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栓娘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做什么活儿,两眼一直盯着她那芦花鸡。芦花鸡跑到街里,她跟到街里;芦花鸡跑到院里,她跟到院里。傍午,芦花鸡翅膀一乍,才飞到窗台上,钻到席篓里,红着脸儿卧下了。大栓娘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席篓里的消息。等了好大一会儿,芦花鸡一阵吵叫,终于下蛋了。她收了蛋,匆匆忙忙来到厨房屋里,向老伴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你还不去活动活动?”
她老伴名叫王有福,瘦小身材,大手大脚,两眼红红的,刚剃的头放着青光,满脸忠厚相。两个孩子帮着爷爷准备过年的吃喝去了,他一个人在磨豆腐。他见老伴问得急切,停住手说:“活动什么?”
大栓娘嚷起来了:“你呀,你呀,记性不强,忘性不赖,孩子们的事还办不办呀?”
提起孩子们的事,触动了王有福的心病,黑瘦的脸变得更黑了。老两口生了两个儿子,都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是,一条小院,只有三间房屋,朝哪里娶呢?老两口牙上勒,肚里省,好不容易买下一些木料,打下几架坯,可就是没有宅基地。王有福不止一次地向干部们请求,干部们总是说:“结记着你哩!”一直结记了三四年,媳妇吹了五六个,仍然是八字不见一撇。明年春天大队又要发放宅基地了,老两口便向大哥讨主意。他大哥名叫王有寿,是个精明人,对他们说:“你们差一道手续。”老两口一齐问:“差什么手续?”他大哥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大栓娘如梦方醒,当时就下了决心,可王有福到现在还没拿定主意,他倒不是舍不得那一桌酒饭,而是觉得那样做不本分。愣了半晌,才说:“那好吗?”
大栓娘晓得老伴的脾气,叹了一口气说:“我问你,像咱这样的户,该不该给一块宅基地?”
王有福说:“该倒是该。”
大栓娘一拍巴掌,说:“这不得了!咱大哥怎么说来?不该办的事,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破坏上级的政策哩;该办的事呢,不吃不喝办不成,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怕什么!”
王有福仔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晓得从哪一年起,村子里酒风大盛。一到腊月,许多人家排队挂号地请干部们去喝酒,一喝就喝到二月二了。结果有些人家在村里,想怎就怎,百事如意,孩子才十六七岁就有了宅基地。咱的孩子也是孩子,人大树高的了,还没有个着落,咱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咱也试试!”说着向外走去。
“等等!”大栓娘不放心地喝住他,“见着支书,你晓得怎样说话?”
王有福挤巴挤巴红眼睛,卖个俏说:“晓得。我就说:‘支书,走,到我家干这个去呀!’”他仿照着大哥的样子,也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
“傻蛋!”大栓娘小声骂道,“你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请干部们吃喝,不能明说,人家忌讳。只能说:‘到我家坐坐。’晓得了吗?”
王有福点点头说:“晓得了,到我家坐坐……”
“等等!”大栓娘仍然不放心,“到在酒席宴前,干部们若问你有什么事,你怎么说?”
“麻烦!”王有福不耐烦了,“你当我是不知事的孩子,咱不是想要一块宅基地吗?”
“傻蛋!”大栓娘又骂了一声,“记住,酒席宴前不兴谈问题儿。人家问你,你就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弟兄们不错,想在一堆儿坐坐。’晓得了吗?”
王有福仰起脸,望着天,愣了半晌,一掌拍在自己铁青的脑袋上,哭笑莫辨地说:“唉,老了老了,学习起这玩意儿来了!”
临年的大街上格外清静。社员们都在家里忙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那些慌年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试验他们的鞭炮。尽管这样,王有福也不想从大街走,悄悄拐到一条胡同里。办这种事,他总觉得心虚,恐怕被人看见耻笑。他在胡同里站了一会儿,才向支部书记张老雷家走去。
张老雷爱喝酒,有请必到,不拿架子,越喝越喜欢。从前他当支书的时候,酒后也办过一些私事,社员们对他也有意见。后来世道一乱,他被王香那一伙人打倒了,整整受了十年磨难。王香上台的时候,曾经向社员们做过两条保证,一条是保证不喝社员们的酒,一条是保证不找娘们儿。结果呢,他不喝社员们的赖酒,净喝社员们的好酒;他不找娘们儿,净盘算二十多岁的大闺女。今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政策,他被赶下台去,支部书记又成了张老雷的。王有福记得清楚,张老雷受磨难的年月,他可没有踩践过他,不当人的时候,仍然和和气气地叫他“支书”。今天请他,总得赏个脸面。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就回来了。张老雷不在家,正在大队开会。他寻思出来的工夫太短了,恐怕老伴骂他“傻蛋”,就在街门一旁的茅房里蹲了一会儿;自觉得工夫差不多了,他才回到家中。一进街门,看见老伴站在厨房屋里向他嚷道:“你把瓦罐里那几个鸡蛋弄到哪儿去了?”
王有福愣了一下,说:“年菜都做了,还要鸡蛋干什么?”
大栓娘说:“年菜,年菜,你有几样年菜?我想请咱大哥做一碗‘鸳鸯蛋’,凑个八八的席面哩!”
王有福说:“算了算了,庄稼人喝酒,有什么吃什么。”说着向厨房屋里走去。
大栓娘把门一堵,睁大眼睛说:“有什么吃什么?哎呀呀,那是请人家干部们哩,那是耍笑人家干部们哩?那年孩子他舅舅请王香,酒没好酒,菜没好菜,人家筷子没拿他的就走了。后来在社员大会上吆喝他拉拢腐蚀干部,差点儿把他臊死!你忘啦?”
王有福脸上立刻露出一种紧张情绪,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快过年了,咱爹不吃荤,我把那几个鸡蛋送到咱爹院里去了。”
大栓娘一听,急了,高声嚷道:“你呀,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积攒那几个鸡蛋,你当是容易的?你叫你爹吃了顶个蛋用?”
王有福见她伤着老人,也急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有没有一点孝心?”
大栓娘一拍胯骨:“办事要紧,行孝要紧?”扔笤帚摔簸箕、大嚷小喝地骂起来了。王有福实在忍不住了,红眼睛一鼓,那嗓门也可以:“你看你那个脏样儿,我我我我打你!”说时迟那时快,他扒下一只鞋,嗖地向老伴甩去。大栓娘急忙一躲,啪唧一声,那鞋落在盛豆腐浆的铁锅里。大栓娘一跺脚,冲出屋来,一头抵在王有福肚子上:“给你打,给你打,你打死我吧,死了心里倒干净!”跟头骨碌把王有福抵到一个墙角里。王有福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干脆把眼一合,养起神来。一边养神,不由得回想起老伴的好处。从前,她性情温顺,孝敬公婆,全村里无人不晓。这些年世道变了,她的心性脾气也慢慢地变了。她开口骂人,那是因为心里着急,她着急不是为了孩子们吗?想到这里,王有福好声好嗓地说:“大栓他娘,天不早了,你老抵着我算怎么着?咱爹又不是外人,我能把那鸡蛋送去,我就不能把那鸡蛋取回来吗?”
大栓娘见他说了软话,这才放开他,眼泪麻花地诉说起跟他过日子的艰难。王有福劝说了几句,从豆腐浆里捞上那只湿鞋,甩了又甩,趿拉在脚上出去了。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又回来了。走路肩膀一摇一摇,两只大脚啪嚓啪嚓格外有力,一见老伴就说:“嘿嘿,咱爹福气大,该着他吃咱那鸡蛋!”
大栓娘打了个愣,赶紧跟到里屋去。王有福小声说:“刚才我在大街上碰见张老雷了……”一语未了,大栓娘忙说:“掏烟、掏烟来没有,傻蛋?”
王有福把脸一扭,不理她了。大栓娘催道:“说呀!”王有福说:“我嫌你净骂我傻蛋。”大栓娘笑了笑说:“我不骂你了,说吧!”
王有福这才坐在炕沿上,慢慢地说:“人家把烟戒了,口袋里装着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
大栓娘着急地说:“别啰嗦了,他来吗?”
王有福响亮地说:“来。”
“哪天来?”
“三十黑夜来。”
“准来吗?”
“准来。不过有个条件,正月里他请我也到他家去坐坐。”
“你答应啦?”
“答应啦。”
“傻蛋!”大栓娘又骂起来了,“咱是办事哩,不是喝闲酒哩。你到人家去,狗上炕充什么人哩!”
王有福默默笑了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锻炼了那么好的口才,正正经经地说:“办事说办事,喝酒说喝酒。土改的时候,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房子呢,没给咱地呢?1963年发了大水,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救济粮呢,没给咱救济款呢?”说罢,忍不住呵呵地笑了。
原来刚才他在大街上,看见磨房的墙壁上贴了一片鲜艳的梅红纸,上面写着毛笔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领结婚证的青年男女们的名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生孩子的妇女们的名字,最后一张梅红纸上写着刚刚批给宅基地的社员们的名字。明年该办的事,今年破例地张榜公布了。大栓娘听了,急不可待地问:“那最后一张梅红纸上有没有咱家的名字?”
王有福乜斜着眼说:“你猜?”
大栓娘看着他那笑眯眯的样子,心里明白了,身子一软,咕咚一声倒在炕上。王有福急忙问道:“大栓娘,你怎么了?”老婆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哎哟,喜欢死我了!”王有福呵呵笑道:“可别喜欢死了,咱还磨豆腐哩,起来做饭吧!”
老两口吃罢饭,一同来到厨房屋,一个添豆儿,一个摇磨拐,一个说“张老雷有改志”,一个说“活该他们打不倒”,欢欢喜喜地磨起豆腐来了。
(发表于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