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岁才二十八。一般的幸运翰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四十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出身贫寒、又降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里的人，要爬到社会的顶层，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科举。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后做官，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然而，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上千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功成名就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点几，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奋斗。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头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而后却屡战屡败，最后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国藩是幸运的，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了曾家第一个进士！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翰林平时要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翰林还大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这更是直接与书打交道的活，他们需要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其质量高低，更是对翰林的一种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的考验。所以，自明清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大多从翰林而起。
曾国藩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转而认为读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为此，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
为官清廉无炭敬。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在封建时代，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这样的，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曾国藩在最初踏上科举之路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一旦他真的做了官，进入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他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说的并不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而是言行如一，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京官十二年中，他从未假公务之便身染墨黑，这在贪污成风的晚清社会，的确算是位难得的清官廉臣。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雍正时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明晰化，在很大程序上弥补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个清代贪风极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积财甚厚，聚敛成性。当时皇帝的心理也是非常奇特，贪官没有养肥之前没有任何动作，一旦贪官成为巨蠹时，他就会马上下令抄家问斩，在所不惜，时人称为“宰肥鸭”。到了晚清，贪风日烈。曾国藩作为一个翰林，既无权又不贪，物质生活的贫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清代有一位叫汤斌的清官在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责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之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首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方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一苦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紧张的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物质生活上的清苦是后人无法想象的。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别无生计，光景渐窘，拆东墙补西墙，总算熬到了年底，一心盼望外官例寄炭敬，过个“丰”年。所谓炭敬，说的是当时北方天气严寒，每至冬日，家家烧炭取暖，外官照例于冬令以钱馈赠京官用为取暖之资，是为炭敬之名，实际是官场通行的陋规，约定成俗的旧例，说白了就是变相的送礼。可能曾国藩只是翰林院的下级官吏，没有什么权力，因而当年地方官竟无炭敬馈赠，曾国藩无奈，只好借了五十两银子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同样是东挪西借。春夏之交，他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二百两。到年底，累计欠债四百两。曾国藩自顾不暇，焉能顾家？不过，曾国藩最重孝道，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每年总要寄些银两作为父母买肉之用。虽然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称京城借债比较容易，他的师友比较多，能够左右逢源，但欠债毕竟要还钱！这使曾国藩焦急不安，“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曾国藩的早年诗作中，不乏对困窘生活的描写。如赠梅伯言诗中曰：
“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
人无钱，受人欺，甚至连佣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国藩的“傲奴”一诗颇有意趣：
“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笞楚心不携！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千人百人伏！令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硖。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境况稍好，但绝不富足。家里欠债，他要量力清还，诸弟捐监要他出钱，二男五女要养育，历次升官要请客，还有一些人情来往，用度日繁，最后还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生活上只有节俭。所以，曾国藩虽然在北京为官十二年，但是就总体而言还是一直过着清苦的日子。
曾国藩从民间走出来，他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在翰林院期间，虽然不乏吃请应酬，偶尔也在自己的寓所摆上一桌，但总体上他感到“酒食较丰”并不是好事。
当时，在外官眼里，京官是肥差，躬身于天子脚下，各项事务都极为方便。一天，好友刘觉香从外省来到京城，对曾国藩大谈“做外官景况之苦”。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京官的苦楚。曾国藩对此触动很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
这就是说，做地方官如果是肥缺，就会“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如果立志不坚卓，极易成为贪官。如果是瘠缺，连生活都困难，更何以立志、发达？这件事促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翰院生涯。
曾国藩在北京时期生活的清苦，还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来佐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曾国藩准备赴京散馆时，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临别时，他的二舅江永燕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做烧火夫也”。他的三舅江永薰，亲自送他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说罢凄然泪下。几个舅舅朴实无华的品质以及他们家的贫寒景况均深深印记在曾国藩兄弟的头脑之中，永远难以忘怀。
后来，曾国藩身居高位之后，时常去信向舅舅问安或送以薄礼，或给予银钱以周济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兄弟的二舅去世时，因家贫未做到道场超度，次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等人的家书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表示要给他的二舅补做道场，并“恤其妻子”，征求他的两个弟弟的意见，问其是否同意他的打算和计划。
曾国藩后来做了二品的侍郎，本应宽裕。但他依然捉襟见肘，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够，只好把思亲之情埋藏心中。《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试差：这年6月，他被道光帝钦命充四川正考官，这对他的经济状况会有一定改善。
按照清朝的习惯，士人将翰林得差早晚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因为一充试差，即意味着有颇为可观的一笔进项。曾国藩得试差较早，可称为“红翰林”。七月初，曾国藩偕副考官赵楫一同驰驿出京。经过明成祖与李景隆交战处白沟河时，曾国藩有感而发，得诗两句：“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上句指耿炳文，下句指李景隆。白沟河一战使燕王终于南下，建文帝的江山也在战败后被燕王朱棣夺得，史称“靖难之役”。
由于此行正值酷暑，加之连降暴雨，因此曾国藩路途染病。到达西安时，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接到衙署，为他请医治病。数日后病愈入蜀，天气转晴。曾国藩的心情也随之一喜，赋诗曰：
“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此次试差是曾国藩行程最远的一次。一路上，曾国藩尽管身体不佳，但仍踏访遗迹，诗兴时发，至今仍留存了不少诗作。
10月11日，曾国藩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此时残秋已逝，宝鸡山已有白雪堆积，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这一天曾国藩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三个生日。面对中华民族的摇篮，曾国藩情不自已，赋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自，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11月20日，曾国藩历时半年有余，回到了京师。这次试差，曾国藩得到了当时官场盛行的“规礼”。第二年春天，他将这笔钱用于偿还他在京中所借的债款，另外又寄回家中几百两，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试差缓解了曾国藩拮据的境况，但总体而言，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曾国藩公私分明，从不贪占公共用度，但他对公务却尽心尽职，“不苟不懈”，这一点让同僚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让他的同级官僚感佩至深。因此，他在京之日的声誉也就日渐远扬。
以身作则，遵守戒律。
曾国藩熟读孔孟之书，对孔子的学说极为推崇，他非常赞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官场上，大多数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慢慢出现了繁荣景象。
官场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接受不了，有的人自己不喜欢就严格限制此种行为。时任六安郡太守的涂廉访对秦淮河的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呈报给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的汇报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