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唐山、凤阳小岗村、的确良、绿军装、恢复高考、知青返城、皮尔·卡丹、四个现代化、天塌地陷
1977第三次复出
“扶大厦之将倾，解危济困，安邦定国；挽狂澜于既倒，治山秀水，兴工扶农”。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奇迹的人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多难的一生，邓小平革命生涯多劫难，挑战与机遇并存，迫害与阴谋双至，坎坷与危险同在。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邓小平随即第三次被打倒。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给出了“保留党籍”的意见，这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仍留有余地、甚至寄予某种希望的心态。这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国伦敦刚刚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地位，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华粉碎极左分子（眉题）
毛的遗孀被捕（主题）
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副题）
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在6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发生的。“毛的遗孀”——江青连同三个“极左分子”头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就是毛泽东生前称之为“四人帮”的那“四个领导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当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连夜紧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一致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此时，中国经济局面已经是千疮百孔，时代急需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和领路者。而华国锋是个十分保守、唯毛泽东是瞻的人，显然，他还没有足够的远见卓识以担任大国改革的指挥家。而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邓小平能不能第三次重新站起来呢？千千万万人的目光，开始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
但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没有明确发表意见，他另有想法。邓小平复出一事就这样暂时被搁置。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针对党内要求邓小平复出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提出四点：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
第二年春天，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了邓小平机会。叶剑英也认为“两个凡是”有问题，并在1977年初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又一次向华国锋建议，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着重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第二，要为邓小平平反，要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叶剑英的建议。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华国锋从“两个凡是”出发，坚持不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引起叶剑英、陈云和其他中共元老的不满。陈云和王震先后讲话，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抓住这一机会，主动找华国锋谈话，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当时虽然没有立即接受，但也做出了让步。华国锋表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是，他仍然不同意立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提出要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要重燃他那永不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却同时表示不能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也不会认错。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共中央和华国锋、叶剑英写了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邓小平之所以加上叶剑英，是吸取了第一封信的教训。华国锋收到这封信就不能再像上次那样置之不理，必须把信转给叶剑英，并同叶剑英商量如何回复这封信，这是邓小平的聪明之处。
邓小平在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并在信的最后写道：“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这实际上也是比较聪明的措辞，一则提出了要求工作，二则让华国锋无可回避，尤其是当信件在党内转发之后，邓小平的复出实际上就成了定局。
华国锋收到信后只好去找叶剑英商量如何处理。叶剑英趁机大做华国锋的工作，提出尽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建议由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来信。经过叶剑英一番游说，华国锋决定听从他的意见，并说：“叶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考虑问题就是胜人一筹。”华国锋以后又多次表示：“叶帅，我听你的。”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和华国锋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即将出来工作的信号。1977年5月14日，在叶剑英住地，邓小平、徐向前等人聚会，祝贺叶剑英80寿辰。邓小平称赞叶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叫他“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如不倒翁一般，邓小平奇迹般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在会上，邓小平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驾马车”式的新的领导核心———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国内外纷纷在猜测，这名个性领袖将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中国甚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将因此发生何样变化？
邓小平很快就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
邓小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番话，使得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打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上，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它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第三次复出以后的岁月中，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仿佛站在一个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目标。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其实，邓小平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总建筑大师！
四川人对邓小平是这样评价的：毛主席使我们解放，邓小平使我们富强。其实，这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他一生三起三落，但他坚定的信念没有改变，为人民造福的决心没有改变。他心中坦荡，志存高远，不计个人的得失；居庙台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而奋斗了终身。
他，救了中国，救了十三亿中国人！
1977破冰行动
最寒冷的季节已经过去，但被寒冬冻结的冰层，还覆盖在长江南北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急需要一场融冰行动，以粉碎并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灾难。
“四人帮”被粉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清除了最大的政治障碍。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并不可能立即消除，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是非根本颠倒；一些部门和企业的领导权被“四人帮”的帮派分子所篡夺或者是在领导班子中混进了“四人帮”的帮派分子；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和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传统的管理体制的弊病更趋严重；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总之，我国经济战线面临着十分艰巨的恢复任务。为了迅速扭转“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长期停滞和倒退的局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一、在整顿方面
1.清查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使一大批受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各级领导干部恢复领导职位。思想上、作风上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消除了资产阶级派性，解决了“软、散、懒”的问题，从而使大多数企业有了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
2.通过揭批“四人帮”，初步澄清了被“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使广大职工明确地认识到：企业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的党政、工、团的工作也必须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生产任务完成得好不好，是衡量企业工作中一切工作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
3.在工业学大庆的活动中，恢复和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使企业的生产秩序逐步走向正常。1977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要建设大庆式企业、普及大庆企业，推动了当时的企业整顿工作。当时由于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在许多方面仍然把大庆的经验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继续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但是，大庆的许多好经验，对当时我国工业企业的整顿，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4.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工业企业领导制度。为此，1978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企业的领导制度问题，做了相关规定。恢复文革前工业企业领导制度的基本做法。通过整顿，企业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二、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克服工业管理中的混乱现象，消除无政府主义状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从1977年开始，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恢复性的调整。
1.按照统一领导、分组管理的原则，调整了一部分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把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一批大型骨干企业陆续上收，由中央有关工业部门直接管理；未上收的一部分大中型企事业，由地方管理，或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管理为主，即这些企业的生产建设计划、供产销平衡、劳动分配主要由地方负责，但要服从国家统一计划，保证产品配套和调出任务的完成。
2.工业生产建设所需要的物质，原则上按企业的隶属关系进行分配，同时扩大了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范围，各个工业部门的产品销售机构实行由部和国家物资总局双重领导，以国家物资总局领导为主。企业和各级主管生产的部门，都不得运用产品和国家分配的物资去搞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