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期间，我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访问过很多州。我们在美国做的项目是有关磷矿石深加工的可行性研究，所访问的矿山、工厂、研究所或展览会等大都在山区或沙漠地区。除此以外，也到过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盐湖城等城市。在一个中国人看来，美国基本上没有城乡和地域的差别。现在看了很多好莱坞的电影，知道美国也有城市人和乡巴佬的概念，而在二十多年前我根本感觉不到这样的差距。四通八达的州际公路，开着车可以很方便地走遍全国，有时候开车走了半天没有人烟的地方，突然一个转弯就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路边一个小小的村子或镇子，都是很现代的。途中的加油站或小饭馆都有抽水马桶和手纸，我们住的大都是汽车旅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我更喜欢的是美国人的文明程度和法律意识。二十多年前，中国很多时候还要排队购物，由于多年的物质匮乏，中国人养成了哄抢的习惯，排队加塞是家常便饭，即便没有几个人排队，大家也要前拥后挤，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心理疾病了。在美国的感觉非常好，无论队伍有多长，井然有序，在心理上不会有恐慌感和焦灼感。旅行途中在野外聚餐，美国人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干净，包括可以降解的果皮等。我的中国同事刚要随地扔垃圾，美国同事立刻阻止，然后拿出纸口袋将所有的垃圾装进去带走。那可是真正的野外，几十公里范围没有人烟的地方。
在雷克兰德期间，我们常去一位台湾人开的餐馆用餐。他对我们很热情，总是给我们讲美国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由衷地赞不绝口。他说：“美国的学生如果考试作弊被发现，要记录在案，一辈子都会受影响，所以美国小学生从小就很在乎自己的信誉。美国小学生用过的书都要在新学期传给低一年级的学生，老师告诉学生课本要传给低年级的同学用，请大家保存好。学生会很自觉地爱惜书籍，一本书可以用十几年，节省了纸张和印刷费，当然书的质量是很好的。”他还说：“美国人特别爱护儿童，他儿子走在马路中间，手里拿的一堆书和本子散落了一地，交通警察让所有的车辆停下，等小孩收拾好东西走到安全地段，才放行车辆。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大家都耐心地等待。”
像这样一些特别基本的道德规范，让我非常感动。
我特别喜欢的是美国人的办事效率。我在日记里写道：美国人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昨天上午到了雅各布斯办公室后，总经理和有关人员来见我们，几分钟就完事，没有废话，没有过多的寒暄，然后各自回去专心致志地工作。
我们去凤凰城参观一个矿山机械展览会时路过拉斯维加斯住了一晚上，中国人穷，舍不得花钱赌博，美国主人发给每人二十元美金，让我们去玩老虎机。晚上不到十点钟，中方团长就让大家散了回房间睡觉。根据外事纪律，我不能擅自活动。陪同我们的美国同事来过中国几次，对我们的纪律有所了解，他们对我不能了解和享受这个城市感到遗憾，知道我身不由己，也没有勉强我。回到房间，我早早地躺下，窗外霓虹灯昼夜闪亮，即便拉上窗帘也挡不住，我彻夜难眠。第二天美国同事开玩笑说：“只有中国人跑到拉斯维加斯会躲在房间里睡觉。”当然，他们只敢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在凤凰城采矿设备展销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一位熟人。我正在参观时，突然有一个人跑到我的面前，盯着我的胸牌，大喊一声：“刘平。”我认出他是几年前到中国访问的采矿工程师，我陪同他到湖北、贵州和云南考察磷矿。在贵州他还去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开阳磷矿，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那里的西方人。在湖北省大峪口矿考察时，他喝高了，东道主请我们看电影《哪吒闹海》，他伴随着我的翻译放肆大笑，害得观众都往我们这边看，我还因此受到领导的批评，说我不稳重。他和夫人一起到凤凰城来看展览，相逢在这里，太让人喜出望外了。聊起来得知他们就住在雷克兰德，世界真是太小了！夫妇俩邀请我回雷克兰德后到他家去用晚餐，外事纪律规定我们不能单独活动，与任何外国人接触必须至少两人同行。虽然人家只邀请了我一人，我不得不带一个同事一起前往，还要给同事做翻译，举止言谈都受到限制，很不尽兴。饭前，采矿工程师给我放映了几年前在中国拍的片子，影片上我还是一个小姑娘。
我在美国享受着“女士优先”的待遇，这对于美国妇女不算什么，但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从来没有体验过。中国妇女习惯“男女都一样”、“长辈优先”、“丈夫优先”，最重要的是“领导优先”。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女士优先”很不习惯，感到很别扭，后来慢慢地习惯了，并充分享受这份待遇。单纯的美国人对中国太不了解了，我和我的中国领导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来“女士优先”这一套。我陪同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期间，东道主在任何时候都“女士优先”，让我先进电梯或先出电梯，帮我脱大衣或穿大衣，就餐时照顾我先入座，这让中国的团长很不舒服，搞得我很尴尬。
我还喜欢美国上下级之间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喜欢美国人相互之间直呼其名，无论官大官小。上下级之间可以开玩笑，可以一起去看棒球，一起野餐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和中国代表团一起去参观一个化工厂，车间有好几层，我们在楼梯上走的时候，顶层的工人正在打扫卫生，不知道下面有人，将楼上的灰尘扫下来，劈头盖脸地浇了我们一身土。陪同我们的美国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中国代表团团长和个别团员立刻急了，用中文严肃地说：“太不像话了！太不礼貌了！”我看到同样是灰头土脸的美国人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客人生气了，我也就没有翻译。
我喜欢美国的生态环境，这也是我回国后津津乐道的。我们的合作伙伴雅各布斯公司办公楼旁边有一个水塘，看上去就是一个自然的洼地，积满了雨水形成一个天然的小湖，湖边疯长着一丛一丛的绿色植物，时不时有白色的鹤腾空飞起。我经常想：这么一个破水塘都能招来仙鹤，这里的人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我经常到一个湖边跑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这里鸟很多，各种各样的，跑步走路的人也很多，人和鸟和平共处。湖面上有白色的和黑色的天鹅悠闲地游着，湖边草丛中有天鹅蛋，人们伸手就可以够着，但没有任何人去干扰天鹅的生活，天鹅妈妈就在湖边孵化小天鹅。在湖边跑步时我经常想：要是在中国，这些鸟和鸟蛋都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参观时，游客乘坐在电瓶车上，路边的水沟里就趴着鳄鱼，人与兽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我在美国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特别喜欢，一有机会就穿，穿了几个月，鞋子还是雪白雪白的。要是在国内，穿一天就脏了。在美国的半年，无论指甲长多长，都是白白的，干干净净的。我回国后经常给朋友说，在美国鼻嘎巴都是透明的。
我是中国代表团唯一能够用英语交流的，我生性活跃，待人真诚，美国人很喜欢我。一个美国同事说他儿子收集各国货币，我记在心上，回国后我收集了一整套的人民币，第二次去美国时带了过去，美国同事很感动，那时候一整套人民币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美国同事邀请我到他孩子的学校参观，观看他女儿的足球比赛。当然，我还是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征得领导的同意后，两人同行。参观美国小学校的教室、操场、体育馆、游泳池等，感叹美国的孩子真幸福，中国什么时候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我们的出国经费有限，在雷克兰德住的是相对比较廉价的公寓，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好了。每个人有单独的卧室，有独立的厕所、淋浴，有现代的厨房，公寓前面还有露天游泳池。那时我在中国住的还是筒子楼，使用公共厕所、公共厨房和公共澡堂。
在美国我们自己做饭，经常集体行动，去超市购买食品。超市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那时中国还没有超市。
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差距特别大，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我在享受美国的现代化和优越生活的同时，心情一天比一天郁闷，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我总是在感叹：我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将一辈子的福都享受完了。我无论如何也预测不了二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个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美国同事邀请代表团全体到他家做客，带领我们参观他家豪华宽敞的别墅。这位名字叫梅伍德的同事到中国访问了很多次，都是我接待的，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了解中国人当时的生存条件有多么差。在他家做客时，他一再对我强调说他不是在故意炫耀他的优越生活，只是想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美国。我对他说：“你放心，我虽然羡慕你的生活，但并不为我清贫的生活感到耻辱。”
我个人还有一段与梅伍德有关的小插曲。我回北京时，梅伍德委托我在北京的友谊商店给他买两块丝毯，两块丝毯很小，价值约四百美金。我再回美国时，将两块小丝毯带给了梅伍德，他将钱付给我。我事先向团长汇报过这件事。回国约半年后，领导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与我一起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写的，他向上级领导告我违反外事纪律给外国人买丝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与这位工程师发生过分歧，他因此而报复我。我为此还专门给在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长信，咨询他我违反了哪条外事纪律。朋友回信说没事。
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生活的环境太不宽松了。
一个博友讲的故事：八十年代他的朋友陪同某省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每一个人内心都狂想留下来，但没一个人敢先开口。回国后不久他们又聚在一起，说起当时内心的想法，都相互埋怨，说：如果当时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人提出留下，全团肯定能一致响应，集体“叛逃”。
我非常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也非常清楚，我是公费出国的，不愁吃不愁住，不用寄人篱下，与美国同事是合作关系，得到他们足够的尊重。如果“叛逃”了，没有钱，没有政治地位，日子会很难过的。这些喜爱我的美国同事，当我不再是他们同事的时候，如果用“叛逃”的方式留在美国，他们未必能帮助我，未必能像现在这样对我好。当时我除了英语什么都不会，离开了中国，就没有了价值。我不像《毛泽东时代的最后舞者》的作者那样，是一位立刻可以在美国谋生的优秀芭蕾舞演员。我会像当时千千万万个自费留学生一样，到餐馆里端盘子洗碗挣学费和生活费，一切从头开始。所以，我必须回国，去亲自经历从无到有、从穷到富、从弱到强那漫长的奋斗历程的每一步。
炼狱——我的生命谁做主？
1987年的春天，我完成三个矿山在国内和美国进行的可行性研究的翻译工作后，业务能力得到普遍认可。我想该履行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做一个母亲。那时我已经怀孕了，自己浑然不知，只是感到在做翻译的时候极其疲惫。
我住在距离北京七十公里的河北省涿县化工部矿山局所在地。
我怀孕经历了整个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矿山局办公楼一至三层是办公室，顶层四楼是单身宿舍。我结婚后一直没有住房，我将家安置在一间单身宿舍里。顶层楼板被太阳晒了一整天，房间里热极了，没有空调，一个吊扇白天黑夜不停地转着，发出嗡嗡的噪音，日子非常难熬。
在美国生活了半年回国后，我处处拿美国与中国比较，觉得日子过得很苦，心情很失落。在美国与美方同事合作很愉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怀孕三个月后我不再担任外事任务了，美方同事到中国来见不到我，总是打听我的消息。根据外事纪律，除了工作外，我们一般不与外宾接触。我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一位美国同事终于打听到了我的消息，给我写一封信。他说总也找不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挺挂念的。他在信中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见他们，要知道怀孕的妇女是最美丽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能随便去见外宾，见外宾都是单位安排的，不能是个人行为。
我丈夫在部队服役，整个怀孕过程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独自度过。
我在怀孕期间基本没有做过孕期检查，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才第一次参加由矿山局组织的职工体检。那时候的人们不像今天这样有强烈的优生优育意识，也缺乏常识。
母亲那年退休，我快临产时，母亲从两千公里以外的贵州来到河北涿县照顾我。
1987年10月6日清晨两点左右，我感到一阵阵痛。预产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准备好必需品，母亲和丈夫陪同我向涿县第一人民医院走去。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四，月色很好，月亮很圆。
我婆婆就在涿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我走进一间四人病房，看见一张肮脏无比的空床，上面只有一个满是血污的床垫。婆婆也赶来了，将从家里拿来的被褥铺在床上。
我10月6日凌晨两点进入医院，直到10月8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历经几十个小时才将孩子生下来。我一会儿被推进产房，一会儿被推出来，总是达不到生产的条件。10月7日下午我又被送进产房，我躺在在产床上，因为不够生产条件，医生将我晾在那里，一会儿进来检查一下。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产床上没有铺什么，我的身上也没有盖什么。产房的门是敞开的，什么人都可以在门口向里张望。我的同事来看望我，站在门口和我说话。我十分不希望同事看到我现在的形象，我的身体和尊严都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隔壁的产床躺着另一个孕妇，比我小十岁。她生产过程中我一直在场，也就半个小时，她就将孩子顺产下来了。受了她的鼓舞，我一定要顺利将孩子生下来。医生来了，检查了我的情况，又将我推回了病房。这样折腾了好几次，子宫开放的程度总是达不到生产的要求。10月8日上午，我疼痛不堪，要求医生给我做剖腹产。因为我婆婆是那所医院的医生，给我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又是我婆婆的好朋友，她要听我婆婆的意见。我婆婆希望我顺产。我很痛，忍不住叫唤。几十个小时过去了，医生检查胎心，发现胎心减弱，就对我说：“你不要叫唤消耗体力了，小孩的胎心都减弱了，小心胎死腹中。”这一句话特别管用，我立刻忍着剧痛，不再叫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