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章》
《九章》是一组抒情诗的总称，包括《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主要记述两次放逐期间的经历、处境和苦闷悲愤心情，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奸佞群小的极度痛恨。其中，《橘颂》当是早期的作品，咏物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砥砺自己的品质和情操。《抽思》是怀王时屈原被流放汉北时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其余各篇都是流放江南时所作。《哀郢》写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郢都被秦攻破后所作，诗人长期流放的痛苦和亡国之悲，迸发为对楚王听之不聪和群小误国的激烈愤慨。这种对故国的忧思和沉郁愤慨的情绪，几乎贯穿了《九章》各篇。《涉江》的地名和时令紧承《哀郢》而来，是诗人溯江而上，进入湖湘以后所作，突出抒发了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了死志，当作于赴死之前，情辞感人。总之，《九章》各篇分别记录了屈原某一时期的某一生活片段，是其放逐生活的真实记录，为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九章》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来倾泻奔放的激情，较少使用幻想夸张手法，因而比《离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但在浪漫主义色彩上稍逊一筹。
三、《天问》
《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即对天发问，共列举了一百七十多个不可理解的有关历史和自然界现象的疑问，从而探讨宇宙万物发展变化规律。全诗大抵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因此，虽然《天问》的内容庞杂，但思想倾向却很明显，尤其在涉及天命和历史兴衰时，很能显示屈原的政治态度（《山带阁注楚辞·馀论》卷上）。如《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这一系列疑问涉及的都是天命和人事，对殷商的兴亡史发出了感慨，认为天命无常，朝代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在通篇的问号后面，我们能感受到屈原那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感受到他的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天问》纯以问句构成，篇幅巨大，内容广博，思想奇特，富于哲理。它对哲学、史学、神话学、民俗学都有特殊的贡献。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愤懑之情，这是《天问》的特点。全诗基本上以四言为主，间以少量的五、六、七言；四句一组，每组一韵，极少数是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四、《招魂》
《招魂》是怀王客死秦国后，屈原为招其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以宏伟的屋宇、华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招徕怀王的亡魂。《招魂》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殷切呼唤声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对怀王之死的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再加上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大赋的气象。诗中亦有凄美的抒情，如乱辞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
《史记·屈原列传》在屈原之后，列有楚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是屈原的直接继承人。唐勒、景差没有作品传下来，只宋玉有作品传世，是深受屈原影响的先秦辞赋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故后人将他和屈原并称，所谓“屈、宋以‘楚辞’发采”（《文心雕龙·才略》）。据《汉书·艺文志》载，宋玉有16篇辞赋，现在可以基本确定的，有收入《楚辞》的《九辩》，收入《昭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
《九辩》也是古曲名。宋玉袭用古题创为新制。“九”表多数，“辩”通“变”、“遍”，一遍即一阙。《九辩》就是由多阙乐章组成的乐曲。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不合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满腔悲愤，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虑。其中最动人的是开头一节“悲秋”的描写：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痈痈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诗人着力渲染坏境的气氛，把萧杀凄清的秋景与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融为一体，达到主客观地和谐统一，大大拓展了诗歌的意境，具有强烈的感伤情绪。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主题由此发端。鲁迅评价说：“虽驰神想象，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汉文学史纲要》）《九辩》显然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深沉悲愤的风格。
《高唐赋》、《神女赋》也有很大影响。它们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类似。而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韵味十足。如写高唐雨后的壮观之景，渲染了百川灌河、水石相激，声势震天，猛兽因而奔逃，虎豹因而失气，鸷鸟因而窜伏，鱼鳖因而惊恐的状况，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了。如《神女赋》对神女美貌、神态的描写：
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湿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多美而可视。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故纵而绰宽。动雾以徐步兮，拂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而不安。澹清静其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
诗篇极尽铺陈，生动描绘了神女丰满庄重的体态，温润如玉的容颜，炯炯放光的美眸，弯若蚕蛾飞扬的细眉，好似朱砂点染的红唇，安闲无躁的娴雅神态。既能在幽静处表现文静，又能在众人面前翩翩起舞。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曲终奏雅，略陈讽谏之旨，已具汉赋的特征。另外，《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这些辞赋是由楚辞向汉大赋的一个过渡阶段。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开创了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对屈原的人品和作品，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作了极高的评价：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后世文人对屈原无不推崇备至，刘勰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都对屈原推崇备至。
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直文人普遍的经历，他那独立不迁、俊洁高尚的节操，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精神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自拟。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发愤著书，写成《史记》。可以说，哪里有士人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成了安顿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精神家园，正是“《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陆游《哀郢二首》）。屈原以其卓绝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爱国情怀，鼓舞并感召着无数的仁人志士，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屈原的成就对后世也有巨大的影响，鲁迅评之为“遗响伟辞，卓绝一世”，“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至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首先，屈赋开创了“楚辞”体这一新的诗歌样式。这种新诗体在句式和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灵活，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更具表现力。其次，屈赋开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极大丰富了诗歌的美学特质，滋润着历代文学的发展。再次，屈赋以“香草”“美人”为象征意象的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也有重大影响。如张衡《四愁诗》效仿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李贺诗也多寄情香草美人，其凄婉哀绝的诗风也多是屈骚之遗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