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玄武”谋变功勋卓著
唐朝完成全国的统一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最主要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李建成对齐王李元吉说：“秦王府内的智谋人士中，只有房玄龄、杜如晦最可怕。”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谗毁二人，遂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府中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武德九年（626），突厥南下犯边。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李建成认为这是削弱李世民军事力量的好机会，便奏请唐高祖，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率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强将尉迟敬德等同行。这个目的很明显，他们想抽空李世民的精兵猛将，让李世民无还手之力。李建成甚至早已计划好，在为李元吉饯行时就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立即与长孙无忌商议，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密商计策，并与高士廉、尉迟敬德等人商量对策。经过精心密划，李世民最终于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兵变”，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九人，在玄武门伏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自己夺取皇位铲除了障碍。随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将军政大权全交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则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料理政务。不久，又调杜如晦任吏部尚书。
四、功高位重青史留名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高祖李渊让位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论功行赏，群臣中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居功第一。杜如晦被晋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628），杜如晦被晋升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检校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相当于宰相。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授杜如晦为右仆射。太宗在诏书中说：“杜如晦见识过人，神采奕奕，德高望重，声播远近。”从此以后，杜如晦和房玄龄同为唐朝宰相，两人配合默契，同心协力，开始了唐朝政治制度的建立工作。
杜如晦身为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任用官职的权力。在为宰相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引贤荐才，罢除贪官污吏；纳士用人，注重实效。杜如晦用官员史吏，主张先由州郡举荐，再由他考核录用。在当时，选官纳士只注重言辞口笔，不注重品质德行。杜如晦上任后，把品质德行作为选官任吏的一个必需条件。在杜如晦临终时，强力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吏部尚书。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拔士论》，说一人不能身兼数职，矛头直指房玄龄和杜如晦。唐太宗说：“玄龄、如晦二臣的才能是可以治理天下，陈师合难道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吗？”遂贬陈师合于岭南。
杜如晦善于治国理政。隋末农民大起义后，纲纪紊乱，百废待兴。杜如晦和同朝宰相房玄龄拨乱反正，唐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都是二人所定。两人的通力合作和努力，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走上了正轨，从而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杜如晦为宰相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通力配合，互相学习。唐太宗每次同房玄龄商议大事，房玄龄必说：“非如晦不能决断。”待唐太宗把杜如晦召来，杜如晦必说：“最终须用玄龄的策略。”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两人齐心辅政，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共掌朝政。所以，后世论说唐代名相，必推“房、杜”。
在杜如晦做宰相时，他非常敬重敢于进谏之臣。他说：“天下有直言敢谏的人臣，即使国君无道也不至于失天下。”将诤臣看做是挽国家于危难的栋梁。他十分鄙视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说他身居要职，处得言之地，却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闭口不说，无一句谏言，只会使国家走向灭亡，用这样的人是国之不幸。作为宰相，杜如晦严格要求自己，对人却宽容大度，并能正确地发现别人的长处，使之充分发挥出来。然而，身为一代名相，史书记述他的功绩并不多，对此《资治通鉴》分析道：“太宗平定天下，而房、杜二人从不表明自己为此立下的功劳。王珪、魏徵敢于直言，而房玄龄、杜如晦善于让贤。英国公李和卫国公李靖善用兵，而房玄龄、杜如晦则善于把功劳归于皇上。”
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辞去宰相职务。随后病情加重，唐太宗多次遣使探望，并找名医诊治。次年二月，病危，唐太宗命太子前去探询。接着，唐太宗亲临杜如晦家中，抚之流涕。不久，杜如晦病逝，时年四十六岁。唐太宗闻知恸哭不已，废朝三日，并赐谥曰“成”。杜如晦的英年早逝，无疑是唐王朝的一大损失。一天，唐太宗吃瓜，其瓜味美，忽然又想起杜如晦，遂遣使把瓜放于杜如晦灵前以示哀悼，并对房玄龄说：“今日惟独见公。”说罢潸然泪下。可见其对杜如晦的感情之深。
侍中王珪
王珪（571～639），太宗朝宰相。字叔玠，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祖父王僧辩，为南梁太尉、尚书令；父王，在北齐时任乐陵郡太守。王珪历任黄门侍郎、侍中、礼部侍郎等职。王珪忠直，经常向太宗直言进谏；他乐于济助穷困的亲族，自己生活却很节俭。王珪是唐初与房玄龄、魏徵等齐名的宰相，对于“贞观之治”有一定作用。
一、太宗信任王珪直谏
王珪幼年时父亲去世，家中生活贫困，这使他养成了沉稳淡定的性格，他安于贫贱，为人随遇而安，但志向远大，与人交往严肃正派。隋开皇十三年（593），王珪应召到秘书内省，负责校定书籍，任太常治礼郎。他的叔叔王颇通晓儒学，见识高远，特别看重王珪，认为他将会大有成就。王颇受汉王杨谅造反牵连，被朝廷处死，王珪也应处死，他被迫逃往深山躲藏十多年。
唐高祖入关称帝，丞相府司录李纲向朝廷举荐王珪，王珪得以任世子府咨议参军。李建成立为皇太子，王珪任职中书舍人，升为太子中允，很受太子礼遇。太子与秦王李世民有矛盾，高祖责怪王珪不能起到辅佐太子化解矛盾的作用，把王珪流放到越嶲（今四川越西）。太子死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武德九年（626），太宗李世民登基，把王珪从流放地召回，任谏议大夫。太宗曾经说：“国君清正，但治下的大臣奸邪，天下固然不能太平，大臣贤良，国君奸邪，同样也不能天下太平。只有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四海安泰。朕虽然算不上清明，但幸亏有你们大家的不断谏正，也算是达到了太平了。”王珪说：“古时候，天子有谏诤之臣，因为谏言不被采用，相继而死，如今陛下圣德广布，广泛征求民间意见，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希望对陛下稍有帮助。”太宗同意，于是诏令谏官随同中书门下及三品官一起入宫。王珪一心一意进谏善言，经常提出好的建议，太宗很信任他，封永宁县 爵，任黄门侍郎，升为侍中。
太宗对王珪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翻身。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王珪谨记心中，并身体力行。
一天，王珪晋见太宗，有一个美人站立在太宗身边。这个美人原来是因谋反被杀的庐江王李瑗的妃子。太宗指着美人告诉王珪：“庐江王蛮横无道，杀了她的丈夫，把她收为小妾，这样昏暴的王公，哪能不灭亡？”王珪离开席位，严肃地问太宗：“陛下认为庐江王是对呢，还是不对？”太宗惊讶地问：“庐江王杀了人把被杀者的妻子夺为自己的妾，你还问他是对还是不对，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你是什么意思？”王珪说：“我听说，齐桓公到郭国（即虢国，都城为河南陕县）时，问当地父老郭为什么灭亡，父老说，那是因为郭国国君亲近善人，厌弃恶人。齐桓公不理解地问：‘如你所说，那么郭君是贤明君主啊，怎么会灭亡？’父老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郭君亲近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厌弃恶人却不能罢黜他们，所以郭国不能不亡。’现在陛下知道庐江王无道，所以灭亡，但他的侍妾还在，我不知道陛下如何看待这件事，是对还是错。”太宗虽然后来没有疏远这个美人，但很欣赏王珪的这番议论。
太宗问王珪：“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珪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太宗命太常少卿祖孝孙给宫中的乐师指导乐律，但是长期以来，乐师们一直没有长进，因此祖孝孙多次被批评，王珪与宰相温彦博一起劝谏太宗说：“孝孙精通音律，教授不是不用心，只是恐怕陛下所问不得其人，祖孝孙是品行高尚的雅士，陛下却让他教授那些女乐师，还责骂他，陛下是不是太轻视士人了？”太宗大怒：“你们都是我的心腹，应当尽忠献直，为何欺罔主上，替别人说话 ？”温彦博恐惧告罪，王珪却不为所动说：“我原是前太子（李建成）的部下，犯罪当死，陛下哀怜我，免了我的死罪，还让我担任枢密之职，是要我效忠陛下。如今臣所进言，岂是为了私恩？现在陛下怀疑我有私心，这是陛下有亏于臣，而臣不亏欠陛下。”太宗深感惭愧，不说话了。第二天，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能够纳谏者确实难。从前周武王不任用伯夷、叔齐，宣王杀死了无罪的杜伯，自古以来帝王纳谏实在是难啊。朕每天都向往前代圣贤，昨天朕无端责备王珪等人，现在非常后悔，你们大家不要因为这点小误会，从此不愿意进谏啊！”
二、论相精准为人节俭
当时，王珪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朝辅政。太宗因王珪善于品鉴人物，并且善于言辞，便与他讨论：“你善于识别人才，而且通达敏悟，请你说说房玄龄他们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才，再把你自己跟他们作一下比较。”王珪说：“勤劳于国家之事，尽心竭力，这方面我不如房玄龄；能文能武，能将能相，这方面我不如李靖；启奏文本写得详明，进退合乎礼仪，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善于处理繁杂事务，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不如戴胄；一心谏诤主上过失，总担心当今天子比不上古代尧舜，这方面我不如魏徵。但是，疾恶好善，激浊扬清，我比他们要强一些。”太宗赞同这番评价，房玄龄等人也认为都说出了他们的优点，评论准确。
后来，王珪晋封为郡公。贞观七年（633），王珪因为泄露朝廷上的一些言语获罪，降职为同州刺史。太宗看重他是名臣，不久便召还他，任礼部尚书。贞观十一年（637），王珪与诸儒修订《五礼》书成，太宗赐给他三百段帛，封其一子为县男。同年，王珪兼任魏王李泰的师傅。魏王降尊称师，王珪也坦然以师傅自命。魏王曾问师傅什么是忠孝，王珪说：“陛下是大王的君主，侍奉君主要考虑尽忠；陛下是大王的父亲，侍奉父亲要考虑尽孝。既忠又孝，就可以成名成功。”魏王说：“关于忠孝，我谨遵教诲，希望能听一听具体怎么去做。”王珪说：“汉朝的东平王刘苍说‘为善最乐’，希望大王记住这句话。”太宗听到王珪如此教导魏王，非常高兴，说：“有王珪做老师，这孩子从此可以不犯错误了。”
王珪年少丧父，生活贫困，身边人经常救济他一些衣物钱财，他也不推辞。后来富贵了，他以丰厚的财物回报施恩之人，如果施惠者已经死了，就周济他的家人。王珪的性情宽简，在官任上严格遵循法度，他家的仆人们从没有见到他的责怒之色。王珪家中有守寡的嫂子，王珪对她十分尊重，家中事都要向嫂子请示，才做决定。王珪教育抚养侄子，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关心。家族中的人有困难，他全力帮助，对自己却很节俭。但是王珪居然不建家庙，四时八节，都在家中祭祀。这遭到礼部纠察弹劾，太宗出资，给王珪建了一座家庙，使他感觉羞愧，但不办他的罪。舆论因此认为，王珪的节俭也太过分了，与礼法相悖，因此很有鄙薄的意思。
王珪当年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友好，他的母亲李氏说：“你将来一定富贵，但我不知道你都与什么人交往，哪天你把他们请来，我看看。”房玄龄等人来到王家，李氏悄悄观察他们，惊讶不已，使人备办酒席，请宾客畅饮终日。李氏说：“这两位客人都是辅佐帝王的人才，你的富贵是毫无疑问了！”
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当时习尚，各位公主下嫁，因为特殊的高贵身份，都不行拜见公婆之礼，王珪说：“皇上也得遵守法度，依国法家法，我应当受公主拜。我这不是为自己争什么礼，我要以此树立法度的权威。”于是与夫人坐在正堂，公主正式行儿媳拜见礼，然后退下。从此以后，公主下嫁，都要对公婆行儿媳妇拜见之礼，是王珪创下了这个先例。
贞观十三年（639），王珪病重，太宗派公主到他家探望，又派户部尚书唐俭调理医药和饮食。王珪不久去世，时年六十九岁。太宗穿丧服在别宅哭祭，还下诏魏王李泰率领百官亲到灵前哭吊。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