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读到这段，我笑了。这对将军确实很刻薄，我都不止一次被人错认为是他。）在那些战争日子里，谈论得最多的，是不同将领的“策略”和作战计划。让我吃惊的是，格兰特将军和我谈起这些时十分直率。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待过，也认识斯坦顿部长，所以我对形势也有所了解。但当他说起下面这些话时，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要我去东线指挥，我已经同意了。我现在只是去西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我说：“我猜也是。”
“我准备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全国都会惊讶的，”我说，“因为我想大家都以为应该是托马斯将军接管。”
“是，我知道，”他说，“但是我了解这个人，托马斯会第一个同意谢尔曼是适当的人选。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场已经相当深入，我们下一步必须做的是把东部战线拉长。”
这正是他后来的做法。而这就是格兰特将军用言语表达的他的策略，我很荣幸能在后来的岁月中与他熟识。如果说有人从不装腔作势，那就是格兰特。这一点即使林肯也比不上他。但是格兰特是一个喜欢安静，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则总是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我从没有听过格兰特用过冗长或华丽的词汇，或是注重什么“风格”，但是如果认为他总是沉默寡言，那就错了。
有时候，他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很棒的演讲者，在一些场合，他很乐意发言。他的句子总是简短又正中要点，他对事物的观察出奇的敏锐。当他无话可说时，他就保持沉默。我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从不吝啬夸奖他的部下。谈起他们，他就像是慈父谈起自己的孩子。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的西线，格兰特将军开始无节制地酗酒。
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格兰特完全认可了这一出于真正友谊的行为。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很惊讶！”将军说。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这甚至成为你的下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了。”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再也不会沾一滴酒精了。”
果然从此他滴酒不沾。后来，我在纽约多次和将军吃饭时，都看见他拒绝了酒杯。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使他坚持下来，就我的经验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有些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一个着名的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合伙人戒酒戒了三年，但是，最后还是败给了这个宿敌。
格兰特担任总统时期，被指控在任命某些职位或作出某些决定时，涉嫌贪污受贿。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清贫。当时他想宣布取消惯例的国宴，因为他发现每次国宴都要花费八百美元——他的工资负担不起。在第二届任期时，总统的工资从每年25000美元涨到了50000美元，他才能够有所积蓄，尽管在他看来钱还没有制服重要。他第一届任期结束时，我知道他一无所有。但我发现，在欧洲，一些高官中间有传言说，有人指控格兰特将军在任命官员方面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指控基本没什么分量，但那些处心积虑制造谣言的人，考虑到的是其他国家舆论的效果，这对他们有利。
如今，英国的民主进程受到阻碍，因为公众普遍认为美国的政坛是腐败的，因此共和主义必定比其他任何制度更容易滋生腐败。但是，根据我对两地的政治的了解，我能毫不犹疑地说，如果新大陆的共和政体产生出一盎司腐败，那么在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相应地也会产生一盎司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君主制国家，贿赂的形式是头衔，而不是美元。两个国家中，官位都是一种普遍而合适的奖赏。不同的是，君主制在这点上有优势，因为头衔是公开授予的，不会被接受者或公众看作是贿赂。
1861年我被召去华盛顿时，我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随即就明白可能要打几年仗。因此需要长期负责的官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不能少了斯科特先生，而斯科特先生决定我必须回匹兹堡，那里太需要我了，因为政府对宾夕法尼亚州的要求很多。因此我们将华盛顿的部门移交给他人，回到了我们各自的职位。
我从华盛顿回来后，水土不服，生了一场大病。我彻底地倒下了。在挣扎着完成我的工作后，我只得好好休息。一天下午，在去弗吉尼亚的铁路上，我有了些类似中暑的症状，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然而不久这些症状消失了。
但是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炎热的天气，必须注意远离阳光——炎热的天气会使我变得委靡不振。（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每到夏天，凉爽的高地天气都是我的万能灵药。我的内科医生坚持要我避开美国炎热的夏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允许我请假，等待已久的重回苏格兰的机会来了！
1862年6月28日，我27岁那年，我的母亲，我的好友汤姆·米勒和我乘坐埃特纳号轮船出发，在利物浦登陆，然后我们立即去了丹弗姆林。这次重返故土之旅使我产生很多感触。我似乎在梦境中。越接近苏格兰，我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我母亲也同样很激动，我记得，当我们一看见熟悉的黄色灌木丛时，她大喊道：
“哦！那是金雀花，金雀花！”
她的情感那么强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越是想要安慰她，她就越难自控。而我多想拜倒在这片圣地上，亲吻它。
我们在这种情绪下到达了丹弗姆林。眼前出现的每一件事物，我们都能立刻认出来，但是一切好像都变小了，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这让我彻底糊涂了。最终，我们到了劳德姨父家，回到了那个老房间，他曾在那里教会多德和我很多东西。我叫了起来：
“你们都在这，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们就像是玩具。”
我一直认为很宽敞的那条商业街，我曾拿来和纽约的建筑作比较的姨父的小店，我曾经一到星期天就去玩耍的小镇周围的小山坡，房屋的高度和之间的距离，这些都缩小了。这儿变成了小人国。我几乎能摸到我出生的屋子的屋檐。而曾经，在星期六走去海滩被看作是壮举，现在也不过只有三英里的距离。海边的岩石，我曾在那里捡过海螺，现在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平坦的海滩。曾经的校舍，它的周围凝聚了许多我学生时期的回忆，这是我唯一的母校。还有操场，我曾在那儿玩过模拟战争，和伙伴们赛跑，现在看来都缩小了，小得荒谬。那些气派的住宅，布伦豪尔、福德尔，尤其是东尼布里斯特的温室，现在看来一个个都微不足道。后来有一次我去日本参观，看到那里小型房屋模型，让我回想起故乡的房子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里的一切都成了缩微模型。甚至穆迪街尾的那口古井，我开始奋斗的地方，也完全和印象中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地方没变。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和峡谷没有使我失望。她依然那么雄伟庄严，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难以忘怀——“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当我回来后第一次听到大教堂的钟声时，也没有失望，对此我心怀感激。
这给了我一个参照点，在教堂周围，是宫殿遗址和大峡谷，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的景物也渐渐得到调整，恢复了它们真实的比例。
我的亲戚们都极其友善，其中年纪最大的夏洛特姑妈，高兴地欢呼：
“哦，你们有一天会回到这里，在商业街上开家店。”
在她看来，能在商业街上开店就意味着成功。她的女婿和女儿和我是同辈人，已经做到了这点。对她有前途的侄子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开店已经算是贵族，甚至商业街上的蔬菜摊贩和穆迪街上的比起来，其地位也不一样。
曾经照顾过我的姑妈喜欢回忆过去，说我是个爱哭闹的婴儿，喂饭必须要两把勺子才成，因为只要勺子一离开我的嘴，我便会大叫。琼斯船长——后来成为钢铁厂的主管，形容我生来“有两排牙齿两个嗓子，比别人吃的都多。”而我对于新的工作以及增加产量的胃口也一样贪得无厌。由于我是直系家族的第一个孩子，很多亲戚都抢着照顾我，比如说姑妈。他们年纪大了后，告诉了我许多我童年时的恶作剧和妙语。
我成长过程中学了很多名言，其中一条我父亲教我的名言被我现学现用。我们从三英里外的海边回家，因为我还小，父亲不得不背着我走一段路。
他在黄昏中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点吃力了，希望我能自己走一会。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
“啊，父亲，没关系，耐心和毅力成就大丈夫，不是吗？”
尽管他费力地背着我，但还是笑得发抖。他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我确信此刻他肩上的负担一定轻了很多。
劳德姨父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他付出很多，把8岁的我培养成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姨父还是一样。他的形象没有缩小，没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常常一起散步聊天，他还是叫我“奈格”。他从没有用别的名字叫过我。我最爱的姨父，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我的姨父那么简单。
我依然觉得自己在做梦，十分激动，一直失眠，又得了重感冒，接着自然就发展到发烧。我在姨父家躺了六个星期，一度处于危急状况。那时，苏格兰的医学和苏格兰的神学一样可怕（这两者现在都温柔多了），我被放血了。
我本来就少的血都被放光了，以至于直到恢复期，我还是久久不能站起来。这场病结束了我的旅行，但是当我再次回到美国，整个航行使我恢复得很好，已经能够重新开始工作。
我记得当我回到部门的时候，被欢迎仪式深深地打动了。东线的工人聚集在一门大炮旁，当火车经过时，用礼炮来欢迎我。这也许是我的下属第一次有机会让我成为集会的主题，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关心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用这种方式回报了我的关心。工人们总是会回报你的好意，如果我们真正地关心他人，我们不用担心他们对我们的感受，因为好心有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