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制作新闻作品。这是传播新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考验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险关，它的重要性、难度绝不亚于收集信息与选择信息的工作，在许多时候，甚至比它们更难。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同样的情报经个人化处理之后的结果是绝对不同的。制作新闻作品旁涉的因素也十分繁复，对于文字记者，则要建构理想的诠释空间，寻找必要的背景材料，将一个小小的事件置于必要的框架中处理，另外，还要选择文体、谋篇布局，斟理词语、反复修改；对于电视记者而言，则关涉图像、声音、文字、环境、背景材料、编辑加工等工作；摄影记者以静态图像语言来说话，除非他自己能独立挖掘事实的全部真相，否则的话，他要随同一名文字记者共同采访。
4．联络编辑。记者要想发出稿件，就必须经过编辑这一关。处于最前沿的记者当然了解事实的全部材料，但却容易受个人空间的制约，而显得过于个人化；相反，编辑则要冷静得多，他身处后台，在掌握情报方面必须依赖记者，却能给一线记者以客观有效的忠告。这是记者应当了解的。他应当在采写过程中想办法与编辑取得共识，尤其是在一些非限时报道中更应如此。例如，普利策新闻特稿奖作品《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就是记者索尔·帕特与编辑杰克·卡本共同完成的。卡本有了一个针对联邦政府特有的庞大和臃肿进行报道的想法，索尔·帕特与他有一样的愿望，帕特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调查并写出了这篇8500字的文章。一稿经过了双方协商后进行适当修改，卡本说帕特在第二稿中便确立了报道思想，并最终拿出了一篇几乎不用修改的作品。帕特有他高明的“超然的幽默”，这一点赢得了他的编辑卡本的赞赏，他们之问十分和谐，为此，成功十分自然。彼得·内尼尔森是另一位获普利策新闻特稿奖的记者，在他计划完成对波音公司的采访报道之前，他给了他的编辑一个详细的计划，并提出了按“纪德风格”去报道喷气式飞机的问世，最终，他的《让它飞起来》幸运地获得了成功。q)
编辑同时还有义务完成如下任务：(1)使枯燥、冗长的报道变得有趣而简明；(2)纠正稿件中的各种错误；(3)检查和校正有关事实和重点；(4)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5)预防发生诽谤和其他法律问题；(6)维护和提高媒体声誉及形象……记者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就应该与编辑有较多的沟通，使每一个错误或缺点消灭在无形之中，否则，这些拦路虎会毁掉一篇可能成功的新闻报道。
但必须说明的是，与编辑保持联系并不意味着依赖编辑、否定记者的独立性。这里所强调的是在使稿件社会化的过程中沟通的重要性。
5．其他工作。记者的工作职责绝不限于公开报道，他可能是某一社会问题的有力推动者，例如中国摄影记者解海龙就以他的《大眼睛》系列照片掀动了改变中国社会教育格局的“希望工程”；他也可能是培育新生力量的“导师”，走上课堂或培训基地，为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的养成做点什么；他也可能执笔去撰写那些不宜公开见诸媒体但绝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参”，发挥他“铁肩担道义”的职责；他也有义务为媒体撰写评论，借理性的力量来批判文化，参与建设。
记者的职责绝不止于此，倘若置放于历史的大空间中思索，则要复杂而艰巨得多。这正是人类设计这一角色的深刻用意!
记者是肩负着亲历瞬间并将之迅速、准确报告使命的一群，他们是“现实的历史学家”，他们是人类良知的一种基本载体。当代最博学的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就曾说过：人文科学就是一种记忆官能，一种对人类文化的记忆官能。有良知的学者就应该坦诚报告，他不应该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来迷乱人的视线。“他们是一群专职的记忆者，记住他们的同代人们希望忘却的事情。”
记者为此也给自己选择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在许多情况下，记者不被作为知识分子来看待，这是一种误解，也是新闻事业形象受到污损后的负面效果。事实上，记者能体现出纯粹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关切意志。米歇尔·福柯对知识分子问题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将知识分子区分为两种类型：“普遍的知识分子” (univei salintellectual)和“专门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普遍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携带者，是全人类的意识和良心；“专门的知识分子”则不通过普遍的、范例性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是在特定领域(例如医院、试验室、大学)发挥作用。“普遍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作家，他们的活动是写作，他们有神圣的面貌。他们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形象：公正的人和执法者。“专门的知识分子”则来自于另一种形象：专家与博学之人。福柯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的界限愈加模糊，或者说，“普遍的知识分子”的神圣地位日渐退化，“专门的知识分子”可以经由反思靠近“普遍的知识分子”。我们所做的分析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记者在当代知识分子体系里的地位，他们有充沛的社会良知与热情，又在具体的事项中表现自己，属于技术型的一类，可以说，他们是综合的知识分子，融汇着“普遍的知识分子”与“专门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传播学家迪安·奥布莱恩(o，Brien)发现，对真实经历的追寻是新闻报道的核心：“新闻工作者们同样在搜寻真实，他们从一个新闻源、事件和现场赶向另一个，力图穿越前台地带‘演出的真实’(新闻发布会、政府新闻通告、伪事件等)，以到达真正的后台地带。”法国学者米歇尔·斜塔也写道：“他们的梦想是尽最大可能去接近人和事的真实。”为此，就不应仅限于报告资讯，“还应当去解剖现实，揭示被外表掩盖的真相”。怀疑是他们的秉性，“乌鸦”是他们的最闪亮的标志，他们的历史使命实在重大。他们要穿越“偶然与表象”，直驱历史人生。卡尔·雅斯贝尔斯说过：“凡是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仅仅以现代精神来理解，它关系到千百年来人类的表述问题。”“因此，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所面I临的重大任务就是对真理的基本格式塔予以再现，使它在每个人的自我原初理性中找到回声。”如果我们能够将弗洛姆等人创立的“健全的社会”意识、罗洛·梅的“关切意志论”与这里的“对真理的基本格式塔予以再现”相联系，我们便会对所谓的历史中的“相似图式”有实质上的理解。因为，在人的原始生命力中，追寻完满的意志永远是存在的，这就是人性的伟大力量之一。人类总要与一些偶尔的现象做斗争，因为它极易将人们引入迷恋现象的歧途。这正是现代批评家们抨击新闻文化降低人类品格、异化人类本性的基本理由。在诸如“数据新闻”、“新新闻主义”的表现中，人类多少又找回了从前赋予新闻的一些期望，在这些“新”的形式中，作者放弃了所谓的“时效性”、“切近性”、“重要性”，而将心思放逐于普泛的社会之中，让它们在流浪中感念体验社会人生，最终获得的是“新新闻主义”旗手汤姆·沃尔夫所说的：时代的气味。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叫做“气味”的东西的确很虚，不如那些“故事”来得有力。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否认新闻合着事实现象的特性，但我们也希望人们能从这“合着”的形式上作灵活的处理，而且，要结合着新闻根本的使命来读解。倘若能有一个“人生采访”的意识，则绝不会如此蔑视“气味”之价值，因为“设计”新闻传播业的根本企图就是了解当下的命运处境，而单纯的事实只能合着气味才是立体的状态表露。
传播的最终目的绝不在于让人知晓，这是整个行动中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引发行动。
这其中首先包括反思。许许多多的“进步”是“伪进步”，例如设计出一种金箔挂历，另外一些“进步”却在喧闹的背后掩藏着危险……这些问题是当事人可能忽略的，但却是记者要热情关注的。他要由选择、组织、传播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方案及既有成果作出冷静的“回头观”，并给这种反思一个历史性的空间，叫他们冷静，叫他们清醒。还有一些也许我们并不以为然的变化却正在悄悄或急促地改变着我们，例如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一场地震、火山爆发、战争……因为不被我们直接感知，也就自然地远离我们的思考。新闻记者要以他的大眼光、人类意识，将它们报告于目前，让我们观，让我们思。
更重要的是行动。新闻传播就是要以它的力量来导人类于正途，使我们不必要付实践中失败的代价，且学会一些必要的技巧，选择合理的途径。在这一点上，记者们享有任何一个其他职业都不能得到的条件与好处：他们是自由出入一切领域的精灵，反过来也影响一切空间里的变革。威廉·亨利(williamA．HenryⅢ)说：“多年来，就在人们对武力虽然残暴但却能屡屡奏效的事实倍感困扰之时，在20世纪革命开展得最为广泛的那些岁月里，一个也许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却是，在几乎每场冲突之中，最为有力的武器却是摄像镜头。尽管在许多国家里，军队总是高高在上，但在面对电视画面所代表的表象性力量时，他们却也不得不经常站到一旁或是被迫撤退。”亚瑟·克拉克说：“我们正在建设堪称人类的神经系统。无论如何，这个系统终将把人类连成一个从前无法想象的整体。”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所有的社会化制度，新闻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人类生活内容因它而呈现特定的结构；它影响着两性之问的认同建构；由于创设议题的关系，它最终地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由于以正义之名所做的大肆批判，它驱赶邪恶于大道之外；它能影响家庭关系，也大举发挥着政治指导策略的功能；我们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些文化制度，如体育活动与流行音乐，也纷纷为其控制。
记者的历史使命还有许多，例如，他要在公共文化中为未来的人类社会走向作出预测，使当下的社会行动有了可靠的基础；他也要以他永远的理性来校正一些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使知识者的榜样随时发挥作用；他要使每个人在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他要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启示”，是开向广大的宇宙的一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