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是杜甫悼念诸葛亮的诗作。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先生，三国蜀汉丞相，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曾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隐居，经刘备“三顾茅庐”，方才出山辅佐。根据他的《隆中对》，在联孙攻曹，取得赤壁大捷后，又乘机占领荆、益，建立蜀汉政权。蜀汉建兴元年（223）封武乡侯，通称武侯。刘备死后，他主持军国大事。在平定南方后，又对西南各族采取和好政策，促进了边缘地区的开发。而后北伐。蜀汉建兴十二年（234）病死。遗作编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
1928年3月，毛泽东在中村得到了湘南起义失利的消息后，便立即率领部队，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离开中村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又见，朱永来：《寻淮洲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虽然每个人并不是很优秀，但几个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了。比如人多智慧多，有事情大家商量，就能想出好办法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这句俗语。1928年3月，袁文才、王佐奉命下井冈山，接应湘南暴动的朱德、陈毅部队及湘南农军上山。临行时，王佐向毛泽东说：“毛委员，你就放心吧。你不在，还有党代表和我老庚（指袁文才）呢。你不是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吗？到哪里打仗都是一回事，没有嘛格了不起的事。”（黄仲芳、李春祥：《王佐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据贺子珍回忆说：1929年前后，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
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粤赣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有次和战士讲刘备三顾茅庐故事。他说：“诸葛亮鞠躬尽瘁，非常出色地干了二十七年，他成了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毛委员曾经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就能把湘粤赣边建成千成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刘普庆：《蔡会文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川西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毛泽东一看到，立即前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部队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他又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他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刘答：“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爱打破沙锅问到底：“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问题刘伯承可没有注意，他被问住了。（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诸葛亮七擒孟获”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至九十回。它记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三年（226）率军南征，对孟获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曾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释放，而令其信服。又，“七擒孟获”和孟获此人均不见《三国志》，仅见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孟获，系当地民族领袖。另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他后来还在成都蜀汉中央政权做过御史中丞。
小叶丹，彝族头人，后被红军任命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长”。当时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与他加强友谊，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据温济泽回忆：在延安上党建课时，教本上第一课，就讲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毛泽东加了眉批说，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毛泽东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党和党员都看做不能离开水的鱼。（温济泽：《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见《缅怀毛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6页。）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里谈到知识分子时，又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里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中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
公孙胜、吴用、萧让，都是小说《水浒传》里的梁山聚义头领。公孙胜、吴用任副、正军师；萧让善写字，任起草文书等一行事务。
亚里士多德（前384一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工具论》等。
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
周公旦，即姬旦，周文王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因封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佐周武王伐纣，又辅周成王（武王子）治理国事。因建立奴隶制各项典章制度，被称为孔子前的大圣人。
刘伯温（1311—1375），即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他博通经史，才识过人，是民间传说里的诸葛亮式的军师人物。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选举问题对中央委员们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10月25日和27日撰写了《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两条消息由新华社发布后，于当天又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评论中，毛泽东写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现在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天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二条妙计。”评论广播之后，傅作义的军队一枪未放，便惊惶地撤回了北平（今北京）。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回了北平。一纸书就吓退了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唱京剧很有意思：“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本是卧龙冈……”（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两种命运的决战》（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348页。另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三顾茅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和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内称东汉末年，刘备经徐庶举荐，与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重振汉室，共图大业。诸葛亮深受刘备感动，出山襄助。
“三顾茅庐”，典出诸葛亮《前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现用来比喻诚心诚意邀请别人。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民党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毛泽东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蒋是搞码头，搞宗派，他是必然要失败的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努力把国家事情办好。”（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编：《呼和浩特史料》（第5集），1984年版，第82页。）
“开诚心，布公道”，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后成为成语“开诚布公”，即以真心实意和公正无私相待，意思就是诚恳无私。
“集众思，广众益”，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董和传》，“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后成为成语“集思广益”，集中群众智慧，增多有益的意见。
1953年，毛泽东强调，要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锻炼部队。他说，战场就是学校，司马懿打仗是练兵，七擒孟获也是练兵。（《红日照千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赴南方巡视，来到郑州。在听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特别欣赏脚踏实地并善于调查研究的同志，也经常告诫干部们：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1953年8月，贵州匪患已基本肃清，惟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然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诈，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恢恢。通缉令发出后不久，剿匪部队终于将她缉拿归案了。当时，贵州军区党委把程的情况上报到了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一下，留待归国后处理。8月中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到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指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刘光荣等：《毛泽东的人际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1956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初，越隽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邰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卷七十一，《魏纪》三）批语：“初战亮宜自临阵。”
同期，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卷七十二，《魏纪》四）批语：“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1956年，毛泽东在列车上，一边吃饭，一边听他喜爱的京剧。据王爱梅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毛泽东听的是张学津唱的《借东风》那段唱腔。他听得很入神，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听得很有兴趣。听完唱片，我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非常赞叹，也非常喜欢张学津的唱腔，对他说：‘张学津唱得真好。’毛泽东说：‘京剧是有韵调的，这是什么板眼你知道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扳着自己的手指说：‘这是二黄导板回龙。’又扳着第二个指头说：‘还有二黄原板和二黄散板。’我点点头说：‘主席，其实您比诸葛亮高。’他好像从《借东风》的思绪中回到现实，慢慢地‘哦’了一声问我：‘怎么个高法？我怎么比诸葛亮强啦？’我说：‘您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和诱敌深入战术，不都比诸葛亮高嘛！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不都是您指挥的吗？’毛泽东摆摆手对我说：‘得，得，这次聊天你胜啦！’我听后得意洋洋的。他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用手指着我说：‘小鬼，下次聊天我还考你京剧。’”（《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2期，第5页。）
