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先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关村南区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拄着拐杖，左腿迈出去总是一弯一弯的。后来听人讲，华老早年生过重病，后遗症是腿瘸了。他当年腿上的毛病还要重，走一步腿需要画一个圈子，自称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治得好一点。
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地让出条路来。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着说话，笑眯眯的。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又滑下来……
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
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
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80年代访问美国时疾逝。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员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和痛苦——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吗？
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员不甘人后的尊严。
犹忆80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
那时，泪忽然涌了上来。
跑题了，让我们回来看看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
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
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
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请大家一起吃馆子。
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
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可以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吗？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账都算不清还混吗？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大家……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时就有人为这事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就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象力之丰富。
涉及矛盾的不适合写，邓稼先的事情就不好写了。他的老部下回忆，说邓是和他们一起工作中，邓突然“失踪”了，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突然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70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老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写的，这件事还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老私交很好，所以在邓老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老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也是绝顶聪明的人，看出来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再问，大约因为不涉什么保密问题，邓老终于开了口。
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给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看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大家也吃惊的时候，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得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的，你不怕它们打架吗？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能解释清楚，我就做你的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那一天，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今天，大概是不要紧了。
生死耀邦
胡耀邦当然不是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但是他在科学院很有威信。与他同样有威信的，还有一位张劲夫。
有位在院部工作的老人回忆张劲夫，说他的特点是鼓动性强，为人正直。他曾经坐张劲夫的车在路上汇报工作。中途张忽然让停车。原来他看到路边有个病人，大家围着看正在想办法。张当即让司机开车送病人去医院，自己站在路边继续谈工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听到有些长辈谈张劲夫当年在科学院的种种，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不禁插话——你们干吗不向中央建议把张劲夫调回来呢？
长辈之一莞尔——把张劲夫调回来？你怎么不说把胡耀邦调回来呢？
哦，我忘了级别的问题了。
胡耀邦从1975年开始担任科学院副秘书长，是因为“五子登科”受到大家的热爱。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认为五子登科是指“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老先生告诉我错了一个——那个妻子问题，解决科学院五百骨干妻子进京指标，是1978年的事情。我漏掉的，是“炉子问题”，为大家解决炉子用煤和开始使用液化气罐。
这位老先生，曾经参加过胡耀邦去世后的治丧委员会，当时，他听到胡的家属有这样的要求——胡耀邦要把自己葬在江西德安共青城，“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胡耀邦要求葬在那里，是因为他长期从事团的工作，而德安是共青团诞生的地方。
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点考证，发现共青团是1920年在上海诞生的，所以老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德安不是共青团的诞生地，而是红军少共国际师的诞生地。胡耀邦长期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由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转任），可能这才是他选择德安作为埋骨之地的原因。
当时就胡耀邦的具体葬址还有一个斟酌的过程。
最初，是准备葬在当地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中。家属不同意，他们根据胡耀邦一贯的习惯，说这个不是好地方。因为德安是个不大的城市，公园也不大，如果放一个墓，要占去好大一块地方。公园是老百姓休息玩乐的地方，放一个墓占好大地方，大家什么心情？
第二个建议是放在林场，这个家属接受了，但是又不主张砍树。胡耀邦生前很重视种树，为他修墓把树砍了，他会不高兴的。
结果家属去勘察，不占林地农地，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做墓址。
按照风水说法，孤山于子孙不宜，但胡家人对此好像不怎么在意。于是将小山包顶部平整，改为墓地。这时候胡家提了一个唯一的“额外要求”——请求在胡耀邦墓的旁边修一个亭子。理由是如果有人来看，当地气候很热，希望有个让人休息乘凉的地方。
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先生出差去江西，顺便去祭扫一下胡耀邦的墓地。
这一去感慨甚多。
胡耀邦的墓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墓在这里，当地人在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过去便郁郁葱葱，将墓地所在的小山和身后的山岭连成了一体，俨然一个风景区。在墓地上看小丘是孤立的，但略远一点看来，前面是浩荡的鄱阳湖，后面青葱的山岭环抱，墓地正在山水之间的交融之点，气派端的非凡。孤山的“孤”根本就看不出来了。幸好胡耀邦是无神论者，否则大家不免猜测这难道是传说中对风水的改革？
老先生祭扫了胡墓后，感到墓地颇有些奇怪，转了一圈以后，终于根据他的职业习惯找到了感觉——这个墓从空中看，分明是个问号的形状嘛。
胡耀邦的墓做成问号形状，是什么意思呢？他要问什么？
吃饭的时候，当地的同事见他若有所思，忍不住询问一番，老先生就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那位同事大笑，说果然是从北京来的，见识不凡，不过啊，你还是没看懂啊。
你再看看，这问号有毛病没有？
老先生再看，道：是有毛病，没有下面那个点啊。
对了，那位当地同事告诉他，这墓地的确像个没有尾巴的问号，其中自有一份含义。
这是因为有些干部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种种问题，那么，胡耀邦生前有没有这类腐化问题呢？
人家说，答案就在他的墓地里。他的墓设计成这个形状，就是告诉大家这句话——盖棺定论，我这里“问题一点没有”。
我不是要问什么，我是要告诉你我的风骨。
这份清廉，或许就是胡耀邦一生最值得宽慰与荣耀的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