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昆山、柳市、横店、庄则栋、砖瓦房、青藏公路、邓丽君、包分配、自主择业、社保、城乡医疗健康、环保、公共安全、交通、土地问题、人口问题、人均寿命的增长、健康状况调查、农民工、小摊小贩、全民健身、住房、婚姻、婚检、跑运输、扶贫、希望工程、个体户、万元户、十五的月亮、黄裙子、小康目标
1984改革提速
1984年之中国，表面看来并无过于惊心动魄之处，实则内心深处激情暗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是渐变的一年，是提速的一年。大好形势下，一批日后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烙印的公司纷纷在这一年创立。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意识到“干大事的时候到了”，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便是万科的前身。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这家电器厂后来更名为“海尔”。这年冬天，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当年利润不过几万元的广东三水饮料厂，厂长李经纬带着自己的新产品健力宝搭上了奥运的“班车”，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此后15年间，健力宝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改革气象一片大好，但中央政府并未高枕无忧。他们还在酝酿新的改革提速问题。
如果把经济体制改革比做一篇大文章，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是定了题目，大体上是写好了前半篇；而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把后半篇的具体构思定了下来，再经过一些年的努力，就将合并成一篇光辉夺目的精彩文章。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的改革者们对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进行研究和部署。
在此次全会前，中央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行各种各样的调研和研讨，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文件。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纵深化发展。它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因为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个架构之下，全面走上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的。
《决定》分为10个部分：
一、改革是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全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全会之后，改革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到各项事业，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根据全会的精神，中国政府在开放了14个港口城市之后，逐步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方向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享受的优惠条件少于经济特区（只有工业企业才可享受一些优惠条件）；着重于发挥枢纽作用，即对内对外辐射作用，沟通中外经济联系，通过外引内联促进内地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为繁荣全国经济作出贡献；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全盘绘就，改革渐入佳境。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
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
1984拥抱世界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这首旋律优美的《北京欢迎你》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向世界敞开国门的步伐已经昂首阔步迈进30多年了。
1984年，注定又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种不平凡从年初就已经开始显现，除了出访国外，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邓小平的这次行动后来被定义为“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其后数日，邓小平马不停蹄地遍走特区，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听到了此后被广为传诵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口号。邓小平离开广东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曾经，中国人尝尽了闭关锁国的苦头。它不但束缚住了国人的思想，也给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桎梏。邓小平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最早提到对外开放（对外贸易）问题，是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报告时的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讲了七点意见，其中的第二点就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来一看，好多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
“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
“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成见和惯例，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邓小平大胆地认为，一个主权独立的落后国家开放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加入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是有利的；况且今天已经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加剧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再闭关自守的理由，因此落后国家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把落后中国的经济前途与对外开放挂钩，打破了“剥削”、“经济殖民主义”等传统禁忌。他认为，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并与之竞争，中国过去那种停滞的封闭体制是不可能办到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
1974年9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
邓小平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针对这个事件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在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情况下，邓小平希望能找到一条道路来逐渐使国人相信，只要实行对外开放，就有希望在对外交流中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和巨大的投资，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一直着眼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他明确而痛切地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们仍然抱残守缺，“脱亚入欧”的日本赶上去了，中国却沦为一个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故步自封，排外斥新，就将永远落后闭塞，永无翻身之日！
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经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不足；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我们就可以利用世界市场上每年上万亿的游资、上百万名专家和上千万项专利技术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对外开放层层推进，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创办经济特区。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丰富，便于吸引外资等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1980年5月，中央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也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1988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两项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迈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邓小平评价经济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第二步是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14个大中港口城市。
1990年4月，在邓小平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对内进行经济协作两个辐射扇面的交点，它直接影响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
第三步是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指出这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
1988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中央还提出在这些经济开放区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结构。第四步是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1992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
沿江开放对于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
接下来，我国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
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我国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