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盛行留络腮胡子，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都不例外。那年头，见到的是荒诞而夸张的行为，贫者与富人的天壤之别，还有写满了漫画和报纸的愚蠢偏激的政见。几个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躲在大石头背后，把穿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当作靶子来射击。英国人因此倍受打击，恼怒非常，幸亏后来陆军部识破了这个伎俩，就把红色军装换成卡其制服，给了布尔人一点厉害。
我对战争的消息都只是零散听闻的，有从爱国歌曲和戏剧里，也有从那些画着将军像的香烟卡片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敌人都是十足的恶棍，而我们在经历种种失败后终于胜利了。母亲从未跟我提过这些，她有自己的战争要打。
那年雪尼十四，已经在河滨马路邮局里做了报差，不再念书了。母亲继续靠缝衣服挣点微薄的收入。那时她在一家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衣能拿一先令六便士，需要工作十二小时。母亲最多一周内缝了五十四件，总共只能拿六先令九便士。靠母亲缝衣服挣的血汗钱和雪尼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勉强可以支撑得下去。
我常常在夜里醒来，看见母亲缝衣服的样子，她低头凑近缝纫机，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而微微张着嘴，盯着在缝纫机下高速移动的线。重复的机器声会让我再次进入梦乡。常常是因为某一笔分期付款的钱又要到最后期限了，母亲才会这样缝衣服缝到深夜。
后来遇到了一件难事：雪尼需要一件新衣服。因为他一周七天都穿着那套报差制服，惹得所有朋友都取笑他，导致他有两个周末都足不出户。母亲想尽办法凑足十八个先令，给他买了一套蓝色的哔叽衣服。这就导致了我们入不敷出。所以雪尼周一穿制服去上班时，母亲就把那套哔叽衣服当了，换来七先令，周六再赎出来给雪尼在周末穿。一年多来，这已经成了惯例，直到有一天那衣服已经开始破损，当铺的伙计说什么也只肯给三个先令了。这算是一个大打击，一向坚强的母亲也急得直哭，那七先令可是用来维系我们一周生活的啊。
同样，我在兰开夏童伶班的那套衣服也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是补丁，变得像小丑的戏服一样。有一天我穿着这身衣服，遇到了当时在斯托克韦尔街的玩伴。我羞愧得不好意思问他来这儿做什么，他却很亲热地跟我打招呼--我知道他不过是在打量我的窘样罢了。于是我尽量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跟他说，之所以这样打扮，是因为刚去上了一节讨厌的木工课。
但他对我的解释并没有兴趣，又问起我母亲，我笑容满面地说她去乡下了，还关切地问他：“你还是住原来那儿吗？”
“是啊。”他盯着我看，好像我出了什么大错似的。
我突然冒出一句：“那我回去了。”
他淡淡一笑，跟我道了别，然后不急不慢地走了，我则气恼而羞赧，匆忙朝另一个方向跑过去了。
母亲经常教导我：“总是取悦别人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她自己却并不这样做，我也常常因为这个而觉得丢脸和气恼。有一天，母亲在路上停下，责怪几个欺负流浪女人的孩子。那女人衣衫褴褛，留着短头发，这在当时极为少见，所以小孩们大声笑话她，对她推推搡搡，多亏母亲帮了她。这时那衰弱的女人却认出了母亲：“莉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啊。”
母亲立刻认出这是个演歌舞剧时认识的老朋友。我非常难为情，只好在拐角那儿等她过来。那些孩子都嘲笑我，我恼怒地回头看着母亲，她居然和那流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向我走来。我听见那肮脏的女人说，她抱过小时候的我，这真让我一阵反胃。更难堪的是，一路上都有人盯着我们看。
母亲说这女人当初漂亮又可爱，人称“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不过据那女人自己说，她病过一次，出院后就穷困潦倒了。
母亲带她到公共浴室里洗了澡。然后带她回家，居然还让她睡了雪尼的床，这让我异常懊恼。之后母亲又把自己所有可以给的衣服都给了她，额外还借了她两先令。三天后，这个“时髦姑娘”离开了，从此杳无音信。
在父亲去世前，我们曾一度搬出波纳尔弄，住在母亲的一位教友泰勒太太家。这位太太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总是显得精神气十足，而且因为信教的缘故对母亲额外照顾，把自家三楼的一间屋子以很低的价格租给母亲。她那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她的丈夫是一个技工，活象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他干活的时候我经常帮着打打杂。她女儿跟她长得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年轻得多，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这父女俩不信教，但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感化他们。
泰勒太太把她的女儿当宝贝，不过我母亲不喜欢她。有一次，母亲跟泰勒小姐吵了一架，在那之后我们又搬回波那尔弄了。
父亲并不常常去肯宁顿路上的三鹿酒馆，但有一个晚上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却突然心血来潮，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想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结果真的看见他坐在角落。我正打算离开时，他却笑着招我过去，我很惊讶于他的热情，因为他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走近之后，我发现他眼睛凹陷、身体浮肿，估计已经病得很重。他很亲切地问了母亲和雪尼的一些近况，还在我走之前把我抱到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个星期后，他被人灌醉，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他知道自己身处医院之后，发疯似地大吵大闹，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他才三十七岁，却有很严重的水肿，医生从他的膝盖那放出了十六夸脱的水。
那段时间，母亲每次探望父亲过后都很伤心。她告诉我，父亲提到要跟她一起，去非洲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我听了之后欢喜异常，但母亲心里明白，她摇着头说：“他只不过是要讨我们高兴罢了。”
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身无分文，想要由戏院慈善团体负担父亲的丧葬费。但卓别林家族里的人全都闹着反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丢脸了。最后，一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负担了丧葬费。他当时正在伦敦。
下葬的那天，雪尼因为上班而没能去。母亲提前两小时领我到了医院里，她要在父亲入殓之前再见他一面。父亲的棺材里垫着白绸缎，绸缎旁和父亲脸旁都放着白色的雏菊花朵。母亲觉得那花素雅动人，问是谁放的。管事的说，一大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男小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下葬时大雨倾盆，掘墓人铲起泥块抛在棺材上，那声音凄厉而厚重。我看着那肃穆可怕的情景，忍不住哭了。之后，亲人们都把花圈和花朵扔到墓穴里。我们没什么可扔，母亲就拿出那块我最珍视的黑边手绢，轻声对我说：“就把这当作我们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去自家的一间酒馆里吃午饭，临走之前，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发现菜橱只有一碟从烤牛肉上滴下来的油。母亲最后的两便士也已经当饭钱给了雪尼。父亲病后，母亲就几乎没有做缝衣服的活，现在又快周末了，雪尼七便士的工资早就花光。我们都饿了。母亲只能很舍不得的把一个旧煤油炉子卖给了收破烂的，用换来的半便士买了点面包，我们就用面包蘸着那油汁勉强填饱了肚子。
母亲是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去医院领了父亲的遗物，其实也不过是些破旧衣衫，不过竟然从里面找到了一枚半镑的金币，真是上天怜悯我们啊。
后来有一天，我说服母亲借给我一先令当本钱，做起了卖水仙花的生意，这时我臂上缠着的黑纱就成了赚钱的工具。那些酒馆里的太太小姐知道我是给父亲带孝之后，就会给我赏钱。我一下午就卖了五个先令还不止，母亲觉得奇怪。有一天从酒馆出来，我跟母亲撞了个满怀。对于她这个基督徒来说，自己的孩子在酒馆卖花是一种耻辱。“酒已经把你父亲害死了，在这里赚的钱只会让我们蒙受不幸。”她留下了我赚的钱，但再也不让我卖花了。
我天性爱做生意，但没处去找本钱。后来我说服了母亲，离开学校去工作，成了在各种行当里摸爬滚打的老油条。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过小伙计，还在一家诊所里当过小佣人，接的是雪尼以前的班。这儿待遇很好，每周能领到十二先令，做的是服务生和打扫诊所的工作。在前一项工作上我很讨病人喜欢，但由于个子小，打扫诊所则很吃力。后来诊所的人很和善地跟我说，我太小了，做不了这事。
听到这话，我难过地哭了，所里的金西－泰勒医生看我可怜，就雇我当他家里的小佣人。能在这么尊贵的人家当佣人，真是让我欢喜异常。那也确实是一件好差事，所有的女仆都把我当成孩子一样喜欢，如果这样下去，我没准能成为个大管家。但后来有一天，太太让我去清理地下室，我无心打扫，却拿着一根铁管子当喇叭吹，被太太逮了个正着，于是她就把我辞退了。
我在一个卖报刊的老板那儿工作过，觉得这活儿很好，不过他发现我太小之后马上辞退了我。然后我又去吹过一天玻璃，但让那热气给熏晕了，被抬出去之后，甚至没回去领那天的工资。后来我又跟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的人吹嘘，说我可以操作菲代尔印刷机，因为我曾经在外面看见过那机器转动，以为这活很容易。正巧碰见他们在招男童工，就去了。对我来说，操作这么个二十多英尺长的东西很是困难，不过我还是接下了这个每周能挣十二先令的活儿。
从此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冒着严寒去上工。不过印刷所的工作也不那么让人讨厌，除了要清洗那些巨大滚筒上的油墨之外，其余的活儿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但三个星期之后，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所以母亲又强迫我回去上学了。
那年雪尼十六岁，他有一天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当号手的差事，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的一艘非洲客轮上工作，负责饭前吹号和一些其他的活儿。这都得益于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号。这个工作每月能拿二镑十先令，给二等舱里用餐的客人服务的时候还能拿到小费。出海前公司预支了三十五先令给他，他都交给了母亲。于是我们就搬去了切斯特街一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因为觉得将来的日子会有转机了。
第一次出海回来的时候，雪尼带了三镑多的赏钱，都是银币。我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一直放在手边把玩，不停地把他们堆起来，再放倒，一直摆弄着，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个十足的吝啬鬼。
那时候我们着实阔绰了一阵子，吃了很多精致的东西，早餐吃的是美味的熏鲱鱼和鳕鱼，周日早晨能吃上松饼，夏天还能买上冰激凌。雪尼在那段时间里给我们讲了他在航行中遇到的很多趣事。不过后来他挣的钱都花完了，幸好公司又一次雇他出航，同样提前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但三周之后，这钱就被花光了，到雪尼回来还有三周。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那工钱不够我们开销，于是我们又陷入了经济上的危机。
我想了个法子，打算把母亲的一些旧衣服拿去卖掉。那个周六的早晨，我拿着那些旧衣服，在纽因顿靶子场上像个老练的小贩一样吆喝着，“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买？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有些行人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走掉了。对面珠宝店里的人也对我望着。我有点窘，但还是坚持在那待着，把一双还算好看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后来珠宝店里的那位先生走过来，问我这买卖做了多久了。我听出他话里有些讽刺的意味，同时也觉得该走了，就包好剩下的东西回了家，母亲对鞋套卖了六便士的价格很不满意，她觉得应当能多卖一点。
那段日子我们为了不交房租而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回到波纳尔弄三号去了。
这之后，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的一个老头和他儿子，他们是迁徙于各个城镇的玩具小贩。这种玩具生意最多只要一先令的本钱：准备些不要钱就能弄到的鞋盒子、软木屑，一便士的胶水，一便士的木头，二便士的线，一便士的圣诞节彩纸，再有三卷每卷两便士的彩色锡箔纸。只要这么一先令，就能做成七打小船，看上去五颜六色，招人喜欢，很有市场。每只小船可以卖一个便士。
跟他们熟了之后，我开始帮点忙，所以很快学会了他们的手艺。他们搬走之后我就自己经营起来。我在一个星期内，花了六便士的本钱，做了三打小船，手指也因为剪硬纸板而磨出了水泡。可惜对于两个人的工作而言，我们的顶楼显得太小了，母亲的罩衣常常摆满整个房间，所以总担心我的胶水弄脏了那些衣服。而母亲的活儿能挣的多点，所以我只能放弃这门生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