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选择访问方式。采用哪些采访方式方法，也关系到投入的规模、时间、精力、构架等问题，因此，对于每一采写报道而言，均至为重要。
5．拟定采访的开头、过度、结尾方法。例如用直接进入法、斯诺法开头，还是用别的方法开头。这与访谈时间、地点、对象的特征、长度都有关系。至于结尾，也十分重要，专家们建议最好避免使用“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字眼，因为一个论点提出可能会引出另一问题或需要进一步澄清，而且，这似乎太正经古板。“简单地说”、“最后一点”等话语也能帮我们巧妙结尾。通常，留几分钟时间用作双方轻松地闲谈，使整个访问自然而又轻松。虽然我们未必一定按着这计划一一照搬，但事先的拟设十分必要。
6．设计问题。大多数记者在采访中都十分重视拟定问题，一般都要先列出100个问题，然后再浓缩到或筛选出50个问题，最后再确定10多个、20多个最重要的非问不可的问题。难怪奥里亚那·法拉奇说：准备工作的紧张程度简直就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问题的设计与采访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往往不是画等号的，埃德加·斯诺延安之行的疑问有一长串，他甚而将之写成了一节《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但他却必须将它们分划为一个个具体而又灵活的面对每一采访对象的问题。范长江也是奔着国内民族问题、统一国家之途经问题、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继续他的《塞上行》的，但他也不是僵化教条地对待它们，而是让它们与鲜活的生命、社会的现状等合着来呈示，让气息来说话。
具体说来，这里涉及问题的方式，例如开放式或封闭式；涉及问题的多寡，例如迈克·华莱士讲道：“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至少在准备好30或40个扎扎实实的问题后才去采访。我通常的办法是，在黄色的拍纸簿上先写出100个问题和所有经过研究琢磨以后我心中想到的一切。然后我开始把这些问题分类，如采访巴列维国王，我就把100个问题浓缩到50个，分成八九类，如权力问题、贪污腐化问题和年龄问题等。等到我真刀真枪采访时，我可能只用50个问题中的十一二个。”还有，别忘了任何问题都应与设计的采访角度、长度相符合，而且结论应与阅听众相联系。例如，一场火灾后，是依一般问法“告诉我怎么回事……”来发问呢，还是先问“有人受伤吗”、“是谁?”
其他的注意事项还有：
(1)只提那些有关系的问题，有无明确答案都是重要的信息。
(2)避免范围过大、过于抽象的设计。
(3)问题总要有其确定点。
(4)问题要言简意赅。
(5)避免一句两句。
(6)避免提示性问题。
(7)如果必要，在提问题时注意加入能点示时空概念的一些用语。
(8)注意问题的逻辑联系。
设立计划，理清思路，将问题写下来并按逻辑顺序排列下来，即使不循此照做，光是写一遍，就值得去尝试。
但也要特别注意，任何计划的执行都是在个别的情境中具体实施的，绝不可教条视之。美联社记者尤金·莱昂斯的经历十分有趣。有人通知他，采访斯大林的活动只有2分钟。实际情况却是，2分钟过去了，斯大林并不着急，而莱昂斯却没有更多的问题。结果，在斯大林办公室呆了差不多2小时的这位记者，却没能提出切中要害、关系重大的问题，“永远感到内疚”。另一次是获准采访伊朗国王，事先约定只允许提5个规定好的问题。几分钟过去了，问题已经展开并结束，兴致勃勃的国王却对接受采访有更多的快感，他微笑着请记者自由提问题，没有更多更充分准备的莱昂斯却不知由何谈起。莱昂斯后来写道：“就在那儿，即国王的工作室里，我庄严立誓。我暗下决心，从今以后如果再来到世界上的大人物面前，一定事先认真拟好几十个问题，准备进行一两个小时的采访——即使根据安排只许谈几分钟。”多设计几个问题总比少设计好些，华莱士的做法就比莱昂斯的行为来得科学而成熟，因为他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
多一手意味着离成功更近一步，也要求采访计划有若干适宜性。它的首要意味却是记者处惊不变的心理素质。某记者有一次向社会学家费孝通组稿，见面前，他仔细地浏览了社会学有关书籍。当费孝通先生一口拒绝记者约稿时，这位记者由于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便不慌不忙地打破僵局。他说：“这样吧，文章写不写，今天先不谈……我对社会学是很有兴趣的，也做了一点研究，有几个问题弄不清楚，要向您请教，不知道行不行?”一生热爱社会学、立志振兴中国社会学的费孝通兴趣骤涨，谈话氛围骤变。临别时，费还邀记者次日继续攀谈。第二天，费同他谈了包括新闻学与社会学关系在内的许多问题，坦陈己见，不知不觉间为记者供给了他十分渴望获得的访问材料。
四、物质准备
必要的物质准备是赢得采访成功的保障之一。假如是摄影记者，就不可以容许自己的相机中途出现故障；假如是广播记者，录音机里没电池则不会被人谅解；假如是电视记者，少了灯光设备又会怎样?
某一天，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去天安门采访某国国家元首访华的欢迎仪式，出发前带了两块电池。一般说来，一块充好的电池可供20分钟，但由于出发前并未检查电池的电量，拍摄中，第一块电池装上后，机器报警；第二块装上，拍了40秒钟以后又不行了。结果，这条极为重要的新闻只能在40秒画面之外，配上长长的解说，造成重大损失。
实际的影响与作用远不止于此。已故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罗伯特·伯德有一段价值不菲的陈述：
为了获得采访机会我费了吃奶的力气。一天夜晚我发现自己进了离第五大街不远的一幢旧式建筑，在灯光朦胧的图书馆里与爱因斯坦谈论关于原子弹的事。他刚刚在《大西洋》杂志发表了一篇强烈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文章。让我经久不忘的与其说是他对于原子弹发表的见解倒不如说是下面这件事：我那支不争气的铅笔几乎在会谈刚开始就断了。爱因斯坦有支自来水笔别在“V”型领口的毛绒衫上，我请他借我一用。他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取出钢笔，慢慢拧掉笔帽，勉强地递给我。我开始用这支笔记录，但是他向我道了个歉，又从我手里把钢笔拿走，拧上笔帽，重新别到“V”型毛绒衫上，说他要给找支铅笔。5分钟过后，爱因斯坦拿着一支铅笔回来了，但他显然被记者的行为所触怒。这里有一个工具影响采访者心境、采访氛围的问题，绝不止于简单的记录。要有一个必要的认识：在某些采访情境中，工具可以成为符号，显示更多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约翰·布雷迪写道：“不管你用什么做笔记，都要随身带着备用品。”
另一些故事讲的是物质准备使反映与有效操作同步的问题。例如，笔、本子、话筒、机器……不离手就已经是一个共识。里根遇刺时，那位唯一记录下现场声音、氛围的广播记者迈克尔·普策尔就是因提前打开机器而意外收获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讲道：“我从不离开摄影机一步——无论是办公室、洗印间、大街上还是火车上，它总是在我身旁。我和它生活在一起。当我入睡时，它就在我的床前的桌上。这样，如果我一醒来时正在下雨，我就可以在我的床头上拍摄摄影棚窗外的雨景等精彩的画面，实际上就是我醒来时在床上拍的。”
有些物质则是为了顺利地完成采访而准备的生活辅助物，例雨具、手电筒、药品急救包等。有时候，也可能涉及交通工具等。
五、发稿准备
与时间竞赛的新闻记者们当然要做好发稿的准备工作，这也是确保采访报道这系统工程全面成功的重要一环。
在重要会议报道、运动会、盛大活动等采访报道中，一般要求先看好地形、出入通道，尤其考察周边可供使用的电话、电报等方位、条件。一篇介绍《大公报》老记者徐铸成采访经验的文字写道：
那是1928年，他到太原采访华北篮球赛。那时的运动会规模小，以学校为单位参加。当时，比较有名的队是北京师范大学队、天津南开大学队。他抱着一个想法：一定要把运动会的成绩尽快发回去见报。他到太原后，立即了解比赛情况，事先做好思想准备，并到电报局了解新闻电报拍发情况，知道文字长一点的电报下午5时发出，当天就不一定能天津，加急电报比普通电报贵3倍，但下午6点以后也没有把握发到。因为太原到外省只有一根电线。下午比赛开始，徐铸成估计要爆冷门，决心在比赛结束，立即把结果发往天津。他事先做了一点布置，派一个人骑自行车守候在会场口，上半场打完，他把简单的结果草拟了一个电报稿，让人立即送往电报局。比赛结束，已近下午5点半，南开大学获胜，他立即发了一个简要的加急电。然后，回到宿舍，再写一个长电，叙述比赛的详细经过。天津《益世报》和北平《晨报》等，也派记者采访这次比赛的新闻，他们都在比赛结束后写了一篇长的电报稿去拍发。结果，当天到不了，第二天的报纸无法刊登。天津《大公报》收到加急电报，立即排版，成为“独家新闻”，这使《大公报》的订户大增。
现代通讯手段的出现，使这种困难日趋减少，但必要的意识是应有的。假如去一个山区采访，手机信号极弱，那么，去电信所就十分必要。
对于一些禁止公开传递的秘密，也需记者巧施心计，使来之不易的信息最终广为传播。
1928年6月2日深夜，一封电报由北京发往上海《新闻报》馆。电文是：“上海汉口路274号陈达哉先生：二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托郭务远先生管理。”这正是由名记者顾执中拍发的夹裹着重大新闻的一封电报。电文中的“弟”指军阀张作霖；“妾”指张的眷属；“郭务远”为“国务院”谐音。它对应着6月3日《新闻报》的独家新闻：“张作霖偕眷属今晨逃离北京”。
除了这些具体的计谋而外，发稿准备也包括事先与编辑协商沟通，预留版面，或者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沟通。 六、其他准备 采访记者同时还要考虑如下一些问题： 1．选什么地点去谈访。场合不但是一个空间，更是一种场域，影响着访谈的进行。
2．着什么装束。你不会穿一条短裤走进被访人家里，也不应穿着世界名牌服装去采访下岗职工。穿什么是你的自由，但被访问者也有权拒绝访问。
3．身心调整。不要带着一种成见去采访对方，那样获得的信息往往有问题。也不要让自己太紧张，在任何人面前，记者都是独立的与尊严的，即使他声名赫赫，一句话就能让地球爆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