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运气真好，他这一套巫术般的装神弄鬼正巧赶上了雨将止息的时刻，结果博个得满堂彩。更为幸运的是，此后，他继续运用相生相克的五行原理求雨，“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仍是止雨那一套“把戏”，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又获成功。他的止雨、求雨分别选在久雨必晴、久晴必雨的时刻，因此颇为灵验。这种灵验与他的那一套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这种偶然偏巧全让他碰上了。于是，在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情况下，董仲舒满怀虔诚之心，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儒学的改造。
董仲舒治理江都，经过他的一番艰苦努力，确也达到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兴盛景象。然而，他的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反而因为江都王刘非而获咎遭贬。
董仲舒想用儒家的那一套仁义礼德学说影响、束缚易王，可刘非从小养就的武人气质远非董仲舒几句不关痛痒的言语所能改变。其时，汉匈关系恶化，匈奴多次骚扰汉朝边境，好勇尚武的刘非多次主动请缨，要求带兵攻打匈奴，但武帝始终没有答应。刘非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赫赫战功，他手下又有一帮有勇有谋之士，对汉廷一直构成潜在的威胁。平时，他也不太买武帝的账，颇有点我行我素的味道。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易王刘非又上书武帝，请求出兵进击匈奴，以平汉民心中长久淤积于心的愤恨之气。武帝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朝政相当反感，可一时又奈何不了他，便将满腹积怨一股脑地发泄在董仲舒头上：当初寄予厚望派你去当江都相，不就是希望能够匡正、劝谏易王循规蹈矩、忠心朝廷的吗？可易王不仅没有改变，还有点变本加厉了，你这个相国到底是怎么当的？汉武帝一恼怒，就撤了董仲舒的江都相之职，将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一个没有固定责任的闲职。
董仲舒回到长安，怎么也闲不住。拿了皇上的薪俸，当然得干活才行，没有具体政务，就将他的一套《春秋》政治学说传授给汉武帝的近臣吾丘寿王及太子刘遂等人，同时还进行春秋公羊学理论与社会政治实践相互结合的探讨与研究。
董仲舒从“灵验”的求雨、止雨活动中得到启发，将这种思维方式推而广之，以《春秋》为据，把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与社会的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相互推导、相互求证。没有想到的是，他差点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晚上，董仲舒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前些年发生在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便殿的失火事件，一时间，他不禁神思飞扬、灵感倍增，便以此为例，运用《春秋》中的灾异论分析、推演了一番。他认为之所以发生宗庙烧毁的非常事件，原因就在于朝政积弊未除，皇家宗室骄奢淫逸。而挽救的措施就是秉承天意，清明朝政，铲除朝廷内外的擅权作威之人。他一边分析推理一边顺手记下，乃至通宵达旦，才写成一篇草稿。然后，他走出门外，呼吸着清早的新鲜空气，沐浴着初露的晨曦，一边漫步一边继续推敲不已。
凑巧的是，与董仲舒来往密切的同事、中大夫主父偃一大早就前来拜访他。仆人让主父偃等候，他不禁慢慢地踅进董仲舒的书房，往书桌上一瞧，一眼就发现了一份刚刚草就的手稿。拿过一看，上面的内容不禁吓得他心惊肉跳。稍稍镇静，具有小人邪恶心理的主父偃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将这份“灾异之记”的草稿偷偷塞进怀里不辞而别，然后密奏朝廷将董仲舒告了一状。
汉武帝看了这篇草稿，也不想贸然处理，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急召当朝贤良，传阅草稿，征求他们的意见。草稿没有署名，也没有誊写，字迹随意，一时难以分清何人所作。传到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手中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则“灾异之记”出自恩师之手，就揣摸皇上的心理，针对其中的内容大加挞伐，认为作者不明事理犯上作乱，表面上是引经据典，实则是对经典的亵渎与歪曲。其他学者也一致附和、赞同吕步舒的抨击。于是，董仲舒被打入监狱。若以妖言惑众、下级诽谤上司等几条罪名而论，按当时的刑法，足可将董仲舒判个死罪。后来，汉武帝看在他那份卓越的“天人三策”份上，才下诏赦免了他。
不久，董仲舒又重获启用，官复原职。这时，江都王刘非去世，新主刘建继位，汉武帝又派董仲舒复出江都再次为相，辅佐少主。刘建从小作恶多端，对董仲舒的劝谏与辅佐根本就听不进去。为吸取上次汉武帝迁怒的教训，董仲舒主动请调，转徙胶西王国为相。胶西王刘端虽然能够善待他，但两人的合作也不愉快。后来，董仲舒看出刘端骄横暴戾图谋不轨，而自己又无法扭转，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惹出杀身之灾与灭族之祸。惹不起躲得起，想到这些年伴君如伴虎的宦海沉浮，董仲舒对从政一途已然心灰意冷。于是，他向武帝递上辞呈，请求告老还乡。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董仲舒的从政经历与孔子似有不少相同之处，孔子与其弟子到处碰壁，还不时遭受驱逐、围困与饥饿的“纠缠”；而董仲舒则是不受重用，每到一处，都与别人合不来，无法和谐相处，结果空有一腔大志，不得不主动引退。学术与政治，严格说来是两条不同道上跑的马，而孔子与董仲舒硬要将它们生拉硬扯在一起搞什么“拉郎配”，最后受到戕害的只能是学术。他们相当狼狈的从政之路，也从某一方面证明了儒学与政治的不合时宜。可是，他们却不明其理，一心想着为君王服务，为朝廷效命。自己从政不达，还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后来的儒者身上。
董仲舒回到长安老家后，“不问家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与早年对学问的学习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着述为主，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结晶形诸文字，他的大部分着作都是辞官居家后写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场，那些流传至今的总结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许在它们还没有问世时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来，士以不遇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系，感慨万端，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其中的“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心之忧矣，不期禄矣”等句正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左右，董仲舒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老死家中，走完了既热闹又寂寞、既坎坷又平坦、既伟大又可悲的一生。
我之所以跳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圣人孔子，通过董仲舒来叙说儒教，是因为以我的一管之见，认为董仲舒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孔子。
前此我们已有所论，孔子并非原始儒学的创始人，他不过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宗教性质的原创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他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儒学之根基，但也不过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而已。即使我们承认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也不过如墨翟之于墨家，老子之于道家，韩非之于法家，惠施、公孙龙之于名家，邹衍之于阴阳家而已。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本家学说中居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但在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突出与炫耀之处。如果不是将儒家定于一尊，儒学虽属显学，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里去。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重要的诸子学说之优劣作过一番相当客观、颇有见地的分析比较：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上可以看出，司马谈最为推崇的还是与时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后却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数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手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这样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讦、拆台的对手才能想得出来。董仲舒说出了封建君主想说而无法形诸语言的内容，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命运就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决定了。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因此，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的正宗、代表及落脚点就在董仲舒一人。
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