寥寥。”
他给庆国讲：“忙了大半生，现在退了下来，一来好好休息一下，过一下寻常日子，偶尔还上街买买菜，做做饭，其乐无穷；再就是读读书、写写字，当然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我坚持练，因为我爱。
最近，我还请了几位老同志在筹建‘兰州碑林’。人家西安有个碑林，影响很大，咱们也搞一个，把甘肃历代一些书法精品留下来。”
兰州碑林的建设，是件把石头背上山的苦活，是件把文字背上山的难活，更是把文化和历史背上山，从而抬高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区的文化品位的重活。流老把晚年的全部心血都花在了这个活上，而且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前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几次把庆国叫到病床前，为修改碑林骑楼里的展览文字稿几次讨论。庆国坐在他的病床前，强忍着心里的难过，一字一句地念稿子；他躺在病床上，强忍着剧大的病痛和虚弱，一字一句地听着，一字一句地斟酌，吃力地说出他的想法。稿子基本定下来了，但他没有看到修改后的展览。
想起为碑林辛苦奔走和操劳的日日夜夜，用他的老伴的话说，他不光在碑林忙，即使回家了，也从不闲着，不是查资料、对拓片，就是写东西。常常累得话都不想说。那段时间，庆国被借调到碑林为他整理资料，耳闻目睹了一些情形，可以说他是因为碑林累倒的。
流老去世后，他的大儿子刘飞说，他的一生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农民情结，一个是文化情结。
流老的农民情结可以从他去世前庆国帮他整理的《扣压张浩来信》一文略见一斑。
关于文化情结，他自己在《塔影河声》一书中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庆国与流老的接触，最多的是因为这本《塔影河声》。那时庆国在县上基本赋闲，流老便以兰州碑林建设委员会的名义借调庆国到碑林工作。具体的工作是为流老整理有关碑林的资料。庆国当时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里，隔几天到流老在省人大的办公室里听他讲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