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瞬间崛起不得不让世界各国惊叹。领土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及中国半个河北省大；人口数仅有5千万，还不到四川省人口的一半。这样的小国世界上至少也有几十个，几乎都不被人们放在眼里。可是，当韩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时，世人的眼光都聚焦到了这里。在这么小的一片土地上，怎么会创造出风靡全球的经济神话呢？
1.凡日本能做到的，韩国会做的更好
英国《金融时报》上曾有这样一句话：凡是日本能做到的，无论是什么，韩国会做得更好。这句话体现出了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大韩民族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地域、语言和文化，同时还有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经济生活。在澎湃的商海大潮中，韩国商人普遍有这样共同的心态：在发展个人事业乃至一个企业的时候，总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在个人或企业获得成功后，又能同人民共同分享财富和成果，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爱国的主旋律不仅响彻韩国的上空，而且还时时回荡在韩国人的心中。即使在商海中，也几乎处处涌动着民族之魂。因为爱国就不能忘掉日本军国主义给韩国人带来的灾难和伤害，所以韩国企业界把发愤赶超日本当成迅速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因为爱国就不能忘掉养育自己的国土，所以韩国人要用实际行动把“身土不二”的口号变为现实；因为爱国就不能忘掉自己对民族应尽的责任，所以韩国的企业家能够向社会作出无私的奉献。
韩国商人已把自己融入大韩民族之中，并摆进世界人的行列，所以他们对大韩民族的慷慨奉献是无私的，对世界人的激烈竞争是有力的。
在韩国企业家中，对大韩民族作出的奉献最大、最多的当属金宇中。
他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然而赚钱决不是为了享受，在金钱面前他毫无私欲地说：“如果是为吃好穿好，现在赚的钱已经够自己这一辈子花了。但我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扩建工厂，给别人增加就业的机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改善职工的生活。只要工人的生活好了，国家也就富了。”
金宇中说的话决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1977年他无私捐献50亿韩元成立了学校法人——大宇财团，并建立了大宇学院。1978年他再次捐款50亿元，创建了大宇文化福利财团，并建立医院等服务设施，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种服务。
让世人更为震惊的是，1980年金宇中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私有财产捐献给社会。他向疑惑不解的人们解释说：“我们干事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要放弃所有权，走专业经营者之路，我要以实际行动向人民表示，把迄今所赚的钱全部交还给社会，今后赚的钱也不放进自己的腰包。”
1980年8月29日，金宇中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60亿韩元股份和40亿韩元不动产资金共200亿元的私人财产，全部无偿地交给大宇文化福利财团，用于资助学术部门和技术研究部门。大宇从此由全体股东共同经营。金宇中辞去总裁职务后，成了一名雇佣经营人，同其他职员一样每月领取工资。
在韩国，虽说像金宇中这样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无偿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的企业家是风毛麟角。但其他企业家在发展企业和商场竞争中，也大都能作到心中装着国家、装着民族。
三星财团的总裁李秉哲50年代的一次义举，至今被韩国人传诵着。
1957年韩国当局突然宣布大幅度增加白糖的税收。税收一增加，白糖价格只得提高，随之需求量下降。李秉哲的第一制糖也濒临停工状态。一个1000多工人的大厂，数百名从业人员面临失业。李秉哲想，让几百人失业不就等于企业放弃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吗？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同胞失业呢？于是他决定开辟新产业，决不裁减三星企业的人员。
李秉哲把自己的想法交给会社理事会讨论，理事们一致赞成他的想法，并提出既然白糖需求疲软，那就加工成糖果；既可以处理滞销的白糖，又有利于降低成本，能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听了大家的建议后，李秉哲就派人调查国内糖果业的状况。
经过调查，李秉哲发现原来国内经营糖果业的企业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小厂，设备也比较简陋，如果设备精良的第一制糖打入冷落的糖果业，可以迅速垄断市场，获取巨额利润。
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个赚大钱的机会，应该抓住不放。但李秉哲却有他自己独特想法：进军糖果业固然可以使自己的企业得以复苏，然而却要以挤跨许多生产糖果的小企业为代价；解决了本企业工人失业问题，却把失业问题转嫁给了其他小企业。这与自己创办企业为造福社会、振兴民族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否定了会社理事会生产糖果的建议。
后来李秉哲审时度势开辟了制粉厂的产业，虽然投入较大，收效较慢，但他为自己给国家给人民又作了一件好事感到心安理得。
一位哲人说过：“每一滴水都具有水的全部特性，但是绝不会有风暴。”韩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席卷亚洲的经济“风暴”，一支主要力量是来自韩国像金宇中、李秉哲这样一些爱国的企业家。
在韩国，几乎没有人不感到惊诧：具有1100万人口的偌大的汉城，街市上跑的各种车辆（除了外国人的用车外）全是韩国自产车。
韩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一辆小汽车，条件好的甚至有两辆以上。首都汉城的汽车将近600万辆，一律国产化，这是只有大韩民族才能创造的奇迹。
当年卢泰愚总统写给公务员的“国政指标”：“一、民族自尊，二、民主和合，三、均衡发展，四、统一繁荣”，现在仍旧悬挂在每间政府办公室里。
不仅这一代韩国人要作到民族自尊，而且韩国政府还要求他们的子孙也要作到民族自尊。所以《韩国教育宪章》里规定：第一条，弘益人间；第二条，民族自尊。
2.性急有时也不是坏事
在五千年悠久历史进程中，大韩民族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东方文明的熏陶、四季分明的气候、气魄雄伟的山川造就了这个民族刚毅强悍、乐观自信的性格和质朴淳厚的民风民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的社会发展进入突飞猛进的时期。尤其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长期的疲弱不振和苦涩记忆，使颇具爱国之心的大韩民族，对成功有更为迫切的要求，在具体的行动中，甚至表现出求胜心切的一面。
其实，即使到了今天，韩国民族性格中急于求成的特征，非但没有丝毫削减，还有越来越极端的趋向。到过韩国的外国人都会有一种感觉：韩国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巴利，巴利！”意思是“快点，快点！”韩国人的性急是有名在外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都称韩国人为“Korean”，而且许多人对韩国人都有一个共识，这就是韩国人脾气相当急燥。如果有哪位仁人君子表现出四平八稳，不紧不慢，哼哼哈哈，那么其他的韩国人对他就可能打一个问号：“此君真的是韩国人吗？”
韩国人热烈奔放而充满激情，但同时也表现出比较容易冲动和性急。有人做过统计，说韩国人在一分钟内走的步子比欧洲人一分钟走的步子至少多15步。
1990年5月7日，汉城某报社报道了一则消息：一列从汉城东大门车站开出的地铁列车因误车十分钟，被在站台上等得不耐烦的性急的Korean们一下砸碎了15块车窗玻璃。
据说韩国人乘电梯，连电梯自动门开闭的几秒钟，他们都等不及，因而不断地捺动电梯门的关闭钮。韩国人到食堂、饭店用餐，服务员上菜稍慢了一些，他们有时也会急得对服务员大发雷霆。韩国人开车上大街，发现前面的车开得稍慢了一点，就立刻大声鸣笛催促。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汽车驾驶者偶遇堵塞，片刻都不愿等待，见机夹塞一溜烟跑了。韩国人这样性急，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不过，韩国人性急，是渴望成功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生意场上也不例外。心中有了什么想法，就希望把它立即变成现实，与人合作，能行的一般都当机立断，行不通的，也会一口拒绝。和日本商人的软泡磨菇，有着截然的不同。
这种急性子使他们能够抓住机遇，提高效率。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受益良多，韩国很多经济建设项目都是在破纪录的时间内完成的。例如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仅用29个月的时闻便告竣工，很多外国公司最初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而当时日本正在修筑的神户到名古屋的高速公路，长度和京釜商速公路相似，工工时间却比韩国人多用了一年。又如汉城的地下铁路系统原来是空白一片，如果按照一般的建设进程，要赶上其他国家不知要何年何月。性急的韩国人一声令下，四条线路同时兴建，仅仅数年时间便大功告成，使汉城拥有了最现代化的地下铁路系统。再如韩国著名的蔚山和玉浦船厂建造期间，为了缩短建设期，抓住造船业景气的时机，都一反造船业的常规，不是先建厂、再造船，而是边建厂边造船。性急的韩国人甚至在船厂还无踪影，手中只有一片用来建厂的荒凉海滩的对候，就已经想方设法把船卖了出去。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速度就是生命，时间与成本和经营绩效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韩国人的急性子和人们求“快”求“新”的观念以及企业产品寿命越来越短的现实还是很合拍的。特别是在讲求时效的经营行业，韩国商人的急性子往往给他们带来极大收益。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韩国商人在对时效性要求极高的半导体工业领域的成功。
当今电子工业的翘楚三星电子公司1974年刚刚进入半导体领域，1984年便稍后于日本和美国约4年开发了64MD集成电路，1992年3月又着手研制256MD集成电路，并于1994年8月在世界上第一家开发成功，使韩国的半导体技术上升到世界最高水平。但最初当三星电子下决心开发这一产品时，几乎是没有把握的。一位从一开始就参与研制组工作的年轻人对记者说：“当时，我是一个刚进公司的‘新生’，研制组的大部分成员都和我一样对半导体开发没有多少经验，其他研制组或开发组进行研制或开发的才是16MD或64MD，而我们所承担的却是远远比这高得多的256MD集成电路，对这些没有半导体开发经验的人来说究竟可能不可能造出来，我们是存有疑问的。”尽管如此，研究工作还必需继续，解决的办法是“现学现用”。为了掌握半导体技术的动向，研制组与日本的先进半导体企业日立、NEC、三菱等六个公司进行技术交流，并开始进行基础研究，不断提高256MD的开发可能，每个人都做好了试制成品失败后开分析会的准备，但是“却奇迹般地成功了”。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韩国商人往往在并不具备资金和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就投入某一项目的建设，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是时问，至于资金可以由贷款解决，技术则可以在建设的过程中学习，而且在实践中习得的技术往往还是最为实用的。
凡事追求效率，固然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优势，但又难逃急功近利、欲速不达之嫌。韩国经济在前数十年的飞速发展，近乎奇迹，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如金宇中所创大宇集团，曾经风光无限，却在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破产，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3.百善孝为先
中国古代的大儒孔子曾说：“百善孝为先。”韩国人同样把孝行当成是最应固守的道德标准。
传统的礼仪和忠孝思想仍完好地保存在韩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无论是妇女的善良温顺，或是男子的勇猛刚烈，还是对民族、国家、家庭的热爱，几乎都和忠、孝、敬的思想有直接的关联。忠孝、敬思想几乎已经融入韩国人的身心和个性之中。
关于韩国人的孝心，金益洙在一本题为《韩国的孝思想》的小册子中说：“儒家思想影响有多深孝思想就有多深，孝是韩民族的传统，也是民族的固有思想。韩国不仅以孝为最高德目，伦理基础，且始终以孝为教育的指导方针”。
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韩国人在寒食、中秋等民俗佳节必须崇父敬祖的风俗不仅不曾消失，反有愈来愈重视的趋势。寒食节除墓草，中秋扫墓前伐草，已成岁时风尚。而后者又比前者更显重要，因为在韩国人心目中，农历八月十五是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因为它和祭祖活动有关。中秋节放假三天，这三天里，汉城市民不论工人、学者、商贾，还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几乎倾城出动，轿车在通往各道、郡的路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到郊区和乡下去的车站售票处，人们排成了长龙。但在假日的第二天，喧闹、拥挤的市街顿时变得空空荡荡，几乎不见行人和车辆。这时，尽忠尽孝的韩国人恐怕都在他们祖先的墓前磕头。倘若有人无视这一礼数，将被指责为大逆不道，难以在社会上立足。这种追思报本的崇拜祖先之思想，对韩国来说已经强烈地生活化了。
韩国的这种风俗是任何文化圈的国家都少有的固有习惯，它是爱亲敬长的韩国人思想与行为的基础。
在韩国，人们把忠孝、礼仪、敬爱等家训，全部载入他们的族谱，每一个家族都有“抬高自身价值的族谱”。当韩国人在遭遇水灾、火灾或战争时，最先收拾带走以避害的，就是族谱。对韩国人来说，族谱是他们不向王权或宗教权威屈服的一种自豪的根源。
祭祖，在工业化的韩国，是尽孝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韩国，年轻人绝对不能在长辈面前喝酒和抽烟，否则就被视为不孝。如果长辈对年轻人劝酒，做小辈的只能背过身去喝，表示谢罪和诚惶诚恐。
朝鲜鸿儒李栗谷在四百多年前就教导他的同胞说：“孝者，一切德行和人格之本也，德目乃人之善行德目之首也”，“士以孝为行为之本”。大多数韩国人现在仍然信奉“孝子门下有忠臣”的儒家信条。
事实上，韩国人不仅把孝看做一种家庭关系，而且也把孝看成是热爱国家和为国尽忠的基础。“孝”与“忠”是儒家思想中联系最为密切的，对朋友忠诚。对国家和民族忠诚，同样是韩国人极为推崇的道德标准。
由忠孝而节义，这是东方人顺理成章的逻辑。韩国人不仅尽忠尽孝，而且很讲朋友义气。一旦他们把你视为真正的好朋友，他决不会把你当外人看待，真可谓同你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甚至为朋友“两肋插刀”。从这点出发，他们憎恶背信弃义。也许这个弱小民族在近代以来受到列强的欺凌太深重了；也许他们近百年来遭到过帝国主义过多的背信弃义，因此，韩国人只要发现朋友对自己的背叛，那么他是决不会宽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