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者断言：如果能真实地描述某人的一生，那一定很有趣的。那些坚信了解我的亲戚和好友，可能不会对这本书感到失望吧。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确信这样一本书至少能引起那些了解我的人的兴趣。而正是这样，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多年前曾写过一本自传。该书给了我相当多的乐趣，使我愈发同意我在上面提到的智者的观点。显然，他的自传是带给他的朋友们无限乐趣的源泉，而且也会继续鼓舞他的后代，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不仅如此，一些他朋友圈子之外的人，也把他列为他们最爱的作家之一。
这本书的关键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人。该书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只是为了献给他的家庭。同样，我也想要这样来讲讲我的故事：不是在公众面前装模作样，而是讲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听，他们既可靠又真实。和他们一起，我可以畅所欲言，即使说的是些琐碎的小事，他们也不会完全失去兴趣。
那么就从头开始说吧。
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于丹弗姆林穆迪街和普莱欧利路的转角处的一座小平房的阁楼上。正如谚语所说，我“拥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友好的亲戚和朋友”。一直以来，丹弗姆林都被看做是苏格兰锦缎贸易中心。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个织布工人，他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我的名字就是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的。
我的祖父卡内基机智幽默，和蔼可亲，情绪饱满，在本地区相当出名。
他是当时那些活跃分子的首领，还是他们欢乐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的主席，远近闻名。当我14年后回到丹弗姆林时，我记得有位老人主动与我攀谈，因为有人告诉他我的爷爷就是“教授”——那是我祖父好友们对他的称呼。这位老人正像别人形容的：
“他的下巴和鼻子透出龙钟老态。”
他踉跄着穿过整个房间走向我，颤抖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是安德鲁·
卡内基的孙子！天哪，我可曾和你祖父一起训斥过那些一时失去判断力的聪明人。”
其他丹弗姆林的老人也告诉我一些我祖父的故事，其中一则故事如下：
某个苏格兰除夕夜，一个在村里特立独行的老妇人，被窗边突然冒出的一张乔装过的脸吓了一大跳。她迟疑地看了一会后，大喊道：“哦，这是疯癫的年轻人安德鲁·卡内基啊！”没错，我祖父75岁了，居然还装成爱玩的年轻人去吓唬他的老朋友。
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排除烦恼和快乐生活的能力，正如我朋友说的能“把丑小鸭看成天鹅”的心态，就是从我这爱乔装打扮的老祖父身上继承而来。我为拥有他的名字而骄傲。阳光的性格比财富更重要。年轻人应该明白，阳光的性格是可以培养的。人的身体可以从阴影走进阳光，心灵又何尝不能。
就让我们走进阳光吧，面对困难请一笑了之。而通常来说，只要你有一点哲学家的头脑就能做到这点，只要这种自责不是源于你自己所做的错事。因为这些错事会一直留着，这些污点不可能被洗去。你无法欺骗坐在内心深处的最高法庭的法官。因此，彭斯给出了人生的重要法则：“值得畏惧的是你的自责。”
这是我年轻时就恪守的格言，比我听过的其他所有格言都重要。我听过的格言可不少，尽管长大以后我会对自己的老朋友贝利·沃克承认它们都大同小异。
在我母亲的那边，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斯就更值得一提了。外祖父是威廉·科贝特的朋友，为他的《纪事报》（Register）作过贡献，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就在现在，在丹弗姆林，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斯的老人们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说家之一，也是他们认识的最有能力的人。他是《先驱者》（ThePrecursor）的发行人，这可以看做是科贝特的《纪事报》的缩小版本，而且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份激进派报纸。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考虑到了现在职业技术的重要性。在他写的东西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本他七十多年前发行的叫做《知识与技术》的小册子。它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如今对于技术教育的支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写道：“感谢上帝，我年轻时学过怎么做鞋和修鞋。”1833年，科贝特将它发表在《纪事报》上，并以编辑身份评论道：“本期的这一文章是发表在《纪事报》上关于该主题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来自苏格兰的可敬的朋友和通讯记者托马斯·莫里斯。”因此，看起来我爱涂涂写写的习性是遗传自父母双方，因为卡内基家族也热爱阅读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斯是一个天生的雄辩者，一个机敏的政治家，还是地区激进政党高级领袖——这个职位后来由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所继承。不止一个在美国的苏格兰名人拜访过我，为的是和“托马斯·莫里斯的孙子”握手。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过：“我所有的知识和文化都是受到你外祖父的影响。”而《丹弗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曾说过，他生命中的进步，主要得益于他有幸在少年时期接受过我外祖父的帮助。
生活至今，我也收到过一些恭维，但是没有什么比《格拉斯哥报》的某位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我的称赞更能取悦我。在听完我在圣安德鲁礼堂作的一个关于美国的地方自治的演讲后，该记者提到苏格兰流传着很多关于我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斯的故事，接着他写道：“当我发现演讲台上是托马斯·莫里斯的外孙，他从举止、姿态和外貌都是老托马斯·莫里斯的完美再现，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尽管我不记得曾经见过我的外祖父，但我和他长得惊人地相似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27岁时，当我第一次回到丹弗姆林时，我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大大的黑色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径直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他回来了，向我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有时让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这种感觉若隐若现，有时是我的一些神态，但是他无法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一直都注意到我身上有一些我祖父的特点，每时每刻，遗传学说都得到了印证。这是如此的微妙，连神态都可以遗传，这已经超越了生理。我被深深地打动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斯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小姐，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并有一定地位的淑女，可她在孩子们小时候就去世了。当时，我的外祖父生活条件还不错。他是一个皮革商人，在丹弗姆林从事着制革业。但和很多人一样，滑铁卢战役后的和平毁了他的生意。只有他最大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可以说是在奢侈的条件下被抚养长大，他居然还有一匹小马驹。而家里其他年轻的成员则遭遇了另外那些困难得多的日子。
外祖父的二女儿玛格利特就是我的母亲。关于她，我不太相信自己能详细地讲述。她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淑女的气质。也许某天我会告诉世界关于她的一些事，但我未必能完整勾画出她的形象。她是如此的神圣，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她——只有我可以。在我父亲早逝后，她是我的全部。我第一本书的致辞提到了这点：“致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我很幸运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一个人的出生地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让孩子产生不同的潜在倾向。评论家罗斯金的观察发现：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孩子都会受到城堡的影响。丹弗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受到了高贵的大教堂的影响，这座教堂相当于是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由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坎莫尔（Malcolm Canmore）和他的皇后，苏格兰的守护神玛格利特（Queen Margaret）于11世纪（1070）建造。大教堂和国王们出生的宫殿的遗迹依然耸立着，皮坦克里夫峡谷环绕着玛格利特皇后的圣地和马尔科姆国王塔的遗址。有一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男爵》如此唱道：
“国王坐在丹弗姆林塔上，喝着红色的血酒。”
布鲁斯国王的墓位于大教堂的中心，圣玛格利特的墓就在附近，还有许多皇室成员长眠于周围。那些出生于这个浪漫的小镇的孩子真的很幸运。这个小镇位于苏格兰福斯桥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俯瞰着大海，往南可以眺望爱丁堡，往北可以看清奥希尔山的顶峰。所有这些都使人回想起辉煌的过去，那时丹弗姆林是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有幸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一边呼吸着空气中的诗意和浪漫，一边接受历史和传统的润泽。在童年时期，这些就是他的现实世界——这个理想的世界永远是真实的。其实真正的现实世界还未来临，在日后，他会进入充满严酷现实的生活。即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早期的童年印象还依然存在。有时候这些印象会因为逼迫和压抑而偶尔消失，但它们总是会回到前线来发挥作用，鼓舞他，为他的生活增添色彩。没有一个丹弗姆林的聪明孩子能逃脱大教堂、宫殿和峡谷的影响。这些触动他的心灵，点燃他心中埋藏的火花，使他与众不同，超越他贫贱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这个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的。
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俩身上弥漫着浪漫和诗意。
随着我父亲在纺织行业的成功，我们从穆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一所更为宽敞的房子。楼下放着我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我们住在楼上，需要从人行道上外接的楼梯上楼。这是常见的旧式苏格兰房屋的特色。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奇怪的是，最初的记忆把我带回了我第一次看见美国地图的那天。地图摊在滚轴上，大约两平方英尺。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正在寻找匹兹堡、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后，我的姨父姨妈就乘船前往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此刻回忆起来，我的表哥乔治·劳德（家里人都称呼他“多德”）和我，对当时潜在的巨大危险都印象深刻，因为阁楼上藏着一面违法的旗子。这面旗是专门制作的，我父亲，我的姨父或是家庭其他激进分子在反谷物法运动中使用过。镇上曾发生一些骚乱，一队骑兵也驻扎进了市政厅。我父母双方的亲戚和我父亲在各种集会上发言，整个家庭圈子都动荡不安。
我还记得一件事，就像昨天才发生过。一天晚上，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那时有人来通知我的父母：因为组织非法集会，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被抓进了监狱。治安官在一些士兵的帮助下，在小镇几英里外的集会地逮捕了1846年，该法被废除。
他，并连夜把他带回了小镇，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的群众。
后来我们得知，群众们威胁要救我舅舅，镇长害怕会闹出大麻烦，便劝说他走到窗前，俯瞰大街的情况并请他劝群众离开。他同意了，说：“如果各位朋友今晚是出于善意而来，请抱起双臂。”群众都这么做了。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后说，“现在请安静地离开！”就像我所有的家人一样，我舅舅是个有道德的人，并极力支持服从法律，但又十分激进，一直非常向往美国的共和政体。
大家可以想象，当所有一切发生在公众视线时，私下里流传的话语有多么的令人不快。这些对君主制、贵族政府和各种形式的特权的谴责，庄严的共和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自由人民的家园，在那里没有特权，所有人民都享有公民权——我就在这些令人激动的话题中成长的。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本来有权杀死国王、公爵，或贵族，并将他们的死看做是为国家服务，是一种英雄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