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费城和总裁见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他家和办公室相通的密室。他告诉我，他已经确定要去费城了，部门经理伊诺克·路易斯先生会接替他的位置。当他不可避免地提起对我的安排时，我兴致勃勃地听着。终于，他说：
“关于你，你觉得自己能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的年龄，不懂得我不应该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没有想到，别人也会认为我现在能胜任这项工作，更不用说是斯科特先生了。我只有24岁，但我那时的偶像是约翰·罗素勋爵，他曾说过如果有人邀请，他第二天就愿意接管皇家海军。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是这样。因此我同样告诉斯科特先生说：“我觉得自己能行。”
“好的，”他说，“波茨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主管）要被提拔到费城的运输部，我推荐了你去接替他的位置。他同意让你试一下，你想要多少薪水？”
“薪水，”我觉得被冒犯了，“我怎么会在乎薪水？我不是想要薪水，我是想要这个职位。能做到你以前在匹兹堡分部的职位，我已经足够光荣了。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给我发薪水，也不必给我涨工资。”
我那时的月薪是65美元。
“你知道吗，”他说，“我那时的年薪是1500美元，波茨先生现在的年薪是1800美元。我想你的年薪还是从1500起步，过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做好，那么你就能拿到1800的年薪，你满意吗？”
“哦，拜托，”我说，“不要再和我提钱了！”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升值加薪的事件，当时我的晋升还是保密的。我将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部门，而且往来匹兹堡和阿尔图纳之间的命令，现在要签的署名不是“T.A.S.”而是“A.C.”。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光荣了。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经理的命令发布于1859年12月1日。我立刻准备搬家，这样的改变让人欣喜。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处有很多优点，特别是我们在郊外一处风光宜人的地方有一所大房子，周围还有些空地，我们可以在此享受乡村生活的乐趣。但这些完全无法与回到全是老朋友和熟人的匹兹堡相提并论，即便那里又脏又乱、烟雾缭绕。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发电报，他和我一起回到匹兹堡，成为了我的秘书。
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史上最冷的。铁路的质量很差，设备的效率很低，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是建在大块的石头上，需要铁铸的轨座加以固定，而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就断了47个轨座，难怪事故发生率这么高。那段时间，部门经理需要在晚上发电报指挥发车，并外出处理事故，基本上就是什么事都要做。有一次我连续八天日日夜夜都在铁路上，处理了一次又一次事故或堵塞。在历任经理中，我大概是最不体谅下属的一个。我自己总是不知疲倦，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我要求下属过度工作，没有仔细考虑到人都有忍耐限度。而我总是随时都能睡着，晚上能在一辆脏兮兮的货车里抓紧时间睡上半个小时便已足够了。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大量的运输需求。最终我被迫组织了一个夜班组，但是让我的主管同意我把晚上的线路掌控权交给一个火车调度员却有点困难。事实上，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但是我还是指派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位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他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中是第一个。
1860年，我们回到匹兹堡，在汉考克街（现在叫第八大街）租了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当时的匹兹堡，任何精确的描述都会被认为是做作的夸大其词。烟尘渗透了一切，如果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一会就变黑了。
如果你洗完脸或是手，一小时内就会变得和没洗前一样脏。烟灰掉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区回来的那段时期，生活多少有点悲惨。不久我们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而幸运的是，那时公司的货运代理商D.A.斯图尔特先生给我们推荐了一所霍姆伍德的房子，邻近他家的房子。我们立刻搬到那里，还建了电报线，这样必要时，我能够从家里指挥整个部门。
在这里，我们展开了新生活。这里有许多乡间小路和花园，居民们都拥有周围5到20英亩的土地。霍姆伍德庄园里有几百英亩的土地，美丽的森林、幽谷和潺潺的小溪。我们家周围也有一个院子和大块的空地，我母亲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她种花、养鸡，享受周围的乡村生活。她对于花朵充满热情，她几乎从没采过一朵花。事实上，我记得有一次我拔了棵野草，她还责备我说：“这是绿色的生命啊。”我继承了她的特性，我常走出屋子，想到门边采朵花，别在纽扣孔上，戴着去城里，却找不到让我忍心下手的花。
我们搬到乡下后，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当地许多富裕的家庭在这宜人的郊区都有房子。可以说这里是贵族区，我这个年轻主管常被邀请去这些富丽的房子参加娱乐活动。年轻人都喜欢音乐，我们举行了很多音乐晚会。我听到大家讨论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话题，我定下了规矩，当我听到不懂的东西时，我要立刻去学习。我很开心每天都能学到一些新知识。
就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约翰日后成为我无数次旅行的同伴。“亲爱的范迪”成为我“环游世界”的密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对我们越来越亲切，我们之前的相识演化成永久的友谊。让我高兴的是，后来斯图尔特先生加入了我们的生意，成为合伙人。范迪也是这样。然而，搬家的最大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可敬的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年近八旬，高高瘦瘦，英俊潇洒，身体健康，举止优雅，而且是我有幸结识的人中知识最渊博、记忆力最好的一位。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高贵的老妇人，是我所见过或知道的最美丽、最可爱、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的女儿威尔金斯小姐，她的姐姐桑德斯夫人和她的孩子都住在霍姆伍德的豪宅内。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中心。
值得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似乎是那里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打哑谜猜字游戏，以及威尔金斯小姐领衔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时，他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早年（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部长。他也常常很轻松地说起他和沙皇的见面。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亲历历史。这所房子是一个新天地，我和这个家庭的交往，大大激发了我想要提高自身思想和修养的愿望。
威尔金斯一家和我唯一有分歧的是政治观点。当时我狂热地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威尔金斯一家则是倾向南方的坚定的民主党，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一次在霍姆伍德，我刚进入客厅，就听见这家人在讨论一件才发生的可怕的事。
“你怎么想？”威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给我说，他西点军校的指挥官命令他坐在一个黑人旁边！你曾听过这样的事吗？这不是有失体统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
“哦！”我说，“威尔金斯夫人，还有更糟糕的事呢，我知道有些黑人还能上天堂呢！”
我们意识到了尴尬的沉默。接着威尔金斯夫人严肃地说：
“那是另一回事，卡内基先生。”
在那时我收到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亲爱的威尔金斯夫人在编织一条阿富汗毛毯，当时很多人都问她是织给谁的。不，这位老夫人是不会说的，她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圣诞节来临，这份礼物完成后被仔细地包好，并附上了一张写有温暖问候的卡片。她叫她女儿把这份礼物寄给了我，我在纽约按时收到了这份礼物。如此高贵的夫人送的如此贵重的礼物！我几乎没用过这条阿富汗毛毯，倒是常常拿出来给朋友们看。它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一直是我珍贵的收藏之一。
住在匹兹堡时，我有幸见到了聪明的利拉·阿狄森，她父亲阿狄森医生不久前才去世。很快我就结识了她们一家，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另一种友谊，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阿狄森夫人出生于爱丁堡，卡莱尔曾做过一段时间她的家教老师。她的几个女儿都在国外受教育，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就像说英语一样流利。正是在和这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着无法言传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照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阿狄森小姐是一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颗钻石，她会承担起打磨你这颗钻石的责任。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是对我作出过最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读起英国经典文学也格外认真。我也开始注意在言行上对所有人都温文尔雅、恭谦有礼——简言之，更好地表现自己。
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还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做作。笨重的靴子，宽松的衣领，整体上打扮得粗线条是当时西部的一种独特风格，而且在我们圈子里被看做很有男子气概。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记得在铁路公司第一次见到一位绅士戴着小山羊皮手套。他成为了我们这些立志成为男子汉的人嘲笑的对象。多亏阿狄森一家，我搬去霍姆伍德后，在这些方面改进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