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15日，沈阳部队驻抚顺工程兵3317部队运输连班长，优秀共产党员雷锋，在执行任务中头部受重伤，抢救无效，不幸殉职。不久，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在抚顺举办了雷锋事迹展览会，把雷锋的光辉形象及其成长过程，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抚顺团市委把这些展品复制了两套，一套在市工人文化宫展出，一套拿到农村巡回展出，组织全市的共青团员、青少年前往参观。与此同时，还邀请雷锋所在部队的陈广生用讲故事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全市团干部讲述了雷锋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各单位的团组织均录了音，回去向团员、青年播放。在参观和听报告之后，各单位都组织了座谈会，青年们积极主动地、自觉地以雷锋为榜样，对照检查，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一时间，在青少年中出现了许多扶老携幼、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报社、电台及时作了转载和播发。中共抚顺市委把学习雷锋活动列为全市出现的几大新生事物之一，加以肯定和推广。不久，辽宁省团委在抚顺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学习和推广抚顺的做法，并于12月22日，批转了抚顺团市委关于从组织青少年学习雷锋入手，开展阶级教育的初步总结报告。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近两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雷锋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光辉思想和高尚品质。2月15日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3月4日，团中央书记杨海波，向全国发表了题为《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号召》的广播讲话。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题了词。这样，学习雷锋活动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
抗战中中国的损失有多少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中国人民的损失尤其惨重。
抗战包括22次大会战，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我方伤亡官兵321．56万余人，阵亡132．43万余人，失踪13．2万人，非战斗人员伤亡842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为1亿人以上。日军伤亡约为241．85万人。
中国财产损失：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共损失313．3亿美元。当时日本每年收入为7．7亿美元，如果日本对此负赔偿责任，需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
1952年，美、英等48国旧金山关于对日和约会议中，讨论有关日本赔款问题时，蒋介石未要求日本赔偿侵略造成的损失。当时蒋主要是出于对苏联的提防，欲使日本迅速恢复以遏制苏联。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时，也未要求赔款。
“三民主义”一词的由来
“三民主义”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民主义时期：自1644年清兵入关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满清贵族同各族民众的矛盾尖锐化，广大志士仁人和各地会党不断以各种形式的武装起义和暴动来反抗满清贵族的统治，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斗争皆树“反清复明”的旗帜，是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又可谓之一民主义。
二民主义时期：自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至1905年同盟会创立前夕。这个时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热切向往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便成为当时革命者的共同奋斗目标。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其宗旨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会长一职也定名为“伯理玺天德”，系英文PRESiDENT一词的译音，意即民主国之大总统。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为民族主义奋斗的同时，也把民权主义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继兴中会成立之后的其他革命团体如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皆以提倡共和政体来号召民众革命，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一书称：“此十年间可以谓之二民主义时期。”
三民主义时期：1905年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时，孙中山提出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入会誓词，并在宣传他的主张的演讲中说：“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年11月，他在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所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大主义”为纲领。
那么，“三大主义”又怎么成为“三民主义”的呢？“三民主义”一词的使用，最初见于1905年12月香港《中国日报》的广告上。当时该报受《民报》委托，在一段时期曾着重介绍和宣传孙中山的主张，该报负责人认为“三大主义”原称“冗长不便”，便将它简略为“三民主义”。这时同盟会在海内外的机关报纸尚未通用“三民”二字，直到1907年，设在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才开始采用这种提法，终于，数月之后，海内外同盟会组织的报纸及其他报纸均相率从之。
1907年，时任《民报》编辑的胡汉民从日本来到香港，曾多次向《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提出：以“三民”二字来概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很贴切，直到1909年还讨论过此事，“然当时此名辞在世上已成确定不易，不独各种刊物通用之，即孙总理亦自以适合而采用之焉”。
抗战中的中国远征军
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以罗卓英为司令，率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张轸）及部分空军组成远征军，赴缅甸配合英美军对日作战，这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远征军。
1942年初，日军第十八军司令官田祥一郎率四个师团及若干特种部队计10万余人，集结在泰国境内，准备攻取缅甸，并断绝中国的国际交通线。缅甸为英国属地，当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驻缅兵力不足，经与美国商定由中国派兵支援，蒋介石听取美国意见组成远征军，并以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远征军入缅后主要在缅北山岳丛林地带参加了两次战役。一次是缅北防御战役。1942年2月，日军侵入缅甸，3月，远征军与英军第一师及战车部队一部在曼德勒（距仰光北约500余公里）西南威格马、仁安羌组织防御，日军发起进攻后，经4天战斗就全线突破中英军的防御，并包围了英军约两个旅。远征军在这次战役中起的作用是：以一个师的兵力解围了被围的英军。以后就节节败退，于5月上旬退入印度，至此，日军全部进占缅北。另一次是反攻缅甸战役。中国远征军溃退到印度后，在兰伽进行了整编，改编为新一军，并选择丛林地形进行了半年多的训练。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美英中联军联合反攻缅甸。新一军在缅北参加胡康谷地、孟洪、密支那等战役，取得胜利。并修通了中缅公路，之后返回国内。
“新四军”的来历和含义
在黄埔军校成立以前，粤军第一师一直是孙中山所惟一倚重的武力。师长邓铿，对孙先生始终忠诚、服从。1922年孙先生第一次北伐，出师桂林，第一师即为主力，后陈炯明叛变，第一师又保护了孙先生回师广州。1922年3月，邓铿被陈炯明暗杀后，李济深继任师长，1926年北伐前夕，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在当时的7个军中，以第四军实力最为雄厚，其中共产党员也最多。国民革命军出师，第四军出湘鄂，在前线所向无敌，有“铁军”之称。叶挺率领的教导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两个有名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厥功最伟。所以，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将江南游击队改称为新四军，以纪念四军的历史传统。
“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的确切含意是指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但把这次大转移统一称为“长征”却有一个历史过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始时，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目标是到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曾称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于1934年夏天进行的突围行动为“长征”。但并不是指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在国内，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1935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甘南。这时红军转战已近一年，行程2万余里。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其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9月18日，党中央率红军一、三军才到达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用了“两万多里长征”一词。从此，“长征”一词得到广泛的宣传和使用。
“民兵”一词的来历
“民兵”一词最早见于公元1045年间的《玉海·兵制》：“凡兵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厢兵……三曰役兵……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也就是说，把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没有战事时从事生产，有事则征召入伍，参加战争。这里所说的“民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兵”性质是不同的。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立的梭标队、工人纠察队、赤卫队、农民自卫军等群众武装，都是“民兵”的雏形和形式，已具有“民兵”的性质。到了抗战后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才改为民兵和人民自卫军。毛泽东在1945年1月写的《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中写道：“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同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从此，“民兵”一词被正式提出并被沿用下来。
中国历史上的国花
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之一，花卉栽培的历史悠久，技术精湛，素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因此，我国很早就有了传统的国花——牡丹花。这是一种原产于黄河中游丹州（今陕西宜川）一带的著名花木，花大而壮丽，色香俱佳，所以古人说“国色天香是牡丹”。并把它奉为“花中之王”的绝世花。尤其是西安的牡丹久负盛名，早在唐时就出现了“长安牡丹盖群芳，丹青传得倾城貌”的盛况。至晚唐时，洛阳的牡丹由于地脉相宜，更负盛名，每年仲夏时节，人们都竞先前往观赏洛阳花（牡丹），并把这看作是赏心的快事。从此，牡丹就作为我们的传统国花，流传至今。
但是，后来随着封建王朝的都城逐渐南迁，便又改用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的名贵花木——梅花作为国花，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还曾两度将其作为法定国花。
梅花简称梅，属蔷薇科。它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芳花之一。它那“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独特品格，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赞叹不已，常常借以寄寓高尚抱负和美好理想。同时，还由于它的树干次第曲屈，形有万状，如栽于溪畔池边，顿生“疏影横斜水清浅”的绝景；又因其花开甚早，梅蕊腊前破，雪中绽奇花，常常形成“雪后园中才半树”的妙景；在松竹梅中，红梅会因“竹外一枝斜更好”而成为“岁寒三友”中的佳品；梅、兰、竹、菊是花木中的“四君子”，梅居其首；尤其是梅的品性之高，喜燥耐寒，气傲冰霜，都在众花之上，被我国人民推崇为“花魁”。
现时，全国人民正在广泛地讨论和重新议定我国的国花，部分人主张仍以号称“国色天香”的牡丹为国花，另一部分人认为还用梅花作国花为好。此外还有推荐杜鹃花为国花的，认为杜鹃是世界最艳丽的名花，中国有460多个品种，占世界种类的51％。在中国，除新疆、宁夏外，其他各省均有杜鹃花的芳踪。有的还认为以被誉为“王者香”的兰花，傲霜怒放的菊花，“能斗霜前菊，还迎雪里梅”的月季，“花中俊物”水仙以及山茶花等作为我国的国花为宜。
十字架的由来
十字架原是古罗马帝国的刑具。公元前500年左右，西方一些国家把罪犯钉死或吊死在十字架上。据传说，公元1世纪，耶稣向犹太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引起犹太教当权者的仇视，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他的门人宣扬他死后三日复活升天，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孽而死，于是创出了基督教，并以十字架作为信仰的标记，在宗教建筑物和坟茔上立十字架为标志。公元4世纪，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信奉了基督教，宣布废止钉十字架的死刑，十字架便纯粹是宗教的标志了。
佩戴十字架的，主要是基督教大三派别的神职人员及某些信徒，也有是在一定场合才佩戴的。这种习俗因时代、派别和民族而异。
用手势画十字架，不同派别画法不同，手指的使用形式也不同，一般用于祈求恩赐或平安，祈祷的开始和结束。西方教会（主要是天主教）的画法有大十字和小十字两种，东方教会（主要是东正教）的画法与西方教会不同，不仅可在自己身上画，也可在别人身上画，新教则没有画十字的习俗。
在基督教发展2000来年的历史过程中，十字架的形式在不同国家有许多变化。目前常见的有11种，全世界有16个国家的国旗是十字架图案或含十字架的图案。这些反映出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现象。
十字架后来成为中立、人道的标志而为医疗卫生事业所广泛采用。
纳粹德国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了灭绝政策，酿成了现代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剧。但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葬身于纳粹的屠刀之下？这一数字多年来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有人推测400万，有人说是600多万，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是500万左右，当年在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570万。在纽伦堡审判中，两个党卫队的目击者供述，仅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艾希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多年来，在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意见极不统一，大都认为在400～600万之间。在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中，较多地采用了600万之说，也有人笼统地认为五六百万。然而，自从1985年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HiBERG）的巨著——《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修订本（THEDESTRUCTiONOFTHEENROPEANJEWS）被横跨纽约与伦敦的霍尔摩斯和梅尔（HOMES＆MEiER）出版公司推出之后，510万之说已被许多欧美的犹太学者所引用。原联邦德国著名作家海因茨·赫内在其所著的《党卫队》一书中，不仅引用了劳尔·希尔伯格的数据，而且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一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劳尔·希尔伯格根据德国党卫队和外交部的档案材料，对被害犹太人的数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和验证，并且对每个国家、各个年代的数字，都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推测：按国别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