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期满后，就开始着急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工作，但我们连一个制片厂都没有。所以，我就在好莱坞买地，建了一个电影制片厂，设备很齐全。
在建造电影制片厂的过程中，艾娜·普文思和我到檀香山旅行了一个月。在那个年代里，夏威夷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尽管如此，但一想到与大陆相距二千英里，我就很郁闷。我总是想回去。
艾娜·普文思长得很美，和她朝夕相处的人没有不动情的，我也不例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洛杉矶工作。那时候，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陪她到俱乐部去吃饭。时间长了，我们都对对方有了感情。我也想过以后能不能娶她，可当时我不太相信她。
1916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了所有红十字会安排的游园庆祝活动。那时候，艾娜经常吃醋，要是我引起了谁的注意，她就会离开。之后，就会有人告诉我说她晕倒了，要我马上去。当然我很听话啦，就去了，当天晚上还要一直陪着她。虽然我有点儿得意，但渐渐地，她的这种经常性的晕倒让我很反感。
在范妮·沃德的一次宴会上，艾娜·普文思又晕倒了。但这一次，她醒来后，招唤的人不是我，而是汤米·麦恩，他是派拉蒙影片公司的男主角演员，个儿很高。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对艾娜很痴情。范妮·沃德不愿意看到我被人愚弄。于是，他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但是，我真的没法相信，同时，我的自尊心也大受打击。
我又想，要是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们的关系就此结束了。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和她分手了，我还不知道怎样面对分手后的空虚。回忆起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知道这件事儿后，一点工作的心情都没有了。那天午后，我给艾娜打电话，想听她对这件事的解释。我跟她说：“你的记性是不是也太次啦！我听说在范妮·沃德的宴会上，你唤错人了，是吗？”我没有跟她大发脾气，我克制住了。
回应我的是她的大笑。电话这头的我，感觉她有点儿窘。
“你在乱说些什么呀？”她说。
我希望她会尽力否认这件事。但她没有，还问是谁告诉我这些混话的。
“谁说的不都一样吗？但我觉得，再怎么着，你也应该给我点儿面子，也不至于公开地玩弄我吧。”
但她一口咬定说，这是别人造的谣言。她很镇静。我故意要让她难堪，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只要你对工作认真负责，你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反正又没结婚，不用和我装模作样！”我说。
艾娜欣然表示同意，她也不愿意我们的合作受这种事情的影响。她说，我们仍然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听了这些话，我却感到更痛苦。
我很紧张，也很烦。电话打了一个小时，最后，我以谈这件事为借口，邀她和我一块儿吃饭。其实，我只是想找个借口跟她和好，我也和其他恋人一样，当时更加依恋她。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她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那天晚上，在她的寓所里，她煎了火腿蛋，我们一块儿吃的晚饭。
我们就这样和好了，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第二天，我至少有心情工作了。但是，我觉得有些内疚，又有些凄凉。内疚的是有时候我冷落了她，凄凉的是她叫了别人，我真希望那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大约三周后，她来电影制片厂领薪水。她刚要离开的时候，我碰到她了，有一个男朋友陪她来。
她满面春风地说：“汤米·麦恩，你认识吗？”
我差点都没反应过来。一刹那间，好像我是第一次和艾娜见面，她是那么的陌生。
我回答道：“汤米·麦恩，当然认识！汤米，你好呀？”
看得出来，他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们互相握手后，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电影制片厂。
没有了爱情，我只能在工作中寻找安慰。
一年五十二个星期，我都得自编自导自演，耗费大量的脑力，十分艰苦。拍完一部影片后，我就筋疲力尽，心情沉闷，要在床上躺一天。睡到黄昏我才起来。然后，我就到外面去散步。我在市区里茫然地看看那些商店橱窗，到处徘徊。这时，我的大脑已经麻木了。但第二天早晨，在去电影制片厂的路上，我的大脑就恢复了活跃状态，我又开始有精神了。
一般情况下，我吩咐搭布景的时候，脑子里一个主意也没有。布置场子的时候，美术导演常问我，我就在那儿随口乱说，比如门在哪儿开，拱道又在哪儿造。但是，往往在这种一点主意都没有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笑片就开拍了。
有时候，我的神经绷得很紧，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才行。这时，出去玩一个晚上是很有好处的。但我不大会去喝酒，因为我担心喝酒会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灵敏的大脑。
说到情欲，它大部分都在我的工作中消耗掉了。听说我在写《自传》，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就说，希望我能实话实说。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性生活。在我看来，这方面并不重要，对一个人的心理更有影响的，恐怕是饥寒与穷困所带来的羞辱。
我的性生活具有周期性，这一点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但在我的生活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创作，并不是性生活。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我不想多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那些导致男女关系的经过。
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偶然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我刚从纽约回到洛杉矶。晚上，我很早就回房去休息。我一边哼着一首流行歌曲，一边开始脱衣服。当时哼着哼着就停下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儿事情。但这时，隔壁有个女的就接着往下哼。之后，她又停下，我又接着哼。我们就这样哼完了那支歌曲。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她认识，那样很冒险，加上我又不了解她。我之后又用口哨吹那只曲子，她又把先前的那一套重复了一遍。
“真有趣呀！哈哈……”我大声笑道。
“你说什么？”隔壁传来的声音。
“你肯定是刚从纽约来的，对吧？”这时，我对着钥匙孔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她说。
“那你就把门打开吧。”我说。
“但你不许进来，我就开一点儿。”
“我不进来，保证！”
门开了一条缝，约四寸宽，一个十分娇媚年轻的金发女郎窥看着我。我只知道她穿的是一件丝绸睡衣，很迷人。
“不许进来！你进来我就要打你！”她说，挺逗人爱的。一嘴雪白好看的牙齿露了出来。
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一下招呼，介绍了一下自己。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跟她打招呼，即使在旅馆休息室里碰到，向她点头也不行。关于她，我就知道这点。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她都主动来敲我的门，刚开始还好，但后来我就厌倦了，甚至都不搭理她的敲门，还从里面把门反锁了。当然，她很生气，白天见面时就冷冰冰地瞪我一眼。就这样，我在旅馆折腾了五个晚上。我觉得还是赶紧离开那里较好，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又搬回体育俱乐部去住了。
在新制片厂里，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狗的生涯》。这部影片具有讽刺的味道，将一个流浪汉的生活与一条狗的生活进行对比。故事的结构就由这一中心思想形成的。围绕着故事结构，我穿插了各种笑料和打闹动作。虽然这些打闹的笑片都很简单明了，但却含有深意，并且新鲜玩意儿也不少。当然，笑料必须要符合剧情的发展。
每一组镜头都符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都是由上一组镜头连续引出来的。这样，所有的镜头结合在一块儿，就成了一个整体。
奇斯顿电影制片厂时期，流浪汉的动作受情节的束缚还不大，比较自由。那时，流浪汉只是根据自己衣食住行的情况本能地进行活动。但后来伴随着新笑片的不断问世，流浪汉也有了感情，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了。这样一来，由于打闹动作要与心理相符合，流浪汉就受到了限制。后来，我把流浪汉想象成一个丑角，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编剧的技巧不断地发展，但我拍笑片的自由却逐渐受到了限制。有位影迷来信说，我近来拍的影片没有在奇斯顿拍的影片好，那时我牵着观众的鼻子走，而现在却是观众牵着我的鼻子走了。
我给笑片定的基调常常是音乐给我的启发。我给影片《移民》定的基调，就是受了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发，它在凄凉中透出的亲切，让我想到了在愁苦无奈的日子里，两个孤苦无依的人结婚。
通过一些简单的小调，我想出了另一些笑片。配合1914年流行的二步舞曲《芥末太多了》的调子，编成了《二十分钟的爱情》的笑片。《维奥莱特拉》这支歌给《城市之光》提供了基调，《古老的日子》给《淘金记》提供了基调。
我对故事片的许多设想早在1916年就有了。有一部影片利用引力定律，还可以演出许多玩意儿。这部影片，要讲的是去月球旅行，但在那里看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滑稽场面，嘲笑文化的进步。我想到了一顶可以闹出种种笑话的无线电帽子，还有一台进餐机器。后来，我在《摩登时代》里用上了这台进餐机器。
我是怎样想出来那些影片的笑料的，对于记者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至今也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长期以来，我发现，是强烈的欲望产生了那些笑料。不断地努力思考，不断地想象，经常注意可能刺激想象的事物，主意就有可能诞生了。当然，初具雏形的每一个笑料，必须要经过合理的归纳后，才能发展成为一部笑片。
在我看来，矛盾和痛苦基本上就是人生。因此，我几乎都是不知不觉地以此为根据来插科打诨。怎样让几个角色招惹麻烦，然后再从麻烦中把他们解脱出来。这就是我编制笑剧的方法，很简单。
但是，幽默又不一样，而且更加微妙。在《幽默的意义》一书中，作者马克斯·福雷斯特·伊斯曼认为，幽默来自痛苦，这种痛苦具有玩笑的性质。但我认为，幽默就是一种工具，让我们在看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不正常的现象，在看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不重要的事物。另外，幽默让我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增强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促进了我们的调和意识。
举这么一个例子。一场葬礼上，亲朋都聚集在死者周围，神情肃穆。就在仪式要开始时，一个迟到的人匆匆地闯了进来，他装出神情严肃的样儿，踮着脚走到自己的座位，一屁股坐下，才发现座位上有一顶大礼帽。于是，他又带着那副装出来的肃穆把帽子递给主人，主人怒目圆瞪，却还要严肃地继续听祷告。于是，本来庄严的时刻就变得这么滑稽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