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看法在赫鲁晓夫对其东欧盟国的表态中得到了证实。1961年10月，他告诉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缔结德国和平条约，苏联阵营将会“有所损失”，因为西方国家“可能会宣布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由于存在这种危险，“我们不应该加剧形势的恶化”，但“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应该保持施加压力”。1962年2月，赫鲁晓夫问乌尔布里希：“我们签署和平条约要得到什么？什么也不要。在8月13日前［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天］，我们脑子里考虑的都是如何前进。现在，边境已经封锁起来了。”
但是，1962年3月当多布里宁这位新任大使前往华盛顿前夕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德国与柏林问题是美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想按照他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谈时安排的路线图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多布里宁的说法，“赫鲁晓夫相信他有机会改变德国问题的现状，使之有利于苏联”。
赫鲁晓夫的恫吓只是为了让多布里宁“不要在这场游戏中有出轨举动”吗？或者不是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赫鲁晓夫是真的将柏林问题与古巴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赫鲁晓夫是否总是改变主意？或者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想些什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其他人为什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与柏林和古巴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在莫斯科注意到的一种模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赫鲁晓夫总是不停地抨击西方在柏林问题上的举动：“即使赫鲁晓夫犯了错误，甚至在他知道自己犯有错误时，也许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主动承认。这部分是由于他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部分也是由于他的性格。”
不管他在柏林问题上的想法如何，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1961年与1962年的美苏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时中苏关系也在进一步恶化。在苏联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周恩来礼貌但坚定地表明了中国的路线立场，后来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进行指责前就离开了莫斯科。周恩来在红场不仅向列宁，而且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尽管赫鲁晓夫告诉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1956年时］”，但现在“我们将独自采取行动”。1962年，中苏就修补双方之间的裂痕进行过几次尝试，但是紧张局势却进一步升级。因此，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加上此前在纽约对肯尼迪的成功恫吓，也可以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证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与中国“僵化”、“教条”的做法相比，坚定与灵活性的结合可以更好地维护并促进共产主义利益。
“赫鲁晓夫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特罗亚诺夫斯基在1994年写道：“一旦他有了什么想法，他就会认为依靠这种想法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甚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药。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将一种正确的思想导入愚蠢的境地。”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领导层集体做出的。经过两三次长时间的讨论后”，他和他的同事们才认定“是值得冒此风险的”。他回忆说，他坚信“起初以及后续的决定都不应该是大家被迫做出的”。他要同志们“以明确的责任感与完全的理解来接受并支持这一决定”，因为其后果也许是与美国进行一场战争。“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集体的仔细讨论研究”。[5]
实际上，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1962年4月，马利诺夫斯基拜访了位于黑海边的赫鲁晓夫。这位国防部长关于战略力量对比的报告令人失望，他还抱怨说，美国“丘比特”导弹刚刚完成了在土耳其的实战能力的调试准备。与其他向赫鲁晓夫进言的苏联官员一样，马利诺夫斯基的想法很可能是向他要钱。不过，赫鲁晓夫在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得出的却是这样一种想法：“罗蒂奥·雅科夫列维奇，如果我们向山姆大叔的裤子里扔进去一只刺猬，那会怎么样？”
赫鲁晓夫先前就曾向米高扬提出过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米高扬曾对哈瓦那进行过考察，这使他成为了古巴问题的专家。两人在赫鲁晓夫位于列宁山的住处进行商谈。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到9月或是10月“非常快速地”完成导弹部署，然后在美国11月份的国会选举后告知肯尼迪，可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当面告诉肯尼迪。他期望华盛顿方面能平静地接受这一消息，“就像苏联接受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一样”。米高扬怀疑是否能秘密地进行导弹的运输与部署，他担心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同时，还得征求卡斯特罗的意见，米高扬认为他会持反对意见。米高扬的看法是整个计划会十分危险，但是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他说：“我本人也表示同意。”
如果赫鲁晓夫能认真采纳米高扬的建议，他也许根本就不会一意孤行下去。至少他会为可能发生的局面做好准备。征求多布里宁与特罗亚诺夫斯基的意见也是有所帮助的，他们两人对美国都非常了解，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赫鲁晓夫不是征求并慎重考虑不同的意见，而是通过召集一个顾问小组来为他的计划寻求支持，这个顾问小组包括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与科兹洛夫、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以及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比茹佐夫（Biryuzov）。在大体上说明了他的想法后，赫鲁晓夫问了马利诺夫斯基一个假设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入侵一个离我们海岸140公里［87英里］的岛屿，不管对方使用何种手段进行防御，如果你可以使用除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手段，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任务？”马利诺夫斯基估计需要三到五天，最多一个星期。“你们知道，”赫鲁晓夫激动地喊道：“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古巴］？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无论如何，要抵达地球的另一边，我们的帮助都会显得太迟了。一旦战事结束，你再怎么挥舞拳头都没有用了。”
即使马利诺夫斯基心存疑虑，那他也没有强调这种不利的因素。如果赫鲁晓夫让他使用能打到美国本土的中程导弹，比茹佐夫当然不会反对。米高扬重复了他的保留意见，但赫鲁晓夫并没有理睬：“让比茹佐夫元帅和其他一些专家来评估在美国发现不了的情况下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可能性，让他们捎封信给菲德尔，问问卡斯特罗是否同意部署导弹。”米高扬相信比茹佐夫关于两个问题的报告都会持否定意见。
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赛耶夫（Alekseyev）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古巴记者，实际上是名特工人员。阿列克赛耶夫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于1959年10月第一次来到古巴，很快他就与卡斯特罗和欧内斯托·古耶瓦拉（Ernesto Guevara）建立起了比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塞夫（Kudriavtsev）与他们更密切的关系，库德里亚夫塞夫是位平庸的外交官，他要求古巴人派出一小队保镖随时保卫他的安全，这引起了古巴人的反感。5月初，阿列克赛耶夫被召回莫斯科。就在5月7日与赫鲁晓夫会面前，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大使，取代库德里亚夫塞夫，于是他更加卖力地替赫鲁晓夫办事。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对他提及导弹的事情。他只是询问了阿列克赛耶夫一些关于古巴及其领导人的一般情况，其间几次拿起电话，安排加速向古巴派遣援助力量。赫鲁晓夫对古巴的了解及其对卡斯特罗的热情给阿列克赛耶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他倾倒的是，赫鲁晓夫好像“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来之前就明白我要说什么”。
几天后，这个小型的特别小组再次开会，这一次增加了沙拉夫·P.拉什多夫（Sharaf P.Rashidov）。拉什多夫是主席团候补委员，乌兹别克斯坦党委书记，经常出使第三世界国家，很可能对中亚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进步有着深刻的印象。当阿列克赛耶夫和米高扬讲述他们对古巴形势的印象时，赫鲁晓夫不停地打断他们，以强调卡斯特罗所面临的危险。突然间，他问了阿列克赛耶夫一个“差点把我吓得目瞪口呆的”问题：如果苏联提出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卡斯特罗会作何反应？
阿列克赛耶夫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卡斯特罗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疏远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马利诺夫斯基回击说，既然共和政体的西班牙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弗朗哥的斗争中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那“古巴革命者为什么会放弃这种机会呢”？
赫鲁晓夫不是让大家继续讨论，而是开始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为他的想法作辩护。美国人正在计划全面的入侵。遏制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核导弹。行动必须秘密进行，特别是在美国国会选举正在进行的时候。一旦导弹形成了实战能力，那苏联就可以真正平等地与美国对话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是不会去冒愚勇的风险的，他们的反应不会比苏联人更加激烈，因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同样部署有核导弹。虽然还有待主席团成员全体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赫鲁晓夫还是宣布说阿列克赛耶夫、比茹佐夫和拉什多夫将去古巴，“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解释我们的想法”。
其间，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在保加利亚呆了一个星期。赫鲁晓夫回忆说，在保加利亚期间，失去古巴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现在回顾起来，他的讲话（其中不时提到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西方国家的难以驾驭以及需要迫使美国将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来看待）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不信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多布罗加山谷是保加利亚进行粮食研究的农业研究所，该所所长向苏联客人讲述科学技术如何能促进粮食生产，但赫鲁晓夫却打断他的话，指示一位助手告诉保加利亚应如何做。当这位保加利亚发言者对苏联人种植“豌豆、豌豆，只是豌豆”，而不是南瓜的建议提出质疑时，赫鲁晓夫的手挥向空中，打翻了一只水杯，水溅得他的白色草帽上到处都是，于是会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外交部长在5月20日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讨论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方案。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导弹部署是必要的，然后才询问葛罗米柯的意见。葛罗米柯想如果他表示反对，赫鲁晓夫肯定会“气得大发雷霆的”，这本身就说明赫鲁晓夫是容不得下属提出不合他心思的意见的，但是葛罗米柯后来坚持说他大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定会在美国引起政治爆炸。我对此绝对肯定。……”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发火，但他也“无意改变他的立场”。[6]
第二天召开了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赫鲁晓夫是这个由国家最高文职与军队官员组成的机构的主席，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与柯西金（他还是苏联第一副总理）、马利诺夫斯基以及他的第一副手安德烈·格雷契科（Grechko）元帅，以及为中央委员会行使对军队监控职能的政治将军阿历克赛·叶皮什耶夫（Yepishev）。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总参谋部的塞米扬·P.伊万诺夫上将，他担任国防委员会的秘书。表面上，这次会议是向赫鲁晓夫汇报他在保加利亚访问期间国内的情况，但是当伊万诺夫回到国防部后，他的副手阿纳托利·格里比科夫（Anatoly Gribkov）将军发现他“异乎寻常的不安”。“他左手抓着几张纸，人还没完全进门，声音就传了进来。‘阿纳托利，’他舞动着手里的纸片说：‘这份材料必须马上修改出来。抄写清楚。要手写的，不要打印。’”
根据格里比科夫的说法，伊万诺夫的绝密材料上所说的内容是“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与中远程导弹。……”这个决定还没有最终确定，还有待国防委员会与主席团的再次批准。但是在5月24日的国防委员会与主席团联合会议前，格里比科夫得准备一个初步的行动计划，为“一支部队的组建、运输及后勤保障准备一个初步的蓝图，这支部队与驻扎在中东欧的［苏联军队］的结构与使命类似，尽管规模可能有所不同”。
在后来的三天三夜里，格里比科夫就住在他的办公室里，偶尔在一张折叠床上打个盹。5月24日，马利诺夫斯基提交这份计划，赫鲁晓夫马上表示了同意。赫鲁晓夫的同事们“不是同意他的意见”，格里比科夫记得，“而是心存担忧，不敢说出他们的疑虑”。虽然这个投票结果仍是“初步的”，还有待赴古巴代表团的商谈结果，但国防委员会还是批准了“在古巴部署一支由各种武装力量组成的苏联军队”的决议。
当伊万诺夫将军拿着正式文件找到各个主席团成员签字时，还是出现了不安的迹象。根据苏联的传统惯例，在签署名字的前面应写上“代表”一词，但此次至少米高扬还有其他一些主席团成员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则根本没有签字。后者的做法是正常的，因为候补委员没有正式表决权，但赫鲁晓夫指示伊万诺夫“也到他们的别墅去一趟。他们也得签字”。在赫鲁晓夫打过电话后，甚至连米高扬也加上了“代表”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