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语言交往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关键是建立理想的语言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行动者交相采取发言者、受言者和在场者的交往角色，以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参与视野，以及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野来观察，从而可以相互理解，实现成功的对话。当人们普遍地学会适用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语言来表现外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时，人类精神交往的潜能得以发挥，交往合理化便自然得到了实现，这就是有效对话的价值体现。在沟通和交往中，媒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交往理性行为与工具理性不同，它与意义理论相适，诉诸言语模式（model of speech），强调的是理解的语言媒介"。由于影像的形象直观以及语言对白的口语化，民间的影像生产及观影活动可以说这种营造理想言语花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比如在在中国有2057万聋人，占世界聋人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却极少有人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生活，这时影像的介入就可望起到沟通的作用。苏青的《白塔》就记载了位于郑州市中心的革命纪念塔下，景明、小宁、王瑞等一群聋人的情感生活。片中没有任何的解说，所有对话无论口语手语平等对待，平等处理。这部历时两年完成的片子制作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更多去了解这一人群，改变过去对"哑巴"的一些看法。并让观众知道，"其实，哪怕是最平常的一个微笑，都会极大地改善聋健之间紧张的关系"。
在台湾，"全景传播基金会"在这方面可以说将大众影像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淋漓尽致的发挥。"全景"的视阈似乎特别钟情于特殊人群包括残障人群。吴乙峰说"这些人在社会是边缘的、声音不被听到，当我们在台湾看到自己土地有这么多声音时，就要把纪录片作为武器，交给人民"。1997年6月，聋人协会在"台北市政府残障就业基金"的经费支持下，"全景"为聋哑人朋友开办影像训练课程，参与课程的18位聋哑人中有公务员、画店老板、学生、国会助理、家庭主妇……在他们拍摄的作品中，有兄嫂间的聋听婚姻缘、一位开面店的聋人的生活纪录、也有探讨聋小孩的教育问题、纪录聋人父母教育听觉正常小孩的心路历程。对以往只能用手语和笔谈沟通的聋人来说，影像又为他们开发了另一条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道路。而最重要的是，聋人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纪录聋人的生活，表达聋人的想法，抒发聋人独特的心灵世界。《聋听婚姻缘》（片长/18分钟）作者陈美麟说，片子的拍摄就是考虑"用影像把聋人的想法更细致地表达。希望透过影像把我们心里真正的声音放出来，让听人社会知道"。在训练课程之后，这群聋人朋友组成了"聋人影像工作队"，自己拟计划写脚本，准备拍摄一系列辅导聋人就业的片子，希望能帮助聋友克服谋职就业上的困难。人间的美好情感、社会的不公不义、精彩动人的生命经验，这些都可以透过影像的流动，传送到许多角落，抚慰孤寂的心灵，升华人性的美好，呈显社会的真相。六部纪录短片由聋人创作的作品拍竣之后举行了公开放映，"现场许多听人含着泪光，看着这些倾诉聋人内心世界的片子；聋人朋友也飞舞着手语，热切地讨论着他们的感受，这真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刻，影像打破聋人与听人之间的鸿沟，搭起一座互通彼此心灵的桥梁！一张张现场观众的留言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这样的力量"。以致观影现场有记者这样留言——"感谢你们！如果不是有这次活动，我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聋人的"声音"，无声的世界深深感动了我！"
除了培训人才拍摄制作，"全景传播基金会"还在社区推广"纪录片同乐会"行动，即进行民众自拍节目的放映，通过民间影像的欣赏，带给居民不同的社区生活经验，编织连接社区居民的纽带，帮助社区凝聚共识，推动社区工作。例如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的园中园社区，是二栋20楼并列的高级公寓，居民大都是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或是公务员。匆忙快速的都市生活节奏，以及层层钢筋水泥的阻隔，使得住在这里已经十几年的一百八十几户人家，长久以来总是擦身而过，形同陌路。就读台北医学院六年级的宋睿祥住户与"全景"沟通后，开放家里的客厅，邀请左右邻居来看"全景"纪录白化症者的影片《月亮的小孩》，同时邀请影片作者吴乙峰到场与大家座谈。在看片中，大家进入白化症朋友结婚、就业、生子以及从小因外貌不同而遭受异样眼光与误解的内心世界。在放映后的热烈讨论中住户们开始有了第一步接触，并决定开放各自家中的客厅，每次由不同的住户轮流主办作东，通过纪录片欣赏聚会来凝聚居民的感情。居民高兴地说，以前大家都不认识，在路上或电梯遇到，总是擦身而过，有时候想跟别人打招呼，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经过这几次活动后，大家在路上碰到了，开始会停下脚步，聊聊活动当天的状况，有了共同的话题，大家就开始有更深地交往和认识，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从早期的《月亮的小孩》、《人间灯火》、《生活映像》、《老人系列》到《拜访社区》，"全景"通过作品放映创造这种与民众对谈的机会，每一部片子都竭尽所能地带进学校、社区、社团、公司行号……，他们聚集在一起欣赏关于少数族群、社区经验以及原住民议题的纪录片。这样的纪录片同乐会，让他们虽然身处异地，却可以体会来自台北、大溪各地的社区经验、苗栗泰雅族原住民的部落文化、聋人朋友的内心世界……促进了彼此的沟通和交往。这样作者与观众的相互分享、学习、成长、再创作，正在成为一股积极累积台湾文化的重要力量。
在大众传播中，格博纳的培植性理论向来强调电视在执行文化一致化作用中的意义，实际上非群体化的影像生产和小众传播同样具有这种培植性，通过塑造一种理想的言语环境，培植新的社会关系，生成一种新型社区生活，这时，影像的社会沟通和交流的功能往往能得以充分彰显。
4.媒介现实：社会认知与身份构建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效果"》的文章中指出，现代传播具有一种首要的文化功能，这就是选择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大众是通过传播所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历过的现实生活，来确认他们自身存在方式的。对于乔治·郝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来说，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之一就在于，"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但是在大众传媒的实际运作中，这种"态度和经验"所代表的或者是主导意识形态，或者是商业主义，消费主义，而平民大众的"态度和经验"却湮没无闻，"他人"成了一个虚置的主体，最终被官方、市场的声音所淹没和取代。
事实上在一个良性社会的建构中，市场和政府并非万能，有些公共产品它们也无法尽善尽美地提供。例如，一些共同信仰某种文化的特殊群体.当他们的文化需求无法为全体民众所接受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无法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的，他们将诉诸哪种"域"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呢？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只有"第三域"才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包括医院、大学、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会服务机构、职业介绍和培训中心、博物馆、艺术馆、动物园、行业协会等正在填补这个公共空间。在"第三域"中，人们结成各种利益群体或祉团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现政府和市场无法提供的利益需求。同时，还可以解决政府无法解决的"局部利益冲突"。广泛存在的各种各样社会组织体现了自由和多元化的价值，满足了人们的特殊需求。
中国大陆，大众影像教育也正在悄悄启动。2000年9月，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云南大学开始了"社区影视教育"的行动项目。从事这场教育的郭净研究员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一些地区，学校教育就脱离了本地的自然、文化环境，学校教育对当地人的发展，当地人在当地生存能力的一种培训，都十分缺乏。我们在一些社区中发现，本土的人接受了外来的文化，在种种暴力之下，反而丧失了对本土文化的认识，这是比较严重的"。郭认为在学校教育中，村子里面的学生他们学的都是飞机、汽车……，他不教你那些你生活里面的常识，本地用的东西他不教，强加给你一些你用不着的东西。他们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三个村子（汤堆、茨中、明永）请村民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做成VCD，再送回村里，由当地人自己开展关于本土文化的教育。让当地人真正认识和了解本地文化、认识到乡土知识对当地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社区影视教育项目"第一项已于2002年10月完成，制作的四个纪录片有：
汤堆村：《黑陶人家》，孙诺七林、安珠拍摄，和渊、郭净后期编辑。
茨中村：《茨中圣诞夜》，扎西绕登（刘文增）、熙绕桑波拍摄，熙绕桑波后期编辑。《茨中红酒》，吴公顶、红星拍摄，熙绕桑波后期编辑。
明永村：《冰川》，扎西尼玛拍摄，扎西尼玛、农布、郭净后期编辑。
项目影视报告：《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郭净拍摄及后期编辑。
但是"全国性文化工业生产强调相似性的文化"。在已经被重新封建化了的大众传媒领域，在表述主流意志乃至屈服于商业主义之下的公共场域，很少有边缘族群、个体独立的言说空间。当有人感叹"在中国，关于我们社会的最基层的现实通过其它的管道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途径太少了"的时候，这种小众化的影像生产便深入到民众生活中，成为他们彼此了解，相互沟通，观察世界，张扬自我，促进和谐的一种社会工具。这种草根的力量呈现出民间影像的强大生命力。我们也可以真正认识到，"电影除了是一种商品和一门发展中的工艺以外，也是一种社会力量"。
著名电影高等学府纽约电影学院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就是移动影像，每个个人、每个群体以及每个国家都通过电影这个媒体向世界表示他们对人类的最深理解"。这种以影像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的交往方式，在人逐渐变成"单向度"、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人的交往行为日趋不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小众群体塑造自我文化身份，构建社区文化的一种文化方式。斯图亚特·霍尔说，"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影像生产和影像组织作为民主生活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作为地域文化的守望者和宣传者，作为在社区、族群"内部"逐渐成长的文化生产机构，可以通过大众参与，促进社区人与人之间、亚文化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理解和互助，从而建构其独立的文化身份，提升自我社会地位，实现其自我肯定与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