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这里论述的国家所有制，其基本特征不仅是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国家对经济实行直接的管理，国家通过计划来集中组织生产和分配。这样的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因为在全体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是真正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利益的。从这一意义说，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并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所有制与社会公有制也是一致的。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国家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在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占有这一形式来实现的。只要在国家还存在的条件下，国家所有制也就是社会所有制。当国家消亡的时候，国家所有制也就发展为社会所有制的更高级的形式。因此，不能认为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和归社会所有是不一致的。
列宁对国家所有制的论述明确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想。第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建立财产公有制度，这种财产公有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实行国家所有制。由于国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国家所有制也将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第二，只要在国家还存在的条件下，国家所有制这一形式是具有客观性的，它同时也是全民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家所有制的问题上。
2．关于合作经济的基本思想
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除了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列宁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这种认识上的深化，集中体现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对合作经济的认识上。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实行的合作社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第一，生产资料是归农民私有的，即在合作经济中，不否定农民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第二，先是从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然后再逐步推进到生产领域的联合，这种方法农民易于接受；第三，在合作经济中，家庭是基本的经营单位，并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这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四，合作经济的组织不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而是自愿的方式，通过让农民得到实际利益来吸引他们参加。
对于具有以上基本特征的合作经济，究竟怎样来认定它的基本经济性质。开始的时候，列宁认为，合作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列宁在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更多。小商品生产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社’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社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来说，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和合作社比较一下。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下的生产。租让在每一份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儿，一个托拉斯。合作社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
在这一时期，列宁之所以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是因为，首先，列宁认为由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在这样的合作社经济中，有买卖自由、贸易自由，而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列宁认为就是资本主义。其次，列宁又认为，“合作社”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因为合作社便于国家计算、监督、监察，便于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因此是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列宁在当时把合作社经济定位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基本依据。
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除了上述的依据以外，更重要的是，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列宁认为：“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时期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从列宁的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列宁已经意识到，要使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合作社这一形式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把小生产、小经济一下子变为大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实行合作社并不是倒退，而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集中反映在对合作社性质在认识上的改变。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中，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出现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
列宁的这些论述，特别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合作社具有的特殊的性质。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必须要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的性质联系在一起。列宁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是为了突出在苏维埃现实条件下，实行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意义。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有问题，而影响到在实践中实行这一制度。
列宁关于合作社的思想拓宽了他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的认识，或者说，对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度的认识。只要是基本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主要是指土地是公有的，只要是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并与完全的社会主义企业相联系的时候，那么，这样组织起来的私人企业也就是合作企业，也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里，列宁至少不再把国有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形式，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可以包括多种形式的。这就是列宁把合作社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认识过程。列宁的这一观点，其意义并不只限于解决了一个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问题，而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出发来认识问题，应该从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思想。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学说
由于列宁经历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较短，从而没有能够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采取什么形式，如何进行运行等一系列问题，只能由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者来加以解决。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与当时苏联的社会实际相适应的、具有典型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使这一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运行。在实践中，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在理论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的思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在实践中已经比较成熟，斯大林从理论上概括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
斯大林指出：“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斯大林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并不具备把一切生产资料都转归社会所有的条件，对于分散的、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不能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而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和集体农庄中。因此，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必然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形式。
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尽管从今天来看，这一思想本身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但它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基本形式的客观性。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公有制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思想，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财产公有制度，但财产公有制度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在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做到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建立单一的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斯大林指出：“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处理资本主义财产那样来处理它。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就说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斯大林的这一思想，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和认识确定下来。在理论上，人们不再局限于只是把全民所有制才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实践上，人们不再担心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财产被收归国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样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可以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度是两种公有制的基本模式。
更具有意义的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存在两种公有制的思想，又为他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有其客观性提供了制度上的理论依据。斯大林在继承了列宁关于要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方式来建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经济联系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社会主义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与存在两种公有制有着内在的联系。
斯大林指出，由于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