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在新任七常委与媒体的见面会上，作为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做了简短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说：“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总书记代表新一届中央表达了实现目标的决心和自信，并明确指出只有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实现这些目标。讲话虽然简短，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令人强烈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浩荡。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阐述“中国梦”时，提到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续奋斗。这个时间段超出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并不矛盾，而是包含了更深的含义。恰如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题写的这段碑文，也提到1840年，也超出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这正是更宏大的历史观。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延续与继承，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仁不让的承担者。所以，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所有过去的失败都是今天应借鉴的经验教训，所有的成功都是整体未来的铺垫。
一、西方为何能崛起？
中国近代的屈辱始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时，这一屈辱达到顶点，清王朝也因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中国人的屈辱一直没有改变，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人所面临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屈辱，而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南北朝时期曾经有人发出“神州陆沉”的哀呼，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忠烈之士为南宋殉葬后，也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然而，这些论断都没有成真，中国不死，中国不亡。中国或者说中国的文明与文化，在经过巨大的历史变迁之后，依然顽强地存在，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当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时，无数中国人迸发出令人震撼的爱国热情，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筑起血肉长城。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争，终于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打败了野蛮的侵略者，牢固捍卫了中华民族无比高贵的尊严。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这一问题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明朝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61艘海船、27000多人的舰队，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航海途中，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去世。郑和下西洋的豪迈壮举也由此成为广陵绝响。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从阿拉伯到印度再到马六甲，一路烧杀掳掠，最终出现在中国的海岸线。从此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达·伽马、哥伦布分别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了印度洋、大西洋航线，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此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对待中国，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基本上还算克制，没有太严重的挑衅行为。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关系成为一个缩影。他们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介绍自己的文化。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重要著作《几何原本》，利玛窦等传教士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经典。伽利略设计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后约二十年，徐光启便建议在中国制造天文望远镜。差不多同时，开普勒的天文学著作在欧洲刚出版便寄了一本到中国，通过传教士转交给徐光启，希望听到这位中国学者、中国科学家的评价。这一时间离葡萄牙人最初来到中国海岸线，已经过去了约一百年。
18世纪初，鉴于欧洲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以及中国一贯奉行的政教分离传统，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前文说过，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尤其在经济实力上远胜于欧洲，因此，康熙皇帝本着维护文化传统的精神，拒绝梵蒂冈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无礼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梵蒂冈对此也无可奈何。而即便如此，康熙依然允许耶稣会传教士留在清朝宫廷任职，传播与宗教无关的西方科技与文化。康熙的这一决定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当时能够留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是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耶稣会士。由于康熙对他们并没有恶意，他们得以在清朝宫廷里自由地传播西方文化，耶稣会士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唯一合法的西方宗教团体。另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细节是，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由于这层关系，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接受中国文化最集中的国家，从而形成以法国为中心、刮遍欧洲的“中国热”，对伏尔泰、魁奈等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长达百年的“中国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乃至对西方的崛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对此不展开深入讨论，只从一个侧面以窥全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人自己开始讨论西方崛起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欧洲中心论，这一派观点认为，西方的崛起完全是由于内生的动力，是西方文明长期自身积累的结果，因此，西方的崛起源自它们自身的文化优越、制度优越等。另一派观点认为，西方近代崛起不是内生的原因，而是外来因素促成的，这些外来因素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伴随西方在全世界的攻城略地，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近年来，反对这一流行观点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英国学者杰克·古迪甚至将西方的崛起称为“偷窃历史”，他说：“事实上，正是东方帮助复兴了西方，不仅在商业上，艺术和科学上也是如此。”
本书前文提到的几位西方学者，大致是当今世界后一种观点的主要学术代表。其中，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明确地说道：“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欧洲是如何找到钱，搭上亚洲的列车的呢？
首先是暴力。欧洲崛起的过程可谓恶贯满盈、杀人累累。达·伽马到达印度洋，根本不是为公平做生意，而是海盗抢劫。他曾经捕获一艘阿拉伯商船，烧死了船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几百名乘客，目的只是炫耀武力，打击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反抗。此后，达·伽马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在印度实行武力征服和掠夺财富，印度当地人称他为“武力之上的调停者”。约翰·霍布森认为，所谓航海大发现，其实就是中世纪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的延续。梵蒂冈教皇颁布给葡萄牙国王的敕令写道：“教皇授权葡萄牙国王攻击、征服和镇压……掳其财产，占其领土，将其子民永世贬为奴隶。”
“教皇子午线”是梵蒂冈给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全球划分的势力范围，开了西方国家瓜分世界的先河。现在的巴西当时属于葡萄牙。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葡萄牙人除了开欧洲人贩卖非洲奴隶的先河外，还在巴西成立了很多武装的“奴隶捕猎队”，少则十人，多则千人，目的是深入美洲腹地，捕捉印第安人卖为奴隶。这样的“捕猎队”在巴西存在了两百多年，共捕猎印第安人300多万，这还不包括被他们杀害的那些反抗的印第安人。当然，在欧洲人后来的历史记载中，“奴隶捕猎队”的名字已很少能见到，大都改为“探险队”。西方人的历史记载说，这些“探险队”在巴西、在南美洲腹地发现了包括黄金、钻石在内的很多矿藏，以及很多自然资源，而不提他们捕猎奴隶的真实历史。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后，其种族灭绝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哥伦布最早到达的美洲地点是今天的加勒比海地区，哥伦布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在今天的海地。当时海地所在的岛上大约居住着100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五十年后，岛上的印第安人只剩下约500人。其中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奴役致死，还有一部分逃离了该岛。例如，反抗西班牙殖民者最激烈的一个印第安酋长名叫阿图依，面对西班牙人的先进武器，阿图依因损失惨重，带领部分幸存者逃离海地，来到今天的古巴。西班牙人追杀到古巴，阿图依被俘。处死阿图依时，西班牙神父劝阿图依皈依上帝，说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阿图依临刑前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有西班牙人的天堂，我不去！”西班牙殖民者打着宗教的旗号在美洲多次实施大规模的屠杀和抢劫。那时的印第安人还没有铁器，因此，说西班牙人对“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对于美洲土著印第安人，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写道：“16世纪欧洲人入侵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应在5000万至1亿之间。因此，尽管印第安人在1492年占世界总人口的13%，但到1600年时，已经锐减至1%多一点。”
由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地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黑奴贸易还来不及填补劳动力空缺，一段时期内，海地成为人烟稀少的空岛。前几年，美国好莱坞拍摄了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这个电影的历史背景就是西班牙人杀光了岛上的印第安人后，这个“无人岛”成为欧洲海盗的天堂。海盗队伍中有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等。由于梵蒂冈制定“教皇子午线”把东半球划分给葡萄牙（后又包含巴西），西半球划分给西班牙，意图让地球被两个最早的航海帝国瓜分，因此，后来崛起的荷兰、法国、英国等便以海盗方式对待葡西两国。例如在中国的澳门，葡萄牙人曾数次打退荷兰人的进攻，致使荷兰人只能暂时占据台湾。在加勒比海以及大西洋航线上，荷法英则以西班牙船只为劫掠对象。最终海地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海地岛的其余部分依然是西班牙殖民地，今天叫作多米尼加。当初在加勒比海地区猖獗的那些海盗，后来成为英法等后崛起国家的皇家海军。美国学者彭慕兰写道：
1550年至1630年间，英格兰走出了非常关键的几步……创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总共投资约1300万英镑……其中最大一笔投资（超过1/3），是投入到海上劫掠事业，这一事业受到政府的特许和规范。……有位史学家估算，从1585年至1603年，投资英国海盗的收益，平均为装备海盗船成本的60%。
中国学者汪熙指出：“抢劫的赃物是按一定的比例由伊丽莎白女王与海盗们共同瓜分的。据估计，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通过海盗的劫掠而获得的赃物达1200万英镑。到17世纪末年，全年英国国民收入也不过才4300万英镑。”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在1688年至1815年这一重要时期，英国至少有52%的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英国“1715年至1815年之间的国防费用几乎是1850年至1913年期间的300%，甚至超过了1914年至1980年期间的费用总额（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整个工业化重要阶段的实际军事负担，远远超过了其他主要欧洲国家在各自工业化阶段的负担。总之，是英国，而非专制的俄国或独裁的德国，最符合‘军事工业化’”。也就是说，对欧洲崛起起到决定作用的，并非涂脂抹粉者所说的制度或文化，滥用暴力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霍布森指出，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平均关税税率长期为40%，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他继而认为英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保护主义、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结合。我认为，英国的保护主义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就在于它的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