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针对某些私营企业中还隐藏着一些官僚资本股产的情况，于1951年1月5日发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2月4日又发布了关于没收私营企业中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及反革命分子股份及财产的指示。将原国民政府及其国家经济机关、金融机关、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在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和依法没收归公的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等在企业中股份及财产，均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至此，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完成。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改造，具有双重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资本，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它的封建性买办性，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由于没收官僚资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部分都被控制了。政府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握，奠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直接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经济，平稳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之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没收官僚资本，就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使资本主义的其余部分，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得不依赖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就为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引导个体农民、手工业者逐步实现合作化，稳步地实现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创造了物质条件。
1950分田分地
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中国农民做了几千年却一直没有实现的梦。为了这个梦，他们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梦想终归是梦想。几千年来，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而封建地主、官僚阶级凭借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们持续了几千年的辛勤劳动和英勇反抗，都始终不能实现解决温饱的梦想。
这一状况，随着新中国建立之初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开展，终于结束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帮亿万农民圆了土地梦。同时农村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开辟了道路，从而为新中国这轮新太阳的升起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早在1948年9月就讲过：“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所有，以消灭封建主义。要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完成这些革命的任务以后，我们就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正如刘少奇所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涉及人口最多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数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3个月后，刘少奇就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中国大陆新解放的地区中，至少有2／3的国土和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这不但关系到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能不能迅速得到恢复，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能不能巩固，人民胜利的果实能不能保住。因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广大农民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所以，只有在新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获得亿万农民对新政权的支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和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保住几十年来人民群众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果实。
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开始部署在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指示》中提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1950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属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混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则在1950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后来进行。”他就此事请示了毛泽东。1月10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电报：“少奇同志：1月4日中央发各中央局关于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的指示很好。请你们考虑可否要各中央局将此项指示电转发给各省委研究，并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见，刘少奇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刘少奇的这个《指示》主要体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明确提出从1950年秋后开始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一是提出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改的步骤。
1950年1月11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的第二天，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中央1月4日发的关于新解放区土改、减租减息和征粮工作的电文转发给各省委研究。2月12日，他根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反馈回来的情况，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确定了在新解放地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时间、步骤和政策；1950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9省和甘肃、宁夏、青海3省的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的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6省，在1951年秋收以后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则在1951年秋收以后另行决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之前，应一律实行减租。《指示》还指出土改前的准备工作是：“根据本指示及中央土地改革的法令规定各区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并派得力干部进行典型试验。大量地训练土地改革的干部，迅速组织农民协会，召开各级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农民委员会，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彻底改造区乡政权机关，并注意团结一切赞成土地改革的开明士绅等。”此文件经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修改后，又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和政务院第212次政务会议通过，于2月28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发出。
文件发出后，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便加紧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建立各级土地改革委员会，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会议，改造乡村基层政权，整顿农协组织，培养和训练干部，修订土改法令和宣传土改政策等等。对于那些还不具备土改条件的新解放区，则先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工作之后，在这些新解放区，不仅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封建制度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广大干部也得到了锻炼。
实践证明，刘少奇提出的1950年秋后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改的步骤和方针是及时的、正确的和必要的。它是建国后土地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确定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改的步骤和方针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到1950年6月为止，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已有农协会员约2400万，改造乡政权38000多个，并准备在当年冬季以前训练土改干部约18万人。据此，中央认为“在这些农民运动业已开展并有准备的地区，在今年冬季可以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另外，为了使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能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为了不再出现混乱现象和各种错误偏向，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简称《土地改革法》），为新解放区土改做了政策上、法律上的准备。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目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并就《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说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和《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土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在总结了中共20多年来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初期的实际国情制定出来的，它既体现了党的基本土改方针政策，也反映了刘少奇个人的思想、经验和智慧。这个报告和《土地改革法》一起成为指导建国初期土改的基本依据。它们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规定了建国后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刘少奇指出：“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总路线基本是一致的。它是对多年来土改运动经验的一个继承和总结，符合建国初期农村的客观实际。
（二）制定了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改变了建国以前土改中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是这次土改得以顺利进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特别是刘少奇还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孤立地主、减少土改阻力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运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制定团结和保护中农的政策
中农问题在土改中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争取到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中农，就能够形成占农村人口90％以上农民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土改的任务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所以，刘少奇一向主张团结中农。在《土地改革法》第七条中也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同时还特别说明中农附带出租的少数土地，也不应加以没收或征收，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分”的政策。（四）制定对地主除没收他们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外，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的政策在新解放区土改中，适当放宽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一方面可以使地主维持生活，一方面也使他们可以用这些财产投资农业生产和经营工商业。正是这一政策，使许多逃亡在外的地主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土改顺利进行。
（五）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实行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的政策
在制定土改各项政策时，以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为准则。特别是在土地的分配问题上，尽可能做到使之有利于发展生产。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必须“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不必要的土地变动，使农民安心农业生产。实践证明，这些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土改和农业生产发展。
总之，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土地改革法》中所规定的各项土改方针和政策，比建国以前土改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所突破，它是对党的土地改革理论的补充、完善和发展。这两个文件的发出，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政策性、法律性的指导。在此之后，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5大行政区内，约2.6亿农业人口的土地上，掀起了空前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在建国初期土改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刘少奇不仅主持制定了这一政策，而且还根据国情，提出了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它的实行对土改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刘少奇对党的土地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的富农问题是个比较复杂和特殊的问题。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和沙皇俄国的富农。中国富农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又带有半封建性。这个阶层虽然人数不多，在经济上也不十分重要，但对它采取什么政策，却对农民中的其它阶层（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地主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政策曾发生过多次变化。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采取了比较“左”的富农政策，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在新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过去的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我们应当联合整个农民，形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或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它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五四指示”规定了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但如果农民群众强烈要求，还是允许有所变动的。
因此，事实上，各解放区土改中都动了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总之，在建国以前的历次土地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些政策是打击富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