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看似都很顺利时，一场灾难悄悄地逼近……
2003年7月2日，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多难兴邦——SARS带来的思考
2003年本来应该是收获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打乱了公司的计划，搅乱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整个旅游行业一下子陷入了“暗无天日”的深渊。我本是一个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人，即便这样，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预见到像SARS这样来势凶猛、置人于死地的突发疾病会在中国的很多地区甚至是首都肆虐横行。从事旅游行业十一年来，听说过海湾战争对旅游业的影响，亲身体验了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和美伊战争对旅游业的冲击，但从来没有怀疑过旅游业虽然脆弱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个事实。我从来感到可以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旅游业的行业特征。而这一次来势突然和凶猛的SARS让我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绝望”的煎熬。尽管我一直用貌似乐观的情绪去鼓励大家、去鼓励客户，尽管我从不放弃工作的机会去争取当时看似“渺茫”的市场，但我心中的感受好几次曾经在一两秒中达到过“痛不欲生”地步。在别人眼里，我算得上是一个坚强的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完全来源于两个字——责任。对信任我的这个团队的责任、对这个团队每个人和他们家庭未来的责任、对日趋衰老的父母的责任、对少年不知愁的儿子的责任……这一次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压力，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独立地”面对这么多的责任。想想二十年前只身到北京闯天下，应该说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就个人而言，这次不是最严重的。但那时我是独身，父母正当壮年，我没有负担，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在国营企业时天塌下来有人顶，我可以很“高尚”地去分担别人的压力，很“仗义”地去与别人同甘苦共患难，但我没有直接的压力和责任，或者压力和责任是自己自觉地主动地承担下来的。
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好了一些，是在我听说温家宝总理深夜垂泪，吴仪副总理靠安眠药方能入睡之后，我想他们都是人，我更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所有的心理感受都是属于正常人所有的。这场灾难是整个民族的。有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撑着天呢，而我们要做的只是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而已。
经历了这一场灾难，我更加感到一个团结的集体有多么重要。这个集体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帮助我度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大家在电话里互相问候，在电子邮件中互相鼓励，在平时的日子里，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大家充满了激情的表达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们在相互维系着我们的精神，让脆弱的心理变得坚强，让忧郁的心情变得愉悦，让心灵黑暗的角落渗透阳光。我感谢大家理解和接受公司在预防SARS方面对每个人的行为做出限制的规定，感谢大家为保护自己和家人防止SARS侵犯所做出的努力。你们保证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就是现阶段对公司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多难兴邦！我们战胜了SARS，我们留住了青山，我们的事业将从现在开始走向兴旺，我们的前途光明而无量。我们这个团体经历这次抗SARS战斗的洗礼，变得更加团结和坚强。我保证要加强学习，带领这个团队用先进的经营理念将我们大家的公司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专业水准的旅行社，让每一个人的才华和能力都得到充分的施展并得到相应的回报。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不可能选择我们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态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公司没有了经济来源，大家对停发工资毫无怨言，每一个人都表示了要与公司同舟共济的态度，这种态度大大地减缓了我心中的压力和内疚。
……
换一个角度看，我从SARS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失去的多。
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现在回想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好多情节竟然想不起来了，而当时，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好端端的生意一下子全没有了，有的团连预付款都支付了，最后还是取消了。公司只有四五十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流量，SARS一点没有要结束的迹象。我决定停发员工的工资，但继续购买社保。我征求每一个员工的意见，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愿意走，公司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愿意留下与公司同甘苦共患难，公司一定带领大家共同走出困境。
SARS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我们将办公室从和乔大厦搬到了798现代艺术区的一个老式写字楼。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里，没有再搬家的打算……
“518”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反倒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还发生了两件倒霉的事情。
司机小张将公司的新车桑塔纳2000丢了，完全是他的责任，他将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这辆车在立案期间一直没有找到。因为是公司的第一辆车，大家对它有感情，那段时间，公司每一个人只要看到黑色的桑塔纳就要多看几眼。好多年以后，警察通知车找到了，我终于见到了已经面目全非的桑塔纳。因为已经获得保险，这辆车不属于我们了。买这辆车时，各种费用加起来大概花了二十二万，从保险公司那里也就拿到一半的金额。车丢后，我没有埋怨小张，也没有让他做任何赔偿，他已经够难过的了，这个教训够他记一辈子的。
我本人也犯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我在中央芭蕾舞剧团业余舞蹈班结识了一群与我有过同样“文革”经历的舞友，其中有一个叫赵岩的人，办了一个文化公司，经常组织国外文艺团体来中国演出。我和舞友们接受他的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展览馆看过他公司组办的节目，感觉他是个做大事的人。一天赵岩对我说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文化演出项目，但资金短缺，向我借二十万元人民币，一个月就还上。我自己正在创业，知道创业的艰辛，将心比心，我愿意帮助他。凭我对赵岩有限的了解，自以为他将来能成功，应该帮助他越过这道坎儿，我只是凭直觉相信了这个人。我没有钱，向一个朋友借了二十万元，加上我自己还有四万多元，连零头都一起给了他。这笔钱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我得知，他一共向周围的人连哄带骗借了两百多万元，大部分都没有还上。因为SARS，演出取消了，但根据合约，他要向演员——一个美国知名的魔术师支付昂贵的赔偿金。可恨的是，他欠了这么多钱，连一句解释或道歉的话都没有。我将他告上了法庭，开庭时他居然没有露面。我胜诉，可以强制执行，但我必须证明他有还款的能力。我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件事，就放弃了。我用了好多年才还清朋友的钱，我父母至今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些朋友对我的举动不理解，认为太愚蠢了，这么轻易将一笔巨款借给一个甚至还不太熟悉的人。我冤就冤在这里，如果这笔钱资助了一个好朋友创业，我也认了，而赵岩连朋友都算不上。
SARS期间，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公司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公司一定要有财务应急预案。我的目标是，如果再遇到突发事件，造成公司在一年之内不能经营而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公司的应急贮备金能够支付员工一年的基本工资和保险，并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新的市场。
小张回家对夫人说：“公司要停发工资三个月，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公司尊重我的个人意见。”小张夫人说：“你把车丢了，刘总一句话都没有说你，这个时候走人，多没有良心！”
民营企业——欣欣翼翔诞生记
旅行社的挂靠体制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这种现象却十分普遍。成立旅行社的门槛曾经很高，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不追求长久的发展，挂靠一家旅行社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做法，中国不少旅行社都是靠挂靠体制支撑的。
我一向反对挂靠。我离开国有大企业后，经历了A和B两家旅行社，这两家旅行社都隶属于国家部委。我加入这两家旅行社的最终目的是想对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产权收购。在开始阶段，我也是以挂靠的形式加入的，但我有一个条件，只能是我一人挂靠，因为我不想让其他经营不规范的人坏了我的名声。我情愿付出比别人高五倍的挂靠费。
在旅行社A我经营得很吃力。我是执行总经理，总经理是国家部委的政府官员，人挺好的，但是个外行。副总经理是我原来国企的同事，先我离开，被旅行社A聘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介绍我加入了旅行社A。我与旅行社A签了一年的合同，一年后我带着我的队伍离开了。
导致我离开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与旅行社A做股份制改造几乎看不到希望。旅行社A一点生意来源都没有，所有的生意都是我带来的。我做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要求个人（几个人，包括业务骨干）控股百分之五十一。
旅行社A主管部委的一位副局长看了我方案说：“一个堂堂的国有企业怎么能让私人控股？想都不要想！”
我平和地说：“江苏、浙江和很多省市已经开始旅行社国退民进的股份制改造，个人控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股份制改造是双方情愿的事情，如果旅行社A不同意我的股份制改造方案，我们可以和平分手，我与旅行社A一年的合同也到期了。”
我感到我的话局长听进去了。当时江浙和沿海一带旅行社的国退民进速度之快可能是出乎他意料的，改革开放的步伐在首都北京相反慢一拍甚至几拍。让局长在他手中放弃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在当时是很难的，尽管这个企业已经奄奄一息。
第二个导致我必须离开的原因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与我完全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把以前在国企不规范的做法带到了旅行社A，时不时会做一些让我心惊胆跳的事情。虽然我们都曾在总社工作，但不在一个部门，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总社很多了解他的人都说我们很快就会分道扬镳，因为我们完全不是一路人。
合同到期前，我对他说：“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工作，分开了我们可能还可以保持朋友关系，继续合作下去我们可能会成为敌人。要么你离开，要么我离开。”
他说：“我也认为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工作。我留下，你离开。”
整个团队尤其是核心外联人员都是冲着我来这个公司的，我离开也就意味着整个团队离开。
实际上我们分开后还是变成了“敌人”，这个副总经理在背后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来诋毁我个人和我的团队。
这个时候我通过许亮认识了旅行社B的总经理，他的公司经营惨淡，正急着想将公司卖了。这正合我意，我就是想要一家完全属于自己并且自己说了算的公司。我们双方达成协议，在没有完成旅行社产权收购之前，我担任旅行社B的执行总经理，负责旅行社的经营，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挂靠行为。
后来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一个中年妇女气势汹汹地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她是旅行社B的副总经理，旅行社B改朝换代的事情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与她心平气和地聊起来，才知道，在旅行社B与我达成产权收购意向之前，她已经以每年两万元人民币与旅行社B达成挂靠协议，并被封为副总经理。现在旅行社B归我经营了，她的协议被旅行社B的总经理单方面撕毁了。我与这位妇女谈话发现她并不是旅游专业人士，她说旅行社B把她给坑了，她已经成立了十个下属部门。我想大家听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她挂靠了旅行社B，然后又发展了十个下家挂靠她，一个下家的挂靠费最低是两万，她什么都不做一年就能坐收二十万元。
国有企业可以这样给个人利用，却不能正大光明地按照市场规律卖给个人。
国有旅行社的领导都是委派的，旅行社B的总经理对旅游一窍不通，让他做旅行社太难为他了。
我与旅行社B签订了收购意向，就收购价格达成初步协议，还交了五万元的保证金，保证不反悔。旅行社B的总经理以公司的名义向我借了十五万元人民币，并在协议中表明将来从产权收购的费用中扣除这十五万元。这笔钱说是用来安抚他原来的员工的。最初在收购意向中我表明不负责他原来员工的工作安置，产权收购费包含员工安置费。旅行社B原有的员工都不是做旅游的专业人士，如果接受他们，是企业一个极大的包袱，将是企业永久的痛，和以前的大锅饭体制没有什么两样。
最终我对旅行社B的产权收购也流产了，原因是有人坚决反对国有资产流入个人手中，尽管是一家一钱不值的企业。但借我的十五万元人民币却石沉大海，至今没有归还。旅行社B的总经理也换人了，总经理离开前鼓动我起诉旅行社B的主管部委借钱不还。我没有做，因为我不愿意与政府打官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自然人成立旅行社成为可能，我终于在2005年7月成立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比股份制改造或收购一家公司便宜得多。
现在想起来，幸好与前两家旅行社的合作失败了。如果与旅行社A的股份制改造成功了，我每年要将百分之四十九的利润拱手交给对公司毫无贡献而坐享其成的国有股东，那现在我的肠子都要悔青了。而收购旅行社B也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指不定又会出什么幺蛾子。我愿意像现在这样合法经营并照章纳税。
我的经历说明，如果自己没有一定背景和关系，想与一个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收购产权简直是太难了。而那些有背景和关系却没有能力的人好像并不太费劲就能收购一家旅行社。内蒙一个旅行社的经理在北京收购了一家国际旅行社，自己没有能力经营，找到我，要我去他的公司当副总经理，利润与他分成。凭什么呀？
实际上，当时的政策已经允许自然人成立旅行社，但仍然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下不了决心成立公司是因为担心有人利用权力设置障碍。当时有很多人建议我用其他人的名字来注册公司，我没有答应，我不想留下任何后患。
我前前后后与四家旅行社谈过收购或股份制改造的事情，全都以失败告终。经历几次失败后，我下决心以自然人的身份成立一家旅行社。
我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和有关材料，包括一份无懈可击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部门很快按程序提交给了上级主管部门。
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很有说服力，具备所有成立旅行社的条件。中国毕竟还处在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中，成立一家私人企业遇到一点挫折也是难免的。
我成立旅行社的过程是很艰难的，由于各种原因，我不便将里面的故事公布于众。总之，从离开国企到成立自己的公司我经历三年半的时间。
2005年7月25日，北京欣欣翼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欣欣翼翔）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