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们》，仿佛成了惯例，必定要先抛出这句话给它定位正名：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作品，正是尤金·扎米亚金［俄］的《我们》(1920/1924)、奥尔德斯·赫胥黎［英］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英］的《1984》(1949)。
这三部书中，论名气以奥威尔的《1984》最大，但是要论及首开这一派作品之先河者，则非写于1920年、正式出版于1924年的《我们》莫属。据称，赫胥黎和奥威尔创作出自己的反乌托邦作品时，或多或少都受了《我们》的影响。奥威尔还亲自撰有对《我们》的评论一篇，称其为“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此处借用孙仲旭先生的译文一句】。然而，倘若以书比人，用俗话来讲，《我们》在这三部作品中，就属于那类“命不顺”者，甫一成书便一路磕磕绊绊，勉强出版后还长年到处遭禁，直至人类思想已经日益全球化，政治气氛已相对不那么浓郁的今天，它的名头还是比不上由它一手扶持起来的两个小弟弟来得响。
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反而似乎因此笼上一层神秘感，颇有点传奇小说主人公一波三折终成正果的气质。它传奇的出版历程、它的作者扎米亚金的独特个性和因特殊时代中断的创作之路，都成了作品之外一则华丽幽暗的脚注，为书家津津乐道，令读者掩卷惊叹。
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金生于1884年。此君从小就有种种惊人之举。据他写给《我们》英译者的一封自我介绍信中透露，学生时代，他学校附近疯狗甚多。某日，“有条疯狗咬了我的腿。那时，我喜欢对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我决心等着瞧，看看自己会不会得狂犬病，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好奇：狂犬病发作时（咬伤两周后），会有什么感觉？结果我各种感觉都体验到了，可是两个礼拜之后却发现并没有得狂犬病。”
在学校里，他作文总得A+，但数学不好。为了挑战自我，毕业后他特地选择了最富数学性的职业，成了名造船工程师。据说，他日后在这个专业上颇有建树，苏联当年最大的破冰船“列宁”号里就有他的贡献。191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讽刺小说，因此备受鼓励，造船之余亦不忘继续圆文学之梦。受沙皇秘密警察的驱逐，他被迫从大城市彼得格勒移居荒僻小镇，流亡期间继续写作．一战期间又辗转到英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穿着救生衣，关掉一切灯光，从德国潜艇边驶过，回到彼得格勒”。由于不曾亲自参加革命而直接回到革命胜利的祖国，他“感觉自己像个从来不曾陷入恋爱的人，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觉已经结婚十年”。
像一切优秀的讽刺作家一样，扎米亚金爱憎分明，勇于坚守信念、针砭时弊。他在革命胜利的苏俄继续撰写短篇讽刺小说和剧本，大胆指出政府种种弊端，渐渐引起当局不满。1920年，他创作出重要作品《我们》。
像许多具有超前意识的大胆作品一样，《我们》在苏俄遭到禁止出版的命运。直到1924年，它才转译为英文，在美国第一次出版。1929年，它又以俄文在国外出版，出版商为保护扎米亚金，特意慌称该书是从捷克语转译为俄语（捷克语版的《我们》同时也有出版），还煞费苦心地改动书中几处地方。怎奈《我们》尽管在苏联没有正式出版，却早已以手稿形式在评论家手中流传，所以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们》的作者被认出，扎米亚金遭到苏联主流文学界的大肆批判和攻击。最甚的是，扎米亚金在苏联从此遭到“封口”厄运，与出版社和读者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
1931年6月，万般无奈的扎米亚金致函斯大林，自陈目前国内禁止他从事创作的做法，对他来说无异于判了他死刑。因此他无法在国内呆下去，请求领袖批准出国。不知道为何，这封饱含书生气的信函并没有使斯大林暴跳如雷，而是居然真的使扎米亚金弄到出国许可。（据说，幕后帮了扎米亚金一把的正是当时苏联德高望重的作家高尔基同志，高氏素来爱怜扎米亚金的才华，此番挺身而出，帮他跟斯大林求了情。）
从此扎米亚金流亡欧洲，最终定居巴黎。遗憾的是，与故土分离，等于脱离了一个巨大的创作源泉。从此扎米亚金再也没有创作出什么超越《我们》的作品。扎米亚金晚年酷爱音乐，尤其是穆索尔斯基的作品。1937年3月，扎米亚金在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陪伴下客死巴黎。
《我们》作为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一个高度数字化、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在这个攀上“人类文明最高峰”的联众国，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数字为名。主人公便叫“D-503号”。D-503号是一名联众国培养成人的数学家，他对联众国满怀忠诚，特地记起笔记，想借之赞颂威哉壮哉的联众国。
怎料，联众国再发达文明，也仍旧奈何不了残留的人性。某个美艳过人的女性号码I-330号突然出现，完全震撼了D-503号的纯洁心灵。在I-330号引诱下，D-503号一步步解放本性，由作品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不过，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I -330号之所以接近D -503号，自有她的秘密计划。这则政治寓言的结局出乎意料、震撼人心。
讽刺幽默高手扎米亚金在书中时不时抖出包袱，令观者哑然失笑。然而在因离奇的场景和似是而非的搞笑逻辑乐不可支的同时，我们又会禁不住发出叹息，因为这些笑料处处直指人性的弱点，从古到今都是最高明的幽默，即所谓“含泪的幽默”的永恒主题。扎米亚金的讽刺风格，于他最爱引用的一句格言可见一斑：“不妨教会人们，对蠢行和暴怒与其加以仇恨，不如加以嘲笑。”
作品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自然要归功于作者的天赋。讽刺作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超脱现实，再痛苦、再绝望，也要做到事不关己、泪中带笑。扎米亚金就是这样一个擅长冷静地分析荒谬现实的作者。根据俄语版《我们》的出版商的记载，扎米亚金是一名高超的讽刺幽默大师。他思想犀利，语言诙谐，更难得的是他低调做人，心态平静，哪怕一针见血地抖出最逗人的包袱时也从来不曾失去平淡冷静的超然语气。“如此个性，天生就是对体制和惯例的威胁。他是一位绅士、一名卓尔不群的艺术家、一个无畏的思想者。”扎米亚金的风采决定了他在任何极权体制中都不可能有容身之处，沙皇和布尔什维克都曾经抓他入狱，巧的是两次关押地点均在同一家监狱的同一个牢区。
针砭时弊的睿智头脑遇上专制又荒谬的体制，既是不幸又是件幸事；不幸的是被体制碾压，终于不敌而逃、郁郁余生的作者，幸运的是这两者间冲突的离奇产物——《我们》的出现。扎米亚金本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我所创作过的最滑稽、最真切的一部作品”。我很荣幸能有机会把这部标志着一个天才的被扼杀史的《我们》译介给大家，更希望能借助这次机会，让更多读者注意到扎米亚金其人、其作品。
殷杲2005年7月于南京补记：
本书于200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坊间评骘颇佳，为此又曾数次开机增印，译者深信，这都是拜《我们》及其作者扎米亚金的人文魅力所赐。感谢漓江出版社愿意重版此书，给了我一个勘正旧译的机会。此次重版，主要改正了旧版在排校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大多仅涉及字词，也有少量词句的补充和调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关注《我们》，关注扎米亚金的作品！
译者2012年12月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