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民主和平论是对现实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但它仍然有严重的问题，最终还是难以使人信服。这一理论的提倡者认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民主国家间不发生战争。但其他仔细钻研历史的学者并不赞同。可能反对这一理论最有力的是克里斯托弗·莱恩的分析，他仔细分析了敌对的民主国家几乎走向战争的四次危机。”需要指出的是，米尔斯海默的主张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他认为中国肯定会对世界造成威胁，甚至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他是“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便中国变成像美国一样的西方民主制度，中美之间还是会打仗，所以“民主和平论”在他看来不可能成立。
“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这种荒唐言论在中国甚嚣尘上，其原因并不是无知那么简单。它配合各种“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当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敌人，由此鼓动国内外势力一起改变中国的政体。事实上，以基辛格的睿智来说，中美之间之所以不会变成当年的“英德关系”，中国之所以不会成为制造新“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体与西方不一样。我们甚至无须站在中国的立场，只需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就会发现，中国几乎从来不主动发起对外战争。否定中国文化的流行观点甚至给中国文化贴上“缺乏尚武精神”的标签。如果按照那些荒唐的言论，将中国变成与西方一样的国家，那么，对照西方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否意味着美国愿意再次遭受珍珠港事件？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再次迎接“德意日”新的轴心国？是否等于逼着中国等后发展国家一定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二、中美关系的“老路”与“邪路”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的重要性还将延续。要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有必要先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美关系前文已经简单综述，这里仅分析近六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二十年。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美处于直接武力冲突的敌对状态。朝鲜战争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双方停战，打了一个平手，事实上是中国打赢了。中国敢于反抗美国的气概及其成果令全世界惊叹。这一时期中美的直接对抗尽管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政策的延续。此后，美国一直支持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在中国看来，美国因此成为中国统一大业最大的敌人，严重伤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道理不知今天的美国政治家是否能深刻理解。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在官方辞令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全称。
第二个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美国面临自领导世界以来最为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于是，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并建交。由于毛泽东的主动，两个昔日敌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当时中美两国各有所图，美国想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希望中国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允许下获得美国能够接受的发展。由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在重大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中美开始了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是重大标志。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世界上颐指气使的姿态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绕开联合国的单边行动，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指责多个国家为“流氓国家”等，美国一扫越战带来的阴霾，“独孤求败”地不可一世。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失去了前一阶段的“重大利益一致”，寻找最大共同利益变得错综复杂，美国日益膨胀的自大骄横给中美之间的合作增加了难度。虽然中国一再强调自身的“核心利益”，但美国出于自大心态下的僵化思维，并没有认真倾听和理解。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出现不少摩擦，主要责任在于美国。
1989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此后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一个“超级大国”因内部变革和街头运动而瓦解，令很多人意想不到。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出现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这表现了美国自鸣得意的轻浮。一些美国人随即对尼克松时代确立的中美关系开始说三道四。他们认为：为了反对苏联，美国给中国的好处太多了。他们开始吃后悔药：如果早知道苏联这么轻而易举就消失了，当初何必那么借重中国？给中国那么多好处？这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势利眼非常狭隘，体现了这些人的“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小人心态。
上一节提到的“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的所谓“民主和平论”就是在“冷战”结束后，结合“历史终结论”而提出的。这一观点既重点针对中国，也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成为在全世界发动“新冷战”的纲领原则。就在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要在中东地区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最终因遭遇沙特、科威特等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美国为了在中东维护利益一致，不再把改变中东某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当成必要条件，“民主和平论”实际上遭遇当头一棒，几近破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肤浅无知、破绽百出的“理论”依然被美国以及美国之外的某些人奉为真理，在双重标准下随意使用，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左右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由于后悔当初给中国的好处太多，美国便开始刁难中国。例如“人权”问题，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只是“搭便车”等，言外之意就是如此。与此同时，将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国内外共同配合，利用“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煽动起一场舆论攻势，试图改变中国政体。苏联解体后，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成为可借鉴的范例。2010年在阿拉伯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被纳入民主与专制的肤浅解读。2011年，美国驻中国的前大使洪博培亲自走上北京街头，看望“散步者”。洪博培回到美国参加总统竞选时，明确地说要用大量网民“take China down”；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对于互联网开放的高度关注，背后都是企望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用外部和内部力量改变中国政体，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和尼克松时期反而不存在。按理说毛泽东、尼克松时代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差距更大些，但那时美国却没有把颠覆中国政权当成政策，甚至比过去收敛，例如，撤销了对藏独势力的支持。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差距缩小的状况下，美国却把改变中国政体当成目标，例如又恢复了对藏独等分裂势力的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转变，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简单分析一下这三个阶段，套用中共十八大“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概念，第一个阶段中美之间冲突对抗的状态便是“老路”，第三个阶段美国试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政治、经济附庸的构想便是“邪路”。而第二个阶段中美之间“求同存异”，在平等相处的前提下互相合作，便是“正路”。
21世纪前10年，中美关系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最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它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步。这个历史巨变将深刻地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样会改变中美关系现在的状态。“新型大国关系”便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它一方面要延续毛泽东时代中美平等合作的原则要求，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形势和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提出新的期待。
探究中美对抗“老路”的原因，应该说是双方的。探究把中国变成美国政治经济附庸这条“邪路”的原因，我们发现，那是美国单方面导致的。所以，中美关系下一个二十年会怎样，关键在美国。美国会转变它过去的对华政策吗？对此，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基辛格的这一观点未来是否会改变前二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方向，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展开。
第一，基辛格反对从外部改变中国政体，那么，从内部呢？以颜色革命的模式来说，外部改变未必是像对待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直接派兵。以强大的美国舆论为导向和铺垫，以意识形态为武器，通过操控话语权而煽动群体性事件，是外部推动颜色革命的重要手段。基辛格反对这种方式，能否成为美国的未来政策尚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内部某些势力煽动上街、煽动对政府的仇恨和对体制采取暴力手段，以求把中国政体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是否乐见其成呢？尤其是，美国在前二十年试图改变中国政体的指导思路下，已经在中国培养了不少推动颜色革命的骨干力量。对于中国来说，即便美国在中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力度会降低或刹车，但还可能会有惯性和反复。
第二，基辛格反对从外部改变中国政体，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一观点看成是对中国“独裁专制”的容忍，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那就错了。至少对于基辛格来说，他没有被“民主与专制”的狭隘对立思维局限，而是意识到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是与西方不一样的价值观，他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基辛格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价值观可能都具有“普世性”，而不像美国其他浅薄政客那样，认为“美国等于民主，中国等于专制”，并以宣称自己拥有“普世价值”的方式，强行要求中国根据美国标准而改变。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确比大多数美国政客更具有智慧和历史眼光，我们只是难以判断，基辛格的这个看法对于未来美国政治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问题从更大的范围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特例”还是“规律”？尤其是对非西方国家来说，是否只有西方指明的唯一通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世界上无数后发达国家，是否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这也是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说的“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的意义。西方之所以产生“中国例外论”，是因为西方认为它们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唯一的规律。基辛格比很多西方政治家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已经认识到，所谓“中国例外”“中国特色”的背后，其实有一种具有全人类价值的必然。“普世价值”并不只是西方人定义的那些内容，而需要发现和借鉴中国人已经实践了几千年的价值内容。尤其当西方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未来解决之道时，中国模式很可能从“例外”变成“必然”。只不过，基辛格更多是个政治家而非学者，他对此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敏锐的感觉上。因此，不谋求从外部改变中国政体的观点，在基辛格那里并不是对所谓“中国独裁专制”的姑息和容忍，而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重新评价。
中美关系的“老路”就是对抗。中国不愿走对抗的老路。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一百周年，一些人借此机会炒作当年的“英德关系”，意思无非是说当今中国就是当年的德国。这种历史方法极为浅薄，只有浅薄的政治家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才会拿它当现实依据。如果真的要做历史比较，为何只比较“英德关系”，而不比较“英美关系”？纳粹德国崛起是一次失败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美国在1900年前后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同英国有过战争冲突外，其他时候两国有过战争冲突吗？当人们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时，为何偏偏拿一个坏榜样说事？中美关系为何不能借鉴英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