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处理群体事件需要手腕和智慧
英国是一个我最不想去，又最不舍的地方，我的一生中除了在费城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和他们现在依旧保持着联系。当我年轻的时候走在英国的大街上时会怀念费城，但是如今我已经老了，不能再坐船远行，我时常想起在英国度过的日子。
1762年，经过了两个月的航行，我终于回到费城，当我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英雄。虽然我这次返回费城的行程没有向别人透露，但是人们还是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此事，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中早就挤满了前来看望的朋友，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费城后，我很快便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伦敦的两年，美洲的邮政事务已经有些荒废，另外当时的加拿大也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急需建立与加拿大的联系。这一切都让我抽不开身，忙于政务当中，但我还是抽时间去了趟新泽西州，看望被任命为州长的威廉。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儿子的管理下，当地的形势一片大好，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些甚至是他曾经的政敌，这令我替他感到高兴。
1763年，法印战争宣告结束，最终英国人获得了胜利，本来这件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北美殖民地的人也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北美大陆上又爆发了新的流血冲突。起因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经过法印战争后，看清楚了殖民者的本质，知道战争结束后，会有更多的殖民者来到美洲，侵占他们的土地，甚至是剥夺他们的权利。
因此，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烈，就连和英国人很友好的“六族”印第安人都骚动起来。同年夏季，隐藏在暗处的涌动终于爆发，西部的印第安人向英国人发起突然袭击，因为当地没有足够的武装保护，所以很快就彻底沦陷，而那些守军也遭到屠杀。其后，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了攻击，边境地区几乎沦陷，幸免于难的村落开始组织武装，保卫自己的安全。
一些生活在帕克斯顿的爱尔兰移民，组织起一个反抗印第安人的组织，他们自称为“帕克斯顿之子”，不过这群爱尔兰移民实际上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暴徒，这个组织成立之后，他们没有朝那些侵扰自己的印第安武装开枪，反而把目标对准早已经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普通百姓身上。起初的时候，他们只是驱赶这些人，或者是抢砸他们的商店，但12月的一天，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的成员冲进了一个印第安人聚集的村庄，残忍地杀害了所有的人。
这件事在宾夕法尼亚州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虽然州长立刻下达了拘捕令，但是当时州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偏袒帕克斯顿之子，他们认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为并无不妥，印第安人就应该被全部消灭。尽管还有少部分议员坚决反对“帕克斯顿之子”的暴行，但是在大多数宾州议会议员的纵容之下，“帕克斯顿之子”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宣称要杀死所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人。
我得知这件事后，十分生气。我写了一个宣传册，对这些人的暴行予以强烈的批评。上面写道：有些人想要为自己的杀人罪名开脱，声称自己的亲人死于印第安人的手中。当然，这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些人应该冲到前线，去向那些杀害他们亲人的印第安人报仇，而不是转身来到自己朋友家，去屠杀这些和平的人。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被制止，那么我的家人被一个红头发的人杀死，我是否可以屠杀所有的红头发的人复仇？
宣传册一经出版，立刻让人们冷静许多，更多人开始反对这些暴徒的行径。费城的大多数居民决心保护当地的印第安人，随后我组织了一个团体，以保证当地印第安人的安全。这时，我接到消息，有一帮“帕克斯顿之子”正往费城赶来，手里还拿着武器。
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我的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我求教。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吵吵嚷嚷地来到距费城不远处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我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3个人出城来见他们。
经过我的劝阻，他们最后离开了。尽管这一事件被平息了，但引起的轰动可不小。这件事暴露了州长的无能，人们对政府愈加地不信任了。
内部的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印第安人的攻击没有停止，于是议会提出了一份拨款议案，用于扩大国民自卫队的规模。可是以州长为代表的州政府却反对这个议案，他们担心随着国民自卫队规模的扩大，他们最终将无法管理殖民地。之后，这个议案被反复修改、否决，最终也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州议会的议员们被彻底激怒了，于是他们再一次递交了议案，并且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要求州长必须同意这个议案，其措辞强烈甚至有些挑衅意味。可惜的是，州长根本不买账，直接将议案撕毁。同一天，愤怒的州议员决定，上书给英国国王，要求把宾夕法尼亚州交给国王管理，脱离这些业主们挑选出来的州长的控制。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更倾向于中立态度，就在州议会决定上书给英国国王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我认为，所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业主和人民之间争议，起因并不是人们宣称的宾州的业主“思想邪恶、自私自利”，而是因为宪法和政府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为民众服务。
这本小册子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殖民地的人民对殖民地政府早就心怀不满，特别是乔治三世登基后加大了对殖民地的剥削，这就令殖民地人民更想脱离英国的控制，建立一个自主的政府。
1764年5月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开会，表决是否向英王请命，要求英王直接统治本地。这时，州议会的会长宣布辞职，而我当选为了新一任的会长，并主持了这次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投票决定向英王请命，议会推选我作为代表，和另外一位代表共同前往伦敦请愿。
离别的日子又要到来，但这次和之前不一样，我隐约知道这次没有那么简单，可能要去很长时间。我希望妻子能陪我一同前往，但妻子并不愿意远渡重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于是，我便独自一人离开家，就和当年离家出走去伦敦一样。我和妻子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10年，更不知道这一去就成了永别。
11月17号，300名朋友骑马护送我登船，这次航行很顺利，12月9****就到达了伦敦。我的朋友们得到我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他们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为了迎接我，那一夜伦敦的钟声一直敲响到了深夜。
6.为美洲民众，我请命
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以大局为重，在我看来集体的利益远胜于个人。如果说我之前前往伦敦是为了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利益，那么这次前往伦敦等待我的将是为全北美人民谋取福利的重任。
我抵达伦敦后，先向政府提交了议会的决议书，希望英王能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州。但我等待了很久，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负责相关事务的枢密院甚至不愿意听我的陈述。几经波折，我才在将近两年后把请愿书递给了当时的大臣。
等待答复的期间，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另一项工作。1765年3月22日，英国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决定于11月11日起在北美英属殖民地征收印花税。但格尔维兰（当时的国会大臣）耍了一个小聪明，通过法案后他召集了所有殖民地的代表，让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选取一个有威望的人，负责征收印花税。这样一来，印花税就能更顺利地征收，而格尔维兰也不用操心美洲的事情了。
多年以来，殖民地人民一直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虽然在美洲的生活很苦，但他们也接受了这种生活状态。可是，英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削美洲人，不但禁止殖民地的贸易，抑制当地的制造业发展，还对他们征收重税，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统治者对他们的死活却漠不关心，完全将他们当奴隶一样对待。如今，印花税法案的颁布，无疑对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是雪上加霜，殖民地人民已经不能容忍了。
这起因印花税引起的反抗，令殖民地人民比奥尔巴会议时还要团结，当征收印花税的负责人的姓名被公布出来时，所有的负责人都受到了生命威胁。等到11月印花税实施的时候，在美洲根本就没有执行这项政策的人，人们依旧按照从前的方式生活。而且，殖民地人民还恢复了贸易往来，并且大力抵制英货，这就令英国的制造商、商贩、船主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他们也加入到了反抗的行列中。
在费城，我的一些仇人开始对我大肆诽谤，宣称印花税的实施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他们还声称要烧毁我的工厂和房屋，并且驱赶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来信说，威廉闻讯后，急忙从新泽西州赶回来，希望她能前往新泽西州避难，但妻子并不愿离去，她让自己的弟弟和她的一个侄子陪她，还让他们带来了许多枪，保护我们的家和工厂的安全。我的妻子知道，她的丈夫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且她相信有麻烦的时候，朋友要比敌人多。
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费城有许多我的朋友会帮助我的家人。但是，在印花税上，我感到了矛盾，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殖民地人民这边，但我又不希望殖民地和英国政府决裂，在我看来，妥协远比对抗更有利。可当时的状况下，我必须选择一方，最终我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以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为重，要求英国政府废除印花税法案。
虽然说我有了自己的立场，但在英国我人微言轻，根本无法左右英国政府的决定。为了施行我的目标，我先和英国的底层政治家交谈，向他们阐述美洲殖民地的状况。另外，我还和英国的资产阶级联系，尽管他们的能力有限，但我还是鼓励他们向英政府施压。
12月，因为殖民地的强烈反抗情绪，英国召开了国会会议，对是否废除印花税法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期间，我匿名向英国报刊投稿，批评印花税法案的实施，并且将国会的辩论情况报告给公众，这一切都给国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最终，迫于这种压力，国会召开了听证会，给了我一次发言的机会。
1766年2月13日，我站在听证会的演讲台上，我的面前有敌人也有朋友。敌人希望通过提问找到我的漏洞，加以反驳，朋友们希望通过提问题，让我更好地阐述自己的想法。面对这一切，我早已准备好随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这一切早在我的心中。
开始的时候，一名同美洲殖民地做买卖的商人，也是议员之一的人问道：“美洲人在自己中间缴纳什么数额较大的税吗？”我回答道：“当然，有很多、很重的税。”议员接着问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交纳那些税呢？”我答道：“是的，特别是边疆地区，如今整个美洲大陆经常遭受敌人的蹂躏，人民陷于贫困，只能交得起很少的税了。”
这时，另外一名议员问道：“你不知道印花税征收的钱款完全是用于美洲吗？”我回答：“我只知道这些税款是由美洲事务法案进行分配的，它将被用于征服殖民地，那里的英国士兵的薪酬就是出自税款中的，但这些士兵不是殖民地的。”
这时，这名议员将话题转向正义。他问：“你认为美洲受英国的保护而不支付一部分开支是对的吗？”我回答：“情况并非那样，上一场战争期间，殖民地为25000名士兵提供了衣食和薪酬，支付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但我们得到的回报却是更多人无家可归。虽然政府退回了部分款项，但那只是我们支付总额中极小的一部分。举例说，宾夕法尼亚州支付了大约50万英镑，而得到的退款不超过6万英镑。”
之后，有人问道，如果印花税被废除了，美洲人难道不会认为自己可以用暴力迫使国会废除每一种税收吗？我回答道：“这关系到距离如此遥远的人民想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猜想他们会认为那项法案之所以被废除是由于确信它是失策的；而且他们将信赖这一点，即虽然有过这一失策的法案，但你们决不会再制订出一个。”
英国副财政大臣问到关于宪制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么殖民地议会怎么会认为自己有权为王室或其他不属于地方性的用途征税？”
我回答说：“他们理解那句话——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向臣民征税——指的是王国内的臣民。而殖民地似乎没有被国王认同过，他们有自己的议会，那才是他们的国会。国王权利陈情书明确说到，臣民需要在国会中得到共同的认可，而美洲人民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构成那共同认可的一部分。”
听证会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印花税法案被宣告废除。这场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地政府的斗争，最后以殖民地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不得不说，英国的资产阶级出了不少力，特别是他们起到的宣传作用。胜利的消息传到美洲后，人们把我当作英雄一样看待，尽管我觉得我并未起到决定的作用，那些曾诽谤我的人也销声匿迹了。
这场战斗的胜利让我喜悦良久，但我没有想到过，虽然美洲人民正在为自己的胜利而高兴，但英国政府也在积极为剥削殖民地而努力。很快，一场更艰苦的斗争将要来临，它最终将引燃北美独立战争的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