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军西进，我正在西安西北大学读书。在大学，我酷爱诗歌，爱中国古典诗词，也爱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作品。为了能读到更多的俄罗斯作家的诗作，曾经下苦功学习俄语。有时候，手痒痒了，也写一点。“5？20”西安解放了，义无反顾，参加工作。我记得，贺龙、习仲勋、张德生、赵寿山、李敷仁等领导人，到西北大学来，召集甘肃籍学生讲话，号召大家“解放家乡，建设家乡”。开始，我到了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小队长就是曾经在兰州市长期工作，最后担任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应举。过了一段时间，《群众日报》到西北大学为《甘肃日报》招人，还出了布告。我一看，是“耍笔杆子”的事，是自己心爱的工作，心动了，犯了点“自由主义”，军装一脱，皮带一解，饭盒一放，就到《群众日报》去了。
接待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阮迪民、刘焕文。当时，正值扶楣大捷，西安城里游行庆祝活动，满城是人，热闹非凡。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被派出去实习采访。天那，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世面，没干过这号事！“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心里急得像火燎，溜了一圈，跑了回来。只听下了一位解放军干部在人群里说：“革命胜利。参加革命。太幸福了！”当此之时，既不会采访，也不会写稿，第一次采访就这样失败了。
西进路上，到了陇县，阮迪民为了“练兵”，派我们出去采访，我写了篇《老大娘欢迎解放军》，自觉有进步，回来却挨了批。当时，在一农家草场上，大家坐下来，各自念各自的稿，大家评论。我念了以后，因为稿件中写到“一拐一拐地走来”，老大娘是小脚，遭到批评。“不应该写落后面啊！”“小资情调啊！”这第二次采访，以挨批告终。
也就在行军路上，阮迪民给我们讲新闻课，讲新闻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能壳里空，说假话。还讲了“五个W”，时间、地点、人物、为什么、经过，新闻高潮在前，要写好导语，如此等等。
兰州解放，进了城，我被分配到通采部，采访城市接管。这时，看到了大批新华社稿件，有了“老师傅”，“照猫画虎”，总算能写了，能见报了。我记得，每条消息导语，总是离不开“在……之下”或者“为了……”，典型的新闻八股。最近，为碑林宣传，我接触了一些年轻记者，思维敏捷，出手快，文笔也好，比我当时强多了。
1949年9月，我被派往农村采访。当时条件确实艰苦，要自己背铺盖，要步行，找汽车很难。不像现在，到处是宾馆，发稿有电传。
出门有车，联络有手机。我先是到榆中三角城下车，正逢大雨，步行到县委，衣服、铺盖行李都湿透了。县委也没有招待所，只好借别人的衣服、铺盖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报上也发了一些稿件，心里也不怎么怕了。以后调定西记者站，在地委经常看文件，看报纸，参加会议，下乡采访，开始做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就这样，由一点不懂到略知一二，步入了新闻行列，一干就是大半辈子。我曾经设计，先干记者，跑不动了，当编辑，老了，到资料室去做资料工作，可是事与愿违，报社看见我这个人肯吃苦、肯钻研，到1950年，调回来当“官”了，采访的机会却少了。而且以后“官”越做越“大”以至于改了行。但不管干什么，做编辑时间长了，我始终眷恋着新闻，因为自己太爱了，也忘不了自己是怎么学步的。
弹指一挥五十年
我终生难忘的甘肃农民报，是在1951年3月15日，出版了第一张报纸。屈指一算，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在绵绵历史长河里，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我来说，此时此刻，除了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真有点“弹指一挥间”的味道外，最突出的感觉是变化太大了！农村在变，甘肃农民报在变，甘肃农民报人也在变，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先说说农村。甘肃农民报创刊初期，农村的任务是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拿来，分配给贫下中农耕种。
历时两年多，便开始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农业合作化，由临时互助组到长年互助组，由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土地、农具、耕畜统统集中起来，统一经营。接着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大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这样折腾了一二年，农民没有饭吃，浮肿，消瘦，大批死亡。被迫调整，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有了一点松动。但不久又大批单干风，以至发展到“文革”，把那么一点点自留地，也说成“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说成是“小台湾”要“解放”。“文革”结束了，人们从自留地的庄稼比集体地庄稼好的现实中得到了启示，实行包产到户。还提倡专业户，大办乡镇企业，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现在，提倡现代农业，要高质量、高效益，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这些，人所共知，“至今已觉不新鲜”，但我还想回味。说到这几年，我忙于兰州碑林建设，很少去农村，啥也不了解。前几天，为找唐代哥舒翰纪功碑的拓片，到临洮去了一次，看了看那里的花卉种植。其中一处，有一千多亩，培育观赏百合花、郁金香，空运到北京、上海等地销售，效益很好。
经营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张存平，是甘肃十大杰出青年。我问了问，他种花的地，是从农民手里租来的，一亩一年九百斤小麦，按当年国家收购价计算，他一次付了三年的租金。他用的花工，每月四五百元工资，许多就是原来的承包户。县上计划大发展，把临洮建设成花卉基地。这么干，很适合社会发展。
五十年来，在农村，就土地讲，由集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当然不是全部），到分散（小农经济），再到集中（集体所有制），再到分散（农民土地承包制），再到集中（现代化大型农业，这也是一小部分），变化可谓大矣！就农民生活讲，大多数人变化也很大。以前，有个热水瓶、自行车、缝纫机，就了不起；现在，许多人家，“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用电器件件有，衣食住行样样新。
再来说说甘肃农民报。这个报纸也是多灾多难，三上两下。1951年创刊，1959年没有纸张印刷了，被迫停刊。以后复刊，“文革”中又停刊。“文革”以后又复刊，一直办到现在。可以说，它的生命力是极为顽强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开始创刊，是在全省农民代表会议以后，要实行土地改革，鉴于甘肃日报是对开四版，篇幅大，内容多，文字深，农民看不懂，当时的甘肃日报社社长阮迪民呈报省委批准，创办了甘肃农民报。报头甘肃农民四个字，是按照省委书记张德生的指示，由省长邓宝珊写的。办报方针是“心里想着农民，眼睛看着农民，嘴巴对着农民。”要通俗化、口语化，一句话不能超过十个字，不能用倒装句子，让粗识字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农民能听懂。报纸是四开四版，讲政策，讲生产，讲时事，讲文化。
每期一篇社论，不能超过八百字。还要有连载，吸引读者。在农村，广泛发展贴报栏、读报组。第一期的社论是“《甘肃农民》是干啥的？”还在显著地位刊登党的农村政策，其中包括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等“四大自由”。这是当时中央、西北局、省委的政策。可是在“文革”中，有人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宣传四大自由？”我只能说：“这是当时的政策。”以后，为宣传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报纸连篇累牍，全力以赴。到1960年，到农村采访，看见农民有的因饥饿而死，对自己震动太大了。后来不做甘肃农民报的工作了，再没有深切感受了。
最后说说甘肃农民报人。甘肃农民报是作为甘肃日报的一个组而设置，组长是薛剑英，按版包干，从组稿、画版到校对，都由一个人负责。我编一版，姚刊编二版，徐列编三版，徐崇明编四版，王明远负责知识介绍和图片，王文惠负责政策法令解释，就这么七个人，把一张报纸办起来了。以后，陆续调来潘玉君、和凤鸣、陈雪鸥、耿汉、李树棻、马负书、杨志印、张芝英、康应忠、李秀昌、赵承祖、王维新、李海舟、杜绍宇、张化民、刘奇、陈鼎新、仇桂莲、张严梅，马占海、贾明玉、李素本等。在这些同志当中，王维新英年早逝，其时不到三十岁。李素本、李海舟已经逝世。有的同志还被错整，含冤多年，始得平反。而今绝大多数同志还健在，但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以后担任总编辑的有曹克己，已经作古，还有冯兴儒、赵承祖、李树棻、李荫喜、许维等同志。现在我到甘肃农民报去，除了认识总编辑马同顺以外，多数人不认识，已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老的老了，新人成长起来了。过去的过去了，新事物不断涌现。农村在前进，甘肃农民报在前进，甘肃农民报人在前进。谁看了，都欢欣备至。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扣压张浩来信
我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出外采访少，在家当编辑时间长。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我随大军西进，来到兰州，参与《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以后又参与了《甘肃农民报》的创办，一直到1985年离开报社，中间除了“文革”被下放短暂离开过一段时间，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在报社担任农村部主任、记者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甘肃农民报》总编、甘肃日报副总编、总编。
在我的报社经历中，关于政治、社会、重大政策的变动，经历得比较多，其中一次对我影响很大，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鲜活。
我在1978年经历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年，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我在实践中感到：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处理起来有时比较难。三中全会还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但是，两种思想斗争很激烈，就是两个“凡是”和改革开放思想的斗争，主要是改革和反改革的问题。改革怎么改，很多人都不清楚。在农村，老百姓想改，但上面不让改，生产队长都不愿改，怕失去权力。因此，农村的改革，也没有眉目。
而在甘肃，1977年到1978年，农村有些地方已率先搞起了改革，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会宁的青江驿公社、渭源的祁家庙公社、宕昌县哈达铺公社都悄悄地摸索着开始了农村改革，实际上是包产到户。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后来电来函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
当时，全国农村改革动作最大的是安徽和甘肃，但中央是坚决反对的。中央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要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作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当然不能公开讲可以搞“包产到户”，但他实际上是支持的。
1978年1月，甘肃省委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即《二十条》。文件中规定：“根据生产队规模大小，社员居住条件和生产需要，建立固定的、临时的或专业的作业组，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这是甘肃包产到户政策的雏形，对于多年来“万马齐喑”的广大农村，这无疑是一声惊雷，对农村长期以来推行的“左”的思想以有力冲击。
1979年1月，甘肃省委结合甘肃实际，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简称《十条》。这个文件的产生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之际，比起《二十条》又前进了一大步，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悄然出现，作业组大力推广。
对我来讲，我来自农村，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农民感情深，当编辑时，对农村宣传得多。特别是“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农村，携妇将雏来到武威，因为在生产队，对农民的愿望了解得比较细致。那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农民自留地里的庄稼比生产队的长得好。
我在武威的六坝公社十三里铺大队蹲了一年多，1970年下去，1971年回来。有一次，房东吃饭时，端着碗蹲在自留地边，边吃饭，边看着地里的庄稼，当看到地里有一棵草时，他走过去一手端着碗，一手把那棵草拔了出来。农民对自留地多珍惜，但那时上面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喊着要割掉。
由于体制问题，生产队的庄稼长不好。该上工时，队长在大喇叭上喊着上工，但妇女们则从门口探出头来张望，看有没有人动身，如果有人走了，就出去上工，如果看不见人，就缩回去。往生产队地里担粪时，一个壮小伙，两只不大的筐子里只担半筐粪，纯粹是“磨洋工”。
因为这段经历，才使我坚信：农村不搞包产到户，没有出路。正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1979年，我扣压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
这年3月14日夜，《甘肃日报》总编室收到了新华社发来的电讯稿，是甘肃一名干部（张浩）写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人民日报》为此信配发的编者按。我是当晚值夜班的副总编，看到电讯稿后，觉得这封信和编者按虽然和当时中央对农村的政策是一致的，况且《人民日报》一直被称为是“报中报”，代表党中央的声音，但当时正值春耕，甘肃农村正在贯彻省委《十条》，如果将这封信在《甘肃日报》发表，一定会造成全省思想大乱、工作大乱。于是，我打电话给总编辑刘爱芝。刘爱芝也是“包产到户”的热心支持者，他曾亲自带记者王明庸下去采访此事。刘爱芝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两篇稿子坚决不能发，一发下面就乱套了。明天我准备从积压的稿子中选一些隐隐约约涉及“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稿子发出来，让下面感到省上的态度没有变。但因为事关重大，刘爱芝又当即请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宋平也不同意转载，并指示“要从正面摆事实讲道理，继续宣传和贯彻省委的《十条》规定”。因此，第二天的《甘肃日报》没有发表这份新华社电讯稿。
新中国成立初，我在《甘肃农民报》当编辑时，宣传过省委的“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自由、务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因此在“文革”中遭到批判，有人说我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有阶级根源。这次扣压张浩来信，也是冒着风险的，但我说《十条》是省委定的，扣发张浩来信，与省委的决策是一致的，因此，我坚定不移。
张浩来信是这样写的：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