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斯敏斯特桥还没有通车的时候，肯宁顿路仅仅是一条很窄的小路。从桥头那儿开出一条新路直通布赖顿区，已经是1750年之后的事情了。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肯宁顿路上消磨的。新路开通之后，那里出现了一些有着临街阳台的高档房屋，居民们没准还从那些围着铁栏杆的阳台上看见过乘着马车亲临布赖顿区的乔治四世。
到十九世纪中叶，那些房子大多都已经变成住房和公寓，论间出租，十分残破。不过其中一些住着医生、富商和歌舞剧名演员的房子还是原样。在肯宁顿路上，每个周日上午，你都可以看到歌舞剧演员坐着自家的马车去兜风。他们可以一路奔驰十多里，甚至到达诺伍德或默顿，回途时再边走边停，光顾各种酒馆。
那时我十二岁，经常站在肯宁顿路的巨盅酒馆外，乐此不疲的看那些声名显赫的先生们从他们的马车上跳下，走进那个聚集了歌舞剧名演员的酒馆休息室。演员们真是风头正劲，格子花样的衣服穿在身上，灰色的礼帽戴在头顶，钻戒和领带上的别针闪闪发光。午后两点，这些顾客全都会走出酒馆，因为那儿要关门打烊了。他们在开一会儿玩笑后彼此告别。在这时有的人会故意摆出一副姿态，那样子挺惹人笑的。我觉得这非常有趣，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
就像太阳躲进云雾里一样，所有人都走了，那之后，我才向肯宁顿路后面走去，走向那排破旧荒凉的房子，走到波纳尔弄三号，走上那条通向我们住的顶楼的楼梯，它就像要倒一样在不停摇晃。进了屋子，桶里的脏水和破烂的衣物让人一见就觉得泄气，空气也很污浊。这屋子最多也就十二英尺见方，脏乱的盆和茶杯摆满了墙角的桌子，被母亲漆成白色的旧铁床刚好放在低矮的墙根那。一个小火炉摆在床和窗户中间，床脚那儿放着一张扶手椅改装成的单人床。这就是我哥哥雪尼睡觉的地方。他那时去出海了。
母亲不知什么原因没收拾屋子，所以屋子里的氛围在那个周日更使人压抑。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也很有情致，那时又不满三十七岁，还年轻。以前，她总是把这简陋的顶楼整理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十分舒适。尤其在冬天的周日，我一醒来就能看见收拾得很整齐的小屋子、小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火和炉台上冒着热气的水壶。在母亲乐滋滋地在我身边忙碌的时候，这个屋子总让人感觉很舒服，开水倒进陶制茶壶的声音温柔而深沉，我就这样在屋里看着每周的滑稽连环画。这宁静的周日早晨的一切，都是我所享受到的乐趣。
可是，她在那个周日却没精打采地望着窗外发呆。她的沉默寡言已经持续三天了，一直坐在那个窗口，看起来忧心忡忡。她的烦恼我是知道的。雪尼出海后已经两个多月没给我们来信了，而那架维持家里生计的缝纫机也被收去了，因为没钱交分期租金（这已经是常事了）。那可是母亲租来拼命做活以挣点儿钱的工具。更别提我每星期教跳舞能挣的五个先令也突然没了，这些钱都是用来贴补家用的。
不过，由于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面临经济困境，所以我对这些并不大留意。再说，还是个孩子的我很容易忘记家中这些烦人的琐事。我照例放学后回家做点杂活，然后就跑到麦卡西家去打发整个傍晚，只想躲开家里那个顶楼，它真是太让人觉得愁苦了。
麦卡西夫妇是母亲在歌舞剧团唱歌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是老朋友了。这家人过着在我们看来相当富足的生活。他们住着一套租来的舒适公寓，就坐落在肯宁顿路较为幽静的路段。麦卡西夫妇的儿子沃利是我的玩伴，我每次和他玩到天黑之后，总会被留下来吃点心，就这样在他们家吃了很多次晚饭。每当麦卡西太太问起最近怎么没有见到我母亲，我就找点借口遮掩过去--母亲自从生活窘迫后，就很少能和她剧团里的朋友相聚了。
当然，我也有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这时就能享受到我觉得十分美味的茶点：一壶茶，几片用烤肉的油煎的面包。之后母亲还会给我读上一个小时的书，她的书读得那么好，让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是那么快乐，觉得在家里待着比去麦卡西家更有意思。
回过头来说那天，我刚走进房间，母亲就转过身来盯着我，满脸责备。我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她的眼神里写满了痛苦和煎熬，脸庞瘦削，模样憔悴。一种难以名状的哀伤袭上我的心头，我想留在家里陪陪母亲，却又想抛开家中所有烦心的事，于是左右为难，不知怎样才好。这时，母亲愣愣的说了句：“你怎么不去麦卡西家呀？”
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我想要陪着你。”
她把脸转向窗户，失神地看着外面。“家里没的给你吃了，快去麦卡西家吃你的晚饭吧。”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责备，但还是不想走。她却坚持要我去麦卡西家。我只好去了。我走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留在那个破旧的顶楼里，心里十分内疚，但我当时怎么也没料到，噩运在几天之后就要降临在她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