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林怒不可遏，她没有想到她父亲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在张家落难时还要落井下石。她跑到我家，指着父亲的鼻子，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谴责他。
我小妹妹刘华还记得菊林谴责父亲的情景，我成天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动，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不太了解。
我们两家人曾经亲如一家，母亲和宋阿姨无话不谈。突然有一天两家的关系紧张了，我不知道缘由，但经常听父母在谈话，说两家产生了误会，有人在中间传话将问题弄复杂了。
我察觉到父亲在尽一切可能帮助张伯伯家，看得出父亲明显想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弥补些什么，恢复两家的关系。我也察觉到宋阿姨和张家的孩子不是特别买父亲的账，宋阿姨对母亲也是不理不睬的，两家的孩子也疏远了。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两家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且还比较严重，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张伯伯去世之前，作为长女的菊林，在张伯伯弥留人世最后的八天，一直陪伴着他。最后的三天三夜，张伯伯不停地给菊林讲家史，他希望离开人世后家里有一个了解张家全部历史的孩子，能够为他洗清不白之冤。其他孩子岁数太小，大女儿菊林是张伯伯的寄托。
张伯伯还专门讲到宋阿姨的出身问题，告诉菊林她母亲出身贫苦，从小父母双亡，小小年纪离家打工，挣钱养活弟弟妹妹。
菊林听到这些，心里更加气愤，她忍不住告诉张伯伯：您知道是谁害的您吗？是您最亲近的人，您最信任的人。
她说出了父亲的名字。
……
这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
为了写这本书，记录下父辈和“文革”的历史，2010年我专程回贵阳采访了张伯伯的二女儿菊华。听着菊华的叙述，那一段历史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随着情节的深入而清晰起来。
我忍不住问菊华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疑惑，两家的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了裂痕。菊华回答得很含蓄，我知道这不是问题的答案。
回到北京后，我感到与菊华的谈话意犹未尽，同时我也希望能与张家大女儿菊林见面，从不同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
我邀请菊林和菊华来北京相聚。
菊林和菊华见到了与我一起生活的父母亲。
当着父母亲的面，菊林讲述了当年她对父亲的看法以及她与张伯伯最后的谈话内容。
父亲最关心的是张伯伯是什么反应。菊林说张伯伯希望她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让她理解他人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不知道菊林这样说是不是为了安慰父亲，我不敢肯定张伯伯就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敢肯定张伯伯是否带着对父亲的怨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有一点我坚信，如果张伯伯没有生病，能够活下来，他会谅解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做出一点违心事情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们。
我曾经想过，对于张伯伯家，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不能保护他们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多做一些事情来安慰他们？
历史不会重演和假设。
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做到的。
我问父亲：“您是根据什么说宋阿姨可能出身不好的？”
菊林说过，宋阿姨的妹妹曾经与父亲一起工作，当时父亲是团支部书记，宋阿姨的妹妹入团时审查过家庭历史，所以父亲应该了解宋阿姨的出身。
父亲说当时的确有人对宋阿姨提出过质疑，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人们的思维很混乱，父亲也不敢肯定自己曾经了解的就是真实的。那时候政治审查恨不得要查祖宗八代，谁有问题都会株连九族。
我理解父亲的解释，因为我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
我感谢菊林能够在父亲八十高龄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我以前有冒犯的地方，请您老人家原谅。
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有机会向张伯伯的后代解释当时的处境和无奈，解开几十年的心结，我感到十分欣慰。
凤凰涅盘
1965年春节之前，13号楼1单元新搬来一家人，父亲杨源昆、母亲孙桂枝、老大杨少华、老二杨少凡、老三杨少青。老大和老二是女孩儿，老三是男孩儿。
我家住在13号楼2单元。一天，我看到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陌生女孩儿从楼前走过，立刻被她的气质吸引住了。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很端正，很阳光，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脸上充满自信，让人不看她都不行。我的眼睛随着她走进了1单元，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新邻居。
我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开阳磷矿的大山沟里，在闭塞的环境中长大，每当看到有新人家调到磷矿，尤其是还有与我年龄相当的女孩儿，我就特别好奇。如果这个女孩儿又很优秀，我就特别渴望与她交朋友，与她交谈，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这个新来的女孩儿叫杨少凡，比我大三岁，是高我三届的学生，上小学六年级，和我家隔壁邻居菊华是同班同学。我常听到菊华说起她，都是赞美之词，说她学习如何好，有多么聪明，口才有多好，老师如何欣赏她。
杨少凡随父母从丹东矿业公司调到磷矿，磷矿子弟中学的老师都为来了这样一个优秀学生感到高兴。学校为了鼓励学生们向她学习，还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展览，宣传她的事迹，称她为又红又专的好学生。
我非常崇拜她，特别希望能够与她交朋友。因为不是一个年级的，我和她接触的机会不多。我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与她接近，找借口到她家里去玩。与她交谈，基本上都是她讲我听，她拥有那么多的故事和知识，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感到她的前途无量，会读很多很多的书，会成为女博士、女科学家。后来杨少凡告诉我，她小时候的第一个理想是当女飞行员，后来长大一点又有了新的理想，想当女外交官。我觉得她有什么样的理想都能实现，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
杨少凡的父亲是总工程师，地位相当高，职位仅排在党委书记和矿长之后，杨少凡的母亲是会计师，杨父和杨母在磷矿都是举足轻重的人。
杨父非常有学问，有采矿和地质双重学位，还会英语、日语、俄语和德语四门外语，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厄运降临到了杨家。
杨父被“造反派”打成了历史反革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起来。
在伪满时期，杨父在新京工业大学（现在的长春工业大学）上学。当时日本人不愿意学习采矿和地质专业，伪满“政府”就花钱让中国学生学习这两个专业。
“造反派”在杨家抄出杨父在上学期间穿日本式校服的照片，认定杨父穿的是日本军装，是日本特务。“造反派”抄走了杨少凡家里的照片、杨父写的日记、自传手稿、履历手稿、金戒指、定情物等。
杨母的哥哥与杨父是大学同学，将妹妹介绍给了杨父。夫妇俩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年轻的时候拍了不少照片。照片上，杨父要么着日式学生服，要么西装革履；杨母着学生服、旗袍或洋装。一个潇洒英俊，风流倜傥，一个雍容华贵，高雅美丽，而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罪证。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认为，凡是穿得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衣服还打着赤脚的，就是贫下中农和工人，是好人；凡是穿着丝绸棉袄、皮大氅、西服、制服、旗袍、皮鞋、戴项链的就是地主和资本家，是坏人。电影、书籍和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表现好人和坏人的，从照片上看，杨父和杨母显然属于坏人的范畴。
实际上，杨父和杨母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坏人，根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造反派”将杨父和杨母的照片贴在大字报专栏上，供大家参观和批判。大字报专栏前挤满了看照片的人，开阳磷矿的大人小孩全都看过杨家的照片。我挤在人群中看照片和大字报，感到非常震惊，原来反革命和特务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离我们这样近。十一岁的我也相信杨父是特务，因为他穿的是日本鬼子的衣服；相信杨母是资产阶级小姐，因为她穿的是漂亮的校服、洋装、旗袍，还戴项链。我一个小孩子，不了解伪满历史，即便了解了没有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实际上，在伪满洲时，东北三省都接受了日本式的奴化教育，连我在农村上学的父亲都学过简单的日语。
“造反派”审讯杨父，逼他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承认就严刑拷打。杨父经常在公共场合被批判和体罚，双臂被粗大的麻绳反绑在身后，胸前挂着沉重的大牌子，任凭“造反派”用皮带、电线、棍棒抽打。
杨少凡是个倔强的女孩儿，经常去看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参加父亲的批斗会，她就是想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究竟是不是特务和反革命。每当杨少凡出现的时候，开会或围观的人们立刻将视线转向她，观察她亲眼目睹父亲被批斗被体罚的反应。杨少凡亲眼看到“造反派”毒打父亲，将父亲吊在电线杆子上，用电线抽打，额头上流下的鲜血将眼镜都糊住了，从楼梯上往下拖，两个膝盖鲜血直流。“造反派”强迫杨父“坐土飞机”，杨父双腿跪在地上，“造反派”推着他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前滚翻。杨少凡泪流满面地在一旁看着，脑子里全是在电影上看到的重庆渣滓洞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严刑拷打的场面，而眼前看到的是“造反派”用同样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自己的父亲。
一次，杨父被严刑拷打后，痛苦不堪，双眼紧闭坐在拘留室的地上，要求杨少凡带小弟弟来让他看一眼。少凡意识到父亲想自杀，她对着父亲吼叫：“你死了，就是畏罪自杀，就更说不清楚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不能死，你要对我们负责！”
杨父被关押期间，杨母也被撤销了财务科会计师的职务，下放到采石场劳动改造。采石场的工作是三班倒，劳动强度非常大，还经常出事故，一次塌方，一个工人被砸死在杨母面前。
杨家调到贵州时，姐姐杨少华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丹东矿务局上学时杨少华学的是俄语，开阳磷矿的中学没有俄语课，她就留在贵阳女中寄宿读书，没有亲眼看到家里的悲惨状况。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她被第一批送到农村插队。由于父亲的问题，历次招工、招生她都过不了政审关，一同下乡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走了，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农村一待就是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弟弟杨少群只有七岁，最小的弟弟杨少杰刚刚出生。
杨父被关押，杨母在采石场劳动改造，把三个孩子扔在家中，十四岁的杨少凡承担起了照顾家和两个弟弟的责任。
“造反派”经常到杨家搜查，他们说杨父是特务，但始终没有证据，就一遍一遍地搜家，想找到子虚乌有的日本人的委任状。
大弟弟杨少群出生于1959年，经历三年饥饿时期，自幼身体就不好。“造反派”频繁地抄家、父母被野蛮批斗，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幼小孩子的面前，杨少群受了刺激，得了癫痫病。
杨少群经常犯病，家里没有人管，在外面玩着玩着就“扑通”倒在地上抽搐起来，满嘴冒白沫。一大堆人围观，看着他躺在地上挣扎，没有人帮助他，直到杨少群自己清醒后爬起来。“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们的灵魂，有人看到杨少群遭罪，不但不同情，反而说反革命狗崽子罪有应得。杨少群无数次摔成脑震荡，头破血流，双目间歇性失明，满口的牙都摔断了。杨少凡经常背着大弟弟去医院看病，怀里还抱着小弟弟。
磷矿的幼儿园不接收小弟弟，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和特务的孩子。杨少凡想找个保姆带小弟弟，也没有人敢答应。杨少凡带着一个生病的大弟弟和一个婴儿小弟弟，给他们洗衣做饭，还要到拘留所看望父亲，给他准备吃的和穿的。
杨父总工程师的工资每月150元，杨母会计师的工资每月80元，这样的工资标准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杨家的日子过得很阔绰。“文化大革命”后，杨父的工资被减少到18元，1970年杨父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了，家中的存款全部冻结，全家人的生活就靠杨母80元的工资，还要赡养在老家的姥姥和奶奶。
杨父被开除公职后，“造反派”不准杨家继续住在13号楼，逼着杨家搬家。“造反派”冲进家里强行将家具搬出来，杨少凡拼命抵抗，用柔弱的肩膀顶住门，不让“造反派”进门。抵抗无济于事，“造反派”破门而入，将杨家的家具和用品从窗户往外扔。
杨家被迫搬到洋水河畔一个破旧的曾经是猪圈的油毛毡房子里，全矿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都倾入洋水河，河水又臭又脏。紧靠着河边的家只有6平方米大，杨少凡在屋里安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上下床，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贵州经常下雨，油毛毡房子根本挡不住风雨，屋子漏得稀里哗啦的，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接雨的盆盆灌灌。风雨交加的时候，油毛毡的屋顶整个被揭开。夏季，洋水河经常发大水，杨家的屋子被大水冲了两次。油毛毡易燃，经常出现火险，杨母在劳动改造，照顾不了家，杨少凡带着两个弟弟过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
杨家在油毛毡房子里整整住了十年，杨少凡自己动手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搭建了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小屋子，逆境让小小年纪的杨少凡变得坚强而泼辣。
大弟弟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杨少凡不能总跟着他，就用绳子将弟弟捆在椅子上，买了一根鱼竿，让他坐在床前，将鱼竿伸到河里钓鱼。弟弟有时坐着坐着就犯病了，一头栽在地上，如果家里没有人，就任凭屎尿拉在裤子里。
1971年磷矿开始招工，中学和高中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工作，当了工人。杨少凡找到招工办要求参加工作，招工办的负责人说：“你这个特务的狗崽子，想参加工作，门儿都没有。”
磷矿成立了一个青工排，是临时编制，专门收集家庭出身不好或被认定是改造不好的子女，让他们劳动改造。杨少凡加入了青工排，下井、修路、装车、卸车，什么样的脏活儿累活儿都干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跳舞唱歌，比起杨少凡，非常幸运和幸福了。偶尔在街上碰见她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对她充满同情，有时甚至很内疚。同样都是花季少女，曾经生活在一个楼里，我们的境遇有着很大的差距。
杨少凡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儿，每次有招工或上学的机会，她都会去争取，明明知道没有希望，她仍然不放弃。每次希望破灭后，她都会跑到关押父亲的拘留所大哭大闹地谴责父亲：“你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我的前途都被你毁了。”
杨少凡毕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杨少凡的老师们看到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学生被耽误了，非常着急和痛心。“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子女为了表明对毛主席的忠诚，与父母断绝关系。一个老师甚至给杨少凡出主意，让她断绝家庭关系来保全自己的前途。当时有与家庭断绝关系的子女被树立为典型，被推荐上大学的例子。杨少凡没有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