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利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
1987年，对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的白衣寺多子塔进行维修时，于塔刹内发现一批珍贵的文物，有佛像、忏法卷、头饰、瓷器、裹经包袱等。有两件观音造像簪工艺复杂精美，簪挺上錾刻有明确纪年铭文以及肃藩王妃的姓和身份，明确了多子塔是肃藩王家族为祈子而建，极为重要。本文旨在讨论两件簪的定名、功用、解读造像及装饰题材的内容，并兼及明代肃藩王家族王位承袭问题。
一、两件发簪的定名及其功用
两件发簪出土后，一件被定名为“玉雕抱子观音簪”，一件被定名为“玉雕观音簪”，从其定名看，只反映出了物品的一般通称，表明了其实际功用，但制造工艺及观音造像的名号则是不明确的。1996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专家组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定名为“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及“金累丝嵌宝石白玉观音簪”。这次的定名基本上反映了这两件文物的质地、制造工艺、观音造像的名号及其通称。以文物定名见其名如见其物以及在定名中应包含时代＋质地＋工艺＋色彩＋通称等项之通用原则来看，较为规范。然而该定名仍有不足之处。“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的定名无疑是准确的，送子观音的最大特征就是：观音本身形象一如中年妇女、手中抱小儿。此造像具有这两个特征，因此毫无疑问为送子观音。但另一件簪的观音名号仍未定出，有将其名号定出来的必要。此件观音造像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观音为民间妇女形象，右手提一篮，通观造像本身气质轻灵，尤其是其中之篮是应为鱼篮观音的标志，与三十三身观音中的鱼篮观音形象符合，应为鱼篮观音。另外，簪挺上有明确的“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的纪年款，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对于进行相关研究来说是非常有帮助，应当包含在正式的定名当中。因此这两件簪的名称应为：“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白玉送子观音簪”、“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白玉鱼篮观音簪”。
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白玉送子观音簪：
簪首造像为送子观音坐像，白玉质，梳高发髻，面相长圆，小眼，长直鼻，小嘴，丰颊，身披长衣，宽袖及膝，体形较丰，双手托一小儿，小儿呈坐姿，身形极小，眉目清晰可见，双足赤裸，颇显稚嫩之气，与主体观音沉静慈穆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观音坐像下为细金丝编就的仰莲座，以三层仰莲瓣成形，莲瓣细瘦，时代特点明显。造像周围为把莲题材，均以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结成莲瓣，然后焊接成形。把莲为一莲叶、一莲花、一莲蓬组合而成，共为五把，繁密地覆于观音造像的周围。莲叶细长，向侧展卷，有缠枝意味，莲花瓣细长平展，花的轮廓有波状变化，莲蕊镶以珍珠和红宝石，珍珠光泽明润柔和，宝石纯净色红，莲蓬形如如意，面上有四个小圆孔，并施以蓝色珐琅彩。造像背后衬以细金丝编成的连球纹的网。网后连接银质簪挺，簪挺扁平状，中间起脊，正面錾刻铭文：“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背面錾刻铭文：“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
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白玉鱼篮观音簪：
簪首造像为鱼篮观音立像，白玉质，发髻高耸，面相长圆，双眼细小，长鼻小嘴，身着交领宽袖长衣，衣摆曳地，肩有飘起的披巾，披巾经臂而下并向外翻飞，右手提一篮，身形较前述观音纤薄。身后为有细密透雕镂孔的叶形白玉质背屏，边缘镂雕缠枝花卉纹。以简单的阴刻线条表现出造像面部和衣纹。下有束腰仰覆莲座，莲座系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织成的莲瓣焊接而成，上有两层仰莲瓣，下有一层覆莲瓣，束腰部饰以联珠纹。观音像周围仍为细金丝编就的把莲题材，亦共五把莲。其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的组合。莲蕊镶红色宝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五把莲的莲花与莲叶之间，均匀地镶有用细金丝制成的短细弹簧，共四支，每支弹簧的另一端镶有一粒珍珠，珍珠动辄轻颤，极富美感。背屏后亦用细金丝编成连球纹的网，以托住玉质造像。网后有银质簪挺，呈扁平状，中间起脊，正面錾刻铭文：“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背面錾刻铭文：“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
两件发簪以明代发达的金嵌珠玉工艺制成，其用材主要有金、玉、银、珍珠、红宝石等。造像均为质地上乘的白玉，边饰则用了大量的细金丝，并使用了宝石和珍珠。从制造工艺上看，观音造像以切割、雕刻、琢磨、抛光成形，装饰部分则主要使用累丝工艺，即用极细的金丝编成把莲题材，镶以珍珠、宝石，还使用了锤揲、焊接、镶嵌、施珐琅彩等技术，尽现其华贵富丽，完美再现了明代发达的细金工之高超技术。
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到这两件簪在制作工艺、边饰题材组合、造型上存在一些差异。造像主体的制作工艺最大的不同在于送子观音像未使用镂雕技术，以浮雕为主，强调主体的轮廓，突出肃穆与厚重的造像气质；鱼篮观音像除身体外，附属物如背屏、披巾等均用镂雕表现，突出活泼与轻灵，又使用细弹簧镶以珍珠，颇有溅珠的效果，更具美感。在题材上，同为装饰于玉雕像周围的把莲题材组合不同，送子观音像的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一莲蓬，莲蓬上施蓝色珐琅彩，莲花瓣细长平展，边缘轮廓线有波折变化，莲蕊镶珍珠和红宝石；而鱼篮观音像的把莲组合中则无莲蓬，莲花瓣尖圆挺立，边缘轮廓线流畅，花蕊均镶红宝石，无珍珠。莲座造型亦不同，送子观音像下部为三层仰莲座，逐层伸展，鱼篮观音则为束腰仰覆莲座，上部为二层逐层伸展的仰莲瓣，下部为一层覆莲瓣，中间为联珠纹。之所以有这些差异存在，当与这两身观音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意义有关。
这两件簪其实际功用无疑是簪发，然而作为施入塔内之物，则为专用供施物。发簪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以骨、木、竹、牙等材料为主，汉代以后逐渐流行玉、金、银、玳瑁、犀、琉璃等材料的簪。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和制作工艺技术的提高，发饰用材范围的扩大，审美观念的变化，簪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不只具有单一的簪发功能，功能范围也扩大了，如充当男女情爱的信物和联姻议婚的聘物，并且逐渐成为炫耀财富、昭明身份的一种标志，…进入社会宗教礼仪用品之列。这类簪以金玉质材为主，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明代金嵌珠宝技术最为发达，大量使用在礼仪冠服首饰上。发簪的制作尤其是簪首的变化极多，不仅制成各种花形，有的呈龙凤形，还有的做成微形的树木山、亭台楼阁和各种人物形象等等，这类簪其功能大大超出了簪发的作用，往往是作为社会宗教礼仪专用品来使用和制作的。白衣寺多子塔出土的这两件簪，就是作为社会宗教礼仪专用品供施于塔上的。
这一点从其本身出自于塔刹之上就能说明，同时，簪挺铭文也明确题刻了其功用。“明肃藩王妃熊氏施，崇祯五年八月初十日，伴读姚进兼装。”明确表明这是肃藩王妃熊氏做功德施于塔内之物，是特意为敬佛所造之物，同时又表明了供施者的身份。因此这两件簪是为供养所制的专用供施物而非实用簪。作为簪它本身仍具有实际的簪发功能，然而在这里它的实际功能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二、两件观音造像簪的祈子内容
从多子塔本身来看，白衣寺系明代所建，据清咸丰年间《补修白衣寺塔记》碑文记载：“白衣寺为前明肃藩王妃之功德。”寺院大殿后有多子塔，从簪挺铭文得知此塔于明崇祯五年重修。“多子”之塔名已将建造此塔的目的直接反映了出来。塔之须弥座的四面均为砖雕传统吉祥图案，以把莲纹、暗八仙、吉祥动物为主。在塔座上下缘雕有半露满子的石榴、垂累的葡萄枝等图案。把莲、石榴、葡萄等这些题材均象征着多子，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即白衣寺多子塔是为明肃王家族祈子而建，而施入塔内之物自然是为祈子而施。
造像本身无论是观音还是用来装饰的题材，以表达祈子的内容为主。送子观音：头戴巾，双手托着小儿，坐于仰覆莲座上，面形长圆，神情肃穆，颈较短，头略向下垂，完全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母性特征的民间中年妇女模样。观音的形象最早是男性，隋唐之际逐渐变成女性，宋代以后，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民间化，观音也多表现为民间妇女的形象。并且观音的名号也变化出三十三身，各具一定内涵，有固定的形象和名称，其中的送子观音、鱼篮观音很受大众信仰。尤其是送子观音的形象更体现出母性的特点，这也与祈子观念相符合。赋予送子观音造像特征上以母性，更能满足大众求子的心理。此簪首为送子观音即直接表达了祈子的意愿。
再看鱼篮观音：
鱼篮观音，即马郎妇观音也。为三十三观音之一，手持鱼篮因有此名，又有水上乘大鱼之形象。宋濂鱼篮音观赞序曰：“予按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二年，陕右金沙滩上，有一美艳女子，挈篮鬻鱼。人竞欲室之。女曰：妾能受经，一夕能诵普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耶。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其半。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女令具礼成婚。入门，女即死。死即糜烂立尽。遽瘗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冢观之，唯黄金锁子骨焉。僧日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讫飞而去。自是陕西多诵经者。”
鱼篮观音是最具中国民间特色的观音形象，和佛典无关，其固定的形象多为一雍荣华贵的中年妇女，手提一鱼篮，或站于路边，或立于鱼背之上，如元代赵孟頫作《鱼篮观音大士像》就是绘一中年妇女手提一篮立于路边，气质华贵。鱼篮观音总是与劝人敬佛相联系的，篮中之鱼是观音化为民间妇人劝化的道具，通过卖鱼与民众接触，进而劝化愚顽。鱼篮观音造像出现在以祈子为主的多子塔上，结合白衣寺多子塔的建造目的，应该还是与祈子有某种关联的。簪上的观音系一妇女形象，着宽袖长衣，肩部披巾飘扬，手提一篮，并无与祈子有关的特征，然而此像与子嗣有关联的东西有二，一是鱼篮，二是把莲，关于把莲放在后面叙述。此篮中虽无鱼的实体形象，因观音手中的篮是鱼的辅助物，因此这里是以篮寓鱼的。存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的鱼是多子多孙的象征。在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繁衍。在我国先民绘制陶器上的鱼纹饰如仰韶期半坡彩陶的鱼纹和含鱼人面，就是生殖崇拜的产物。而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尽管后代多以鱼象征富贵，取其谐音连年有余，但是鱼的多子含义并未曾消失，如在民间艺术作品中，表达祈子多福多用鱼的形象，“鱼戏莲”、“鱼唆莲”这样的题材是常见的。尽管鱼篮观音手中的鱼原本是劝化不敬三宝者的道具，但在这里，并不单纯只表现了观音变化成民间卖鱼女的形象以教化愚顽，还兼有祈子之意义。
从装饰题材上看。与祈子有关的，是装饰于两身观音像周围的五把莲。把莲题材在明清之际大量流行，出现在很多物品的装饰上，可作为装饰主题，也可作为边饰，常见组合为莲花、莲蓬、莲叶，常常表现为一束，在其茎部以锦带束之，成为固定的具有吉祥意义的传统图案，寓含连生贵子之意。两件簪上都使用了把莲作为装饰，与祈子的愿望是相符合的。在这时要指出的是送子观音的五把莲上有莲蓬，而鱼篮观音的五把莲只强调了莲花与莲叶，莲蓬不见，这与明代崇祯时期把莲纹的变化是一致的，把莲组合中无莲蓬只有明崇祯时期才有这种现象，前代和后代均不见。如崇祯时期很多瓷器上的把莲纹趋向草率，只有简单的一莲一叶，甚至连束莲之带亦被省，有的还省去了莲蓬，多子塔塔座上缘边饰上的砖雕把莲纹，也只有莲花与莲叶，其茎交绕在一起，亦无莲蓬。因此把莲题材与主像结合的意义就在于祈子。
在两件簪的装饰上，除了寓意连生贵子的把莲题材外，还有造像背后用细金丝编成回纹装饰的网，回纹连续不断，“由于回纹形状绵延，故而被民间称为‘富贵不断头’，被作为象征神、禄、寿、世代、国运等深远、绵长的吉祥物。”同时在把莲莲叶的处理上也多具缠枝意味，以寓生生不息、绵长不绝之意。
从以上所述，两件发簪簪首的造像与装饰题材都反映了一个主题即祈子，均表达出施人者祈子的意愿。而祈子的最终目的与明代肃王家族的生存有关。
三、肃藩王家族王位的承袭与祈子
终明一代，肃藩王家族的子嗣不旺，影响了王位的世代承袭。明初实行封藩制度，成为被明朝历代帝王遵从不变的祖训。肃王候是明太祖的第十四子，于洪武十一年封汉王，二十五年改封肃王，二十六年驻平凉，二十八年驻甘州，建文元年内徙，就藩兰州。从第一代朱愥至末代识宏共九代王，识宏于万历四十六年嗣，“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这九代肃藩王的承袭过程中，因无长子嗣承王位的事发生了三次，两次由孙及次孙继承王位，一次因无继承者而发生了继位之议，不得不越礼以六代藩王的从父缙嗣肃王。
（前略）子简王禄埤嗣，成化十五年薨。子恭王贡综嗣，嘉靖十五年薨。世子真淤、长孙弼桓皆早卒，次孙定王弼桄嗣，四十一年薨。子缙炯先卒，孙怀王绅堵嗣，逾二年薨。无子，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辅国将军缙，以属近宜嗣。礼官言，缙，怀王从父，不宜袭。诏以本职理府事，上册宝，罢诸官属。穆宗即位，定王妃吴氏及延长王真镜等先后上言：“圣祖刈群雄，定天下，报功之典有隆无替。臣祖庄王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不幸大宗中绝，反拘于昭穆之次，不及动武继绝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卫也。”下部议，议以郡王理藩政。帝不许。隆庆五年，特命缙嗣肃王。明洪武二十八年定制：
亲王嫡长子，年十岁，授金册宝，立为王世子。次嫡及庶子皆封为郡王。凡王世子必以嫡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袭封。
这个定制是很严格的了，尤其对负有“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重任的肃王家族来说是更为重要，关系到这个家族的绵延和王位的承袭。明代肃藩王家族首先是家族生存，子嗣不继也就意味着王位不保。只要有子嗣，其王位就无忧。肃王家族比起其他的明代藩王家族来说没有大的作为，这也与后代不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重视家族绵延，自然就会有祈子的行动，多子塔就是为祈子而建。这样的行为是希望通过做功德得到神的护佑，实现家族子孙兴旺，王权永继的意愿。
综上所述，建塔供施之目的就是为了多子多孙，企望肃藩王嗣永继。在多子塔覆钵的南面开屋形龛，龛两侧有一副对联：“玉柱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更明白地表明了祈子关系明朝皇权永固，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是很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