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具体地说呢？”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宣布免予罚款，并尽快作出结论。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拟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和半违法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3月5日发出。
根据毛泽东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斗争以及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的指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反”统一战线。运动主要是采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职工自下而上的揭发和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
“五反”运动至1952年6月基本结束。全国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提高了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的觉悟，增强了他们抵抗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通过运动，打击了违法资本家，团结和教育了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培养了一批进步分子；健全了工会组织，建立了强有力的对私营企业的工人监督机制；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和改革，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在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部门放松了对正常经济工作的领导，一度出现了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城乡交流停滞的现象。运动结束后，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扩大加工订货、增加产品收购、合理调整加工订货的工缴费、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范围、调整地区差价、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及时扭转了经济形势，使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
1953“一五”计划
1953年元旦，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而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来讲，这一年的北京像是冉冉升起的红太阳，温暖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心。这一年的年初，抗美援朝的战局已经稳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整体国民经济基本恢复，而摆在面前的则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在新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即刊登了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我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具体体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是一个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计划。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挤压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难有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工业化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希望。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规模地经济建设。但因建国初期对资源的状况缺乏调查，统计资料很少，没有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经验，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多，所以“一五”计划不得不采取边编制、边执行、边修改的办法。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其过程之艰苦卓绝，令后人感慨！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准备，再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8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不得不从1953年3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
1953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人们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制定“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决定，规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的141个建设项目，投资比例，农副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积极而又稳妥的计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提出任务、规定指标的时候，既考虑需要，又照顾可能，把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因而整个计划在建设规模、发展速度、投资分配等问题上，都比较符合实际。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它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然而，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的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了国家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周期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相关工业品的短缺，国民不得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不得不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以换取长远的繁荣和幸福。
其次是农业落后而产生的困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国人民生活的用粮要靠农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占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从国外进口工业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也大部分要靠出口农产品换取。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农业增长速度和指标并不低，要作很大努力才能完成。但是，即使完成了计划，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市场供应还会感到不足，供需之间还存在很大的矛盾。结果，一方面有许多轻工业品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有许多轻工业口由于原料缺乏而开工不足。这种由农业落后造成的农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消费品生产同人民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市场往往出现农产品紧缺的现象。
再次是要克服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而产生的困难。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长于农村，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但对城市不熟悉，不懂科学技术，缺乏管理现代工矿企业的知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工业基本建设的需要。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如：为了增加生产，积累资金，1953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工业战线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国各厂矿、交通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制定增产节约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运动。到1954年，这个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为了解决工业建设对干部的需要问题，中共中央在1953年9—10月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讨论干部工作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会议指出，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从组织上来保证党的总路线贯彻，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为此，就要统一调配干部，大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提出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
为了解决农业落后造成的困难，保证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作出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的决策，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使生产的人民生活能正常进行。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956年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
在基本建设方面，1956年完成投资139.9亿元，约占五年计划规定额的1/3左右。和前三年完成的投资额加在一起，共完成五年计划投资额的86%左右。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在工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536.6亿元，1956年实际完成703.6亿元。
在农业方面，1956年的总产值达到582.9亿元，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水平。
毛泽东对“一五”计划是肯定的。他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
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五”计划作了比较客观、权威的结论，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五。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总而言之，“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其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1.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前途。有了这个初步基础，我们就可以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逐步构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2.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农业和手工业搞合作化，把几亿农民和手工业者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工业搞加工订货，私营商业搞经销代销，最后全行业搞公私合营，实行定息，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家也敲锣打鼓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所没有的。这些崭新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3.积累了有计划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人们常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认真制定计划，严格按计划办事，主要在“一五”时期。“一五”计划工作的经验，为以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这些经验看来今后仍然被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